【摘要】：科学无禁区，中国社会科学界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特别是针对邓小平理论当中的政治体制改革设计进行实事求是的探讨，为中国的改革发展见仁见智，贡献力量。政治体制改革的主线是执政党和国家政权政府的关系，“党政不分”的话语前提是政党与政府已经是机构和结构雷同的社会存在，政党已经不是社团党派而成为“官本位”的政权载体，使得“党政分开”这种逻辑悖论作为不符合政治学常识的提法成为政治领袖的权威说法。从此出发进一步结合政治改革直接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事实，深刻反思邓小平的“党政分开”改革方案，对比毛泽东的联合政府策略，结合宪政民主目标定位，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

【关键词】：党政分开 官本位 政治现代化 党政不分 宪政民主  联合政府

【正文】：                       序

邓小平提出“党政分开”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是为了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而“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根源是“党政不分”，于是要针锋相对的进行“党政分开”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对此，中国的专家学者没有发表反对意见，因为根本就没有认真研究“权力过分集中”和“党政不分”的表面原因是“党管一切”、“执政党的一元化领导”，实质却是共产党的组织体制已经不是社团，而是官府体制结构，执政党在官场迷失了自己。更有甚者，执政党的一些势利之徒一心一意要当官，完全把共产党变成是“官本位”的权势集团，认为不当官就生存不了，就活不成，更谈不上发展。因为，在以武装斗争为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是处于秘密或半公开状态的在野党，目标就是成为执政党，就是要当权当官。在那种敌强我弱的悬殊力量对比之下，血雨腥风、险象环生的斗争环境，以及军事斗争的特点，都要求共产党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指挥模式。新中国建立初期，又需要集中人、财、物力，医治战争创伤，巩固新生政权；然后又照搬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使共产党在战争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得以进一步强化，终于造就成今天这种金字塔形的中央集权领导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干部管理体制。特别是在贫穷落后的中国现实面前，需要“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的职业革命家，从而需要干部终身制，要求一辈子当官当到死。客观地说，毛泽东同志是主张民本位，反对官本位的。他反复强调：“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转引自《做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载《人民日报》1967年7月4日）他多次带头减薪，他主动放弃大元帅军衔，他要求将军下连当兵，他号召干部参加集体劳动，他临终前确立的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构是最精干的,甚至把一大批干部下放到农村去。令人惋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官本位却日益强化，官僚集团成为改革的主力军，人民大众不仅仅是被动的参与改革，而且是改革开发政策巨大代价的支付者，承受改革开放的现实压力和挑战，却让官僚集团及其企业利益集团成为改革开放成果的强势占有者。这就是2012年1月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调查研究的中国当代三大利益集团激起官僚与民众矛盾的现实，也是2012年1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调查研究报告指出的既得利益集团阻挠中国改革发展。

按照现代政治学的常识，政党是政治主体，政府是政治大厦，只有政治主体进入政治大厦来运作执政，才能够有活生生的国家政治生活。如果政治主体与政治大厦分离，国家政治上层建筑就瘫痪了。所以，党政合二为一才是正常的，党政分开就是荒诞不经的悖论。但是，中国共产党不是这样的现代化政党，而是一个起源于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元始天尊”，首先是政治主体，然后是创建中国政治大厦的开山祖师，自己首先就是政治框架的建筑师和示范者，必须从自己的组织机构演变出来新中国的政府结构和政权机器。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党政不分是先天性的利弊共存双刃剑。从军队体制为本位的战争状态“军事化”共产党，到和平年代的“政府化”官本位的共产党，都是演绎着封建主义中国的皇帝打天下“套路”，首先是军队模式的核心力量之领导集团，然后就是建构国家政权的皇帝派系及其开国元勋队伍，形成国家政权框架，实现改朝换代目标。如何突破这种封建主义桎梏？市场经济及其民主法制建设是必然的发展道路。这是一个从量变逐步走向质变的辩证过程，中国共产党从邓小平开始的“党政分开”之类改革，在本质上乃是党政机关分工合作的量变，需要达到一定的经济政治高度，才能进入质变的境界。不像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分开是真正的实施党政分离分立，在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使得党政机关脱节，造成国家政治失控，发生社会动乱。因此，中国的微调形式稳健政治改革是可取的务实政策，保障了中国的政治局面在世纪之交的二十多年间一直使得中央控制能力不被削弱，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探索和逐步深化。前苏联共产党欲速则不达，走向了反面教材的悲剧角色，而中国共产党的稳健更需要远见卓识，务必看到自己政治改革的严重局限性，必须因势利导对自己的封建主义展开自我革命。

中国特色的“党政分开”，作为党政机关分工合作，实质是党政机关依然共同享有“高于”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利，其实就是在立法、司法、军事、官僚任免权与国家经济事务权力两大板块的当权角色上进行适当分工分开，并不是真的如同当代政治学及其共和国权力制衡架构中的执政党与国家政权大厦之间的分开模式。中国特色的党政分开，在各个领域已经使得党委“一把手”权力过分集中，甚至不受约束，从而导致陈希同和陈良宇、刘方仁等人成为贪官污吏当中带动贪污腐败现象群发窝案的典型，迫使我们认真研究权力腐败的深层次渊源。     

这种现象在官场生成市场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现实中，通过上行下效的示范效应，已经形成了官吏以权谋私的普遍化，公款吃喝成为官场潜规则。更有甚者，从股票市场到工程承包、文物书画、房地产权和美元英镑，直至官僚群体抢占老百姓的经济适用房，由地方政府出面在经济适用房地产开发中为官吏新建别墅豪宅，侵占人民利益还不被党纪国法追究贪污腐化和侵占巨额财产的犯罪责任，更不受人民监督和新闻媒体调查。例如郑州市房地产管理官僚面对记者询问官吏群体侵占经济适用房时，反而责备记者和媒体：“你是替共产党说话呢，还是替人民说话？”言下之意，就是我们官僚都认为共产党和人民的利益不一致，我当贪官污吏乃是为了共产党，是在替共产党来占老百姓的便宜！你这当记者的人应该实事求是的承认共产党代表官僚利益而与人民利益不同，为什么还要为难我们当官的人？你们记者和新闻媒体也是共产党的喉舌，就应当支持我们官僚吞食老百姓的利益！

由此可见，中国官吏的官本位意识是直接压迫剥削人民的，必须坚决消灭终身制官僚这种一生都生活在官场的固定群体，防止形成反人民的官僚集团。并且，因此形成官民两大对立阶层等级，发展成为特殊的阶级斗争，使得官僚阶层占有人民的利益。从而，直接危害共产党的生存基础，出现执政党的腐败及其和平演变。

适应中国共产党今后一段时期政治改革现实的路子，是加强党的建设和对国家政治局面的控制能力，但不是垄断行政权力的大包大揽之类固有模式。深化党政机关分工合作的改革，需要共产党逐步退出民怨沸腾的行政第一线，牢牢掌握立法、司法、军事权力，直至共产党全力以赴引导并且培养带领人民及其多个民主党派，以全民公决为基础形成立法权的民主可操作性以及司法独立的可操作性之际，再由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竞选进入政府，展开不享受立法、司法、军事垄断权利的执政工作或者称为执政党。

在此之前，由共产党主动组织民主党派成立联合政府，但是不再象现在这样垄断整个国家的一切权力而应该被称为政权党，不是以当官僚为第一目标的官本位政党。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并不是现代政治学所界定的执政党，我们长期以来习惯性的称呼共产党为执政党，乃是一种对共产党实际权力的贬低或者低估，更是容易造成学术研究失误与偏差的陷阱。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从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脱胎换骨产生出来，而是起源于衰弱的封建帝国，相应的共产党及其社会主义运动在当今历史上的贡献，就是让落后的农业国家快速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工业社会，并非虚幻地实现了共产主义的“穷过渡”。所以，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掌权党派在本质上是皇帝党，不是执政党。它是远远高出了政府对应的执政党范畴，是一个立法党派、司法党派、财产权党派和国家武装力量党派，这种全权党派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权力垄断组织，而市场经济却注定了必须高度分权，特别是主权在民，而非主权在官场。

自古以来，政治斗争的归根结底目的都是获得经济利益，财产所有权总是整个社会的根本权利。宪政民主前提下仅仅拥有行政权的执政党，是不具有国家财产权的，亦即它的官僚不能以其政治权利占有公民经济适用房。但是，中国的官僚不是这种执政党官僚，而是掌握国家财产权的皇帝党或者地主党、终身制权钱结合官吏，是一生都不会具有老百姓身份的特权阶层，完全可以不知民间疾苦，只要能在官场争权夺利即可成功。这种情况下，国家征收房产税有利于使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更加回归本质，使得老百姓打工的工资透明收入与官僚奸商灰色黑色收入以及政府给予官僚特殊福利收入的比较更趋于清晰。官僚奸商灰色黑色收入总是要以物化财产为主要存在方式，例如衣食住行的消费品，特别是房子、车子。其中，最突出的是房子。因为，包括高档奢侈品在内，都需要摆放到特定住宅或房间，住房的产权是最能体现个人收入水平的标志。当然，城乡结合部农民的300平方米住宅与官僚富豪的300平方米住宅还是有着重大区别的产权，农民要拿出300平方米的大多数来出租获取养家糊口的生活费，农民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及其福利与官僚富豪根本不能相比，因为他们当中有的人已经没有耕地，出租房是基本生存的经济来源。对比之下，官僚和富豪的300平方米住宅，就是个人家庭的完全享受空间，加上他们的商业化巨额保险、包括远远高于老百姓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水平，就要求针对拥有不同总量财产权和保险的人们，包括在中国拥有房产的外国人，要征收不同数量金额的房产税。通过这种征收税费的方式，遏制洗钱犯罪，澄清官僚奸商灰色黑色收入，预防犯罪，增强劳动致富和合法收入的荣誉感。

古今中外的事实证明，拥有国家财产权的政府及其当权党派是与没有财产权的执政党不同的社团，是一个给定的特权统治阶级，其官僚的第一冲动就是谋求财产包括个人享受的物质条件，所以官僚与民众的最大差距首先是经济收入，中国老百姓从政府官方听到的公布全社会工资水平总是高于一线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太多，官僚及其企业管理者的工资要高出一线劳动者的工资10倍左右，甚至100倍以上，例如国有企业总经理年薪50万人民币，而一线工人全年不到5万，即每月不到4000元工资，2010年中国上限大城市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每月不到1200元，最低生活保障每月不到600元，官僚与民众的收入差距不能等闲视之。官僚往往也是奸商的持股人，当官也是发财致富的快车道，因为官方本身就是获得经济文化利益的最大资本势力。自从1982年海南官僚集体走私30万辆皇冠小轿车以来，走私大案都有官僚背景，厦门、湛江的成品油走私百亿元以上大案都以高官军警首长为靠山。中国各级政府的融资平台就是土地、矿产资源、粮油食品蔬菜等等物价上涨和股市、房价乃至一切物价的操盘手，股市兴起并且暴利时就有各级党政领导和要害部门、重点岗位的实权官吏获得贿赂的大量原始股权、股票，房地产兴起时就有一大批各地官僚巧取豪夺三套以上房产，房产税必然爆出大批官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以及房产评估黑幕。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2009年10月在月度经济形势分析会上透露，由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制定的收入分配调节方案，要作为国家刺激消费、启动内需的重要措施，因为中国30多年来全面的公民收入差距扩大化趋势，从1988年到2007年，10%收入最高人群和10%收入最低人群的收入差距，已经从7.3倍上升到23倍，而且还在持续扩大。两极分化必然激起社会不公平，滋生社会矛盾斗争。这是对改革开放成败与否的严峻考验，衡量标准就是“为人民服务”和“共同富裕”，关系到共产党是否代表人民利益的大是大非。

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社会财富整体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发生两极分化，实际上是把过去短缺经济潜伏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显示出来，需要我们从政治经济学的深处来着眼国家体制大局，剖析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本质。国家所有制企业产权和集体所有制土地产权，虽然是我们在今日中国从事商品生产的第一权利，但却不是商品经济的直接产物，而是在大讲消灭商品经济的推行共产主义公有制的情况下，为了政治理想和政治路线来设计的；特别的，这种产权是以超经济强制来生成的官权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表现，是财产化的革命暴力，相应官吏就是这种财产权及其特权暴力的人格化。这种本来就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财产所有权总是以强权作为它的灵魂，凡是掌握它的人都能以权谋利益，包括以权谋私，巧取豪夺它所制约的民众权利，形成官僚公共权力对民众利益的侵占和剥削。比如，30年来城市征地拆迁的暴力行径令人发指，2010年春天西安媒体报道一个拆迁队长说地痞流氓是政府征地拆迁的先锋队打手，不狠心捞钱的拆迁队长10年也要赚900万。最突出的就是公有制成为无人承担集体经济损失赔偿责任的无人所有制，只要拿到行政权就得到了可操作的财产权。这在当代中国农村出卖土地、实现城镇化的交易上，就直接颠覆了公有制土地处分权利的社会公正性及其可操作性，使得官僚权力能够直接获得经济利益，从而批量滋生官僚腐败贪污。这种直接建立在强权暴力基础上的财产所有权，最大的缺陷就是界定模糊，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定量化公平交易，使得公共权利持有人和执行权力人不受公众的有效约束，并且没有可操作的有效法律制度来及时约束这些特权者，从现实中决定了官僚成为公有制财产的实际主人，而人民成为被动承担责任的受害者。此时此地的农村村民委员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就比任何地主老财、土豪劣绅都更有土地权利并且不承担责任。

在这种大背景下，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农村民主选举的结果竟然是农民选出的村民委员会主任成为土霸王？甚至，西安市的城中村和其他地方的不少城市郊区农民为了竞选当上村民委员会主任而斥资百万元收买选票或者买通黑社会势力手握大刀凶器夺取选举结果？难道中国农村不敢实行民主？”这使人不能不想到北洋军阀的民主选举和宪法，说明民主并非不要条件的随心所欲，公民本身的基本条件是否适合民主？民主本身的程序和制度是否完备可行？究其根源，首先是公民有没有基本的财产权，亦即农民个人没有法制化的土地所有权，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如同中国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都是农民或者公民不能拥有个人所有权来合成公有制产权的一种行政化的超经济强制所有权，一旦当上村民委员会主任，就能拥有集体土地的可操作所有权，就是农民的主人之真实地主，就能在上级行政机关支持的占有土地之征地拆迁中作为不承担个人风险的大地主，来获得土地买卖收益。同样，在中国的资本市场或者股市里面，作为中国股民，无论你持有多少中石油股票，或者你联络中石油股东大会形成共识，你也没有权利任免中石油董事会，更没有权利更换其总经理等等整个管理层而要求降低其高薪、高福利和奢侈消费之类弊病。只有中央政府下命令，才能解决问题，因为它是国有企业，是行政化的产权。现代政治学在国家政权的人民主权概念上，是要公民在经济上有当家作主的实践，相应上升到政治领域要求全民公决宪法等，公民个人拥有法定财产权，并由此出发要求依法约束国家公共事务管理权即行政权（或者说执政党的执政权力），并不是由执政党恩赐给公民财产权，然后作为救世主来让公民选举执政党称王称霸。如果公民没有这种可操作的宪法权利，甚至公民的这种权利是被一个掌握生杀大权的救世主性质的政治军事集团赐予的，那么人民的任何选举都是暴力的玩笑或者装潢。因为，没有真正宪法权力保障的公民，只不过是现代版本的皇家奴才或者封建臣民。所以，北洋政府的宪法及其大选，都是一种强奸民意的闹剧。这里真正重要的是国家行政权成为僭越人民主权的暴力强权，整个国家权力体系失去了人民当家作主及其经典表现之宪法权威，官僚集团对社会的管理权作为压迫人民的暴力特权而成为真正在这国家当家作主的权力，即当今皇权。在这种现实社会，宪法保护不了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生命，就很正常。可悲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对中国农村、官场乃至全社会的当代民主选举的研究，都没有站在整个国家土地产权行政化，以及在这个国家实际当家作主权力行政化的高度，来透视社会主义国家权力行政化的重大问题，导致了很多解释不通的疑难问题，弄不明白“为什么选举难得公正？特别是公民为什么不珍惜自己的选举权？”实际很简单，那就是公民知道这个国家的决策不是靠选举，而是靠军队警察暴力，选举权和财产权都只能龟缩在暴力行政权的脚下。这也使得中国法律、法制、法权形同虚设，一方面是呼唤依法治国，佘祥林赵大海死刑之类冤假错案、警察刑讯逼供打死丹凤县中学生之类执法犯罪案件骇人听闻，急需法律人才改革政法机关，大量开办政法院校，每年有50万相关专业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另一方面法律机构的公信力在下降，“法律无用论”在蔓延，行政执法（例如城管执法、拆迁执法）往往执法犯法甚至打死群众，钓鱼执法、警察偷拍违章等等违法执法行为层出不穷、花样翻新，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6月发布大专院校专业设置和学生毕业就业情况多年跟踪调查研究报告指出“失业率最高的专业是法律，就业率最高的是工科”，原因在于法律学生就业依靠党政机关，而党政机关偏偏不重视法律，因为党政机关不是依法办事为第一，而是官场潜规则为第一，不需要法律人才的依法办事来捣乱，没有必要使用法律人才取代贪官污吏，只要埋头建设的理工科专家类别的人才。

西方民主是从“羊吃人”的城市化开始发展的，中国的“楼吃人”也是城市化蚕食农民权利的过程。但是中国的城市化没有工业化的强劲支持，是脱离了当代中国适应性先进生产力发展管道的畸形扩张，与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城市扩张没有实质性区别，共同表现为富豪官商勾结坑害农民，侵占土地，滋生出来一大批贪官污吏和黑社会势力。城中村农民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主任在土地买卖中获得远远大于农民利益的收入时，村民委员会主任的上级党政领导就能从房地产公司等等机构获得更大利益，以至于官僚家庭占有三套以上住宅的情况十分普遍。国家征收房产税，和实现房屋产权实名制联网通查，不仅能够保障土地房产作为人民安居乐业的基本条件，而且防止这种垄断造成的贪污腐败，特别是从经济生存领域威胁公民政治权力的正常行使，避免把城市的外来务工者持续当成二等公民，剥夺劳动者的当家作主权利。在这种意义上，政府全面普查土地和房产数量及其分布情况，如同工业、人口普查的基本资源摸底统计数据一样重要，有利于国家的城市化正确决策及制定房地产调控政策，更是廉政建设和清查贪官污吏的党风政风等政治建设及党建课题，甚至是预防和遏制犯罪、特别是打击黑社会势力网点及绑架、勒索窝点的治安需要。如同银行存款实名制有利于打击洗钱犯罪一样，房产及个人财产权和家庭情况受到官方与合法社团、公民的依法监督，更利于官僚公布财产之类政治诚信建设和反贪污贿赂工作。这样才能真正保护民生，保障土地和住房这种一旦拥有即获垄断性的稀缺资源成为社会公平的标志，尤其是不再浪费土地和侵蚀耕地造成粮食短缺。

列宁主义有一句名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邓小平理论有一句名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中国，在江泽民的中央讲话里面还强调指出：凡是剥削别人的人，就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随着私营企业老板成为劳动模范，特别是成为中国共产党员，甚至党员干部家庭拥有私营企业或者持有股权股票，共产党的人员构成，就越来越复杂。应该说，在中共政权建立之后，特别是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为了巩固政权基础、扩大社会影响，共产党必然在更大范围、更广层面发展党员、建立组织。而社会各个阶层、集团，也将加入党的组织、参加党的活动作为提高政治地位、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积极投身到党的事业之中。党员队伍的壮大和党员成分的变化，有钱人要比穷人更容易加入共产党，这就必然使党内的利益要求更加复杂、利益冲突更加频繁。“政党谋求壮大，而壮大必然带来分歧”，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人为地否定和压制这种分歧的时候，它不会真正消灭，而是以隐蔽的方式存在、以消极对抗和秘密争斗的形式表现出来，既不利于有效协调各种关系、维护党员群众的正当权益、调动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正确处理各种内部矛盾，甚至会出现“肃反”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要承认党内各种具体利益要求的客观存在，允许利益表达公开化、集会结社合法化，鼓励支持具有不同利益要求的党员群众组成各种政策团体，按照制度化、程序化的途径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消除隔阂，促进合作，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帝国制度确定皇帝就是政权代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建立的农业社会基础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能因为名称的革命性就超越了历史的客观规律，所以执政党就是皇帝党，乃是不可逾越的历史局限性。当然，皇帝党及其帝国意识在改革开放的进步中已经不断改进，现在应该说变成为逐步摆脱封建羁绊的“政权党”----独掌国家政权，既具有表达民意、提出政策的功能，又具有制定和实施政策法律的功能的政党。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作为政权党，政权得失与否与其命运息息相关，只有夺取政权、掌握政权才能取得合法的地位，才能实现政治理想、政策目标，未能取得政权或失去了政权必将处于“非法”地位，遭到“合法”政府的剿杀。共产党为政权及自己使命在此设定了一个前提：政权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结果！亦即：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这就是说，阶级斗争理论，仍然是共产党的第一理论。在这种政治格局里面，不允许第二个政党再和共产党一样坚持阶级斗争理论及其执政党理论，各个政党之间在此没有和谐与双赢，只有霸王和垄断。这是因为，中国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没有缓和、只有连续激化或者紧张状态、甚至冲突隐患，来迫使共产党以不能改变的无产阶级专政，来面对市场经济发展局面，不能是把八个民主党派发展成为与共产党一样的为人民服务、实现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的执政党，而且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及其阶级存在的消亡还太遥远，从而没有在当代谈论相关暴力政权消亡的可能性，如同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包括消灭国家及其政权执政党的目标还太遥远。

追根溯源，中国共产党是为了夺取政权才产生出来的。作为政权党，它和国民党一样产生于既存政治框架之外，即清王朝、国民党政府是镇压它的。历史注定了共产党是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民族、国家争取阶级解放、民族自由、国家独立的斗争武器，是集党政军职能为一体的复合型政党。中国共产党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代表着典型的政权党理论。《共产党宣言》为典型言论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指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积极分子为维护本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围绕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结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的政治组织。它深刻地揭示了政权党的性质、任务和特点，为无产阶级政党以及各种革命政党的形成和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两个利益根本对立的阶级，他们之间一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生存，必然要同资产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进行坚决的斗争，而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统治，也必然运用一切手段，特别是国家机器来镇压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反抗。因此，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必然发展为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直到“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因此，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领导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
    但是，在十九世纪，无产阶级政党还没有完全摆脱资产阶级传统的政策党的影响，其活动方式、组织形式仍然与政策党基本相似，虽然促进了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短暂地建立了巴黎公社政权。但在资产阶级的严刑峻法和残酷镇压面前，无产阶级政党还显得十分脆弱，还没有成为真正有战斗力的对手。甚至，在统治阶级的威胁利诱下还产生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路线，一些无产阶级政党转变成为采用“合法”手段谋取“工人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政策党。维护和支持现存社会制度和社会价值观是政策党的最高宗旨，也是其存在前提。所谓政策党，就是积极参加国家政治活动，轮流上台执政，具有表达民意、提出政策的功能，起到联系民众与政府的桥梁作用的政党。西方国家所有合法政党和其它国家所有仿照西方模式建立的政党都是政策党，在其纲领中，都明确宣布：拥护“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保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反对暴力活动，采取合法的方式开展政治活动。西方各国宪法和法律也明确规定：政党必须通过政府审批，接受政府监督，禁止开展推翻现存社会制度和现政权的活动。如德国基本法规定：“不许政党有企图侵犯或废除民主自由的基本程序。”意大利宪法第十八条规定：“秘密团体及借助军事性组织间接追求政治目的之团体，得禁止之。”
    中国大多数公民包括一些学者，都把西方政策党的模式生搬硬套到今日中国，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政权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党校及中央主流媒体没有向人民大众讲明白这些政治常识，甚至党政领导都不懂得这些政治常识。政策党的主要作用是代表各自所在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提出社会改良政策，促进社会制度更加完善。西方各国政党学说基本都是政策党理论，它们从不同角度阐明了政策党的性质、特点和功能。如《韦氏大词典》上注明：“政党是一群人以指导政府政策为目的而组成的团体”。美国著名学者赫奇南和哈波特指出：“政党是一种自愿之结社，经常关心政府职权与公共之政策，并为自由政府提供如何组成其所需多数之办法。”美国学者布洛克斯在《政党与选举问题》中也指出：“政党乃是一个由个人基于自愿所组成的政治团体，为政府提供一般措施、建议或者制定政策，选举与支持领导人物为公职侯选人，以作为实现其主义与政策之最有效之办法。”政策党最早产生于英国议会，最初动机有三个方面：其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只有联合起来组成政党才能与强大的执法机构相抗衡。其二，个人的见识有限，只有政党才能使众人的观点综合、概括、提高到理论的高度；其三，个人的行为无序，只有政党才能使众人的行为成为有组织、有目标的运动。政策党的建立，促成了1688年“光荣革命”的成功，在英国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度，并且获得执掌立法权、组织内阁的权力，充分显示出政策党在维护和完善民主政治方面的重要作用。随着选举范围不断扩大，政策党从议会走向社会，演变成联系民众与政府的桥梁和纽带，政策党的功能也不断扩大，与政权组织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成为民主制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不可缺少的环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政策党主要行使反映民意、提出政策的功能，政权组织主要行使制定和执行政策法律的功能，二者相互依赖，缺一不可。
    西方政策党的历史要比前苏联和今日中国的政权党更长，理论和实践也更成熟。一方面，政策党为政权组织提供民意支持、政治精英和准确的信息，对于完善民主政治、提高行政效率、防止权力腐败、维护社会稳定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通过竞选赢得多数选票的政策党单独或联合组织政府，使政权组织带有民选的合法的身份，有利于获得民意的支持，顺利实施政策法律。其次，各党推举的侯选人在竞选过程中必须广泛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充分显示政治才能，并接受选民的审查、评判和监督，有利于优秀政治精英脱颖而出领导国家政治事务，并且有利于建立责任政府。第三，各党竞选中力量地位的变化反映了社会利益追求的变化，为政府制定政策、修改政策提供了及时的信息依据，使政府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另一方面，具有严密的组织结构和强有力的专政机器的政权组织又为政策党提供保障、支持和施政手段，使政策党能够充分地发挥作用。凡是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维护既存社会秩序的政策党，各国政府都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予以保护，并通过提供财政经费、舆论工具及活动场地等方式予以支持。当今西方各国，获得提名的侯选人可以免费利用广播电视发表讲话，获选议员在议会中的言论可以免予追究法律责任，参选政党可以获得经费补贴。如：美国法律规定，纳税人在每次纳税时须拿一美元给联邦政府作为总统选举的资金。德国《政党法》规定，各党每获得一马克捐款可获得政府0.5马克补助。加拿大法律规定，各党选举开支的22.5%可得到补偿，选民有权通过税额减免为政党提供捐款。更为重要的是，政权组织为政策党提供了强有力执政工具，西方各国明确规定，无论执政党如何变化，政府工作人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政府，支持执政党的主张。为了确保稳定的执行系统的存在，同时规定：行政官员必须保持无党派的中立立场，禁止政党在行政系统开展活动、发展党员，军人、文官、法官不准参加政党活动，不准竞选社会公职，不随执政党的上下而变动。如在英国，政府在职文武官员不得竞选议员。在土耳其，政党成员不能担任农村和城区文职官员，教师、军人、法官、检查官、国家雇员、大学生不得加入政党。因此，在政策党上台后，能够运用现存的执行工具开展工作，并可通过制定法律，调动警察、军队等强力工具强制执行政策。                                           3，政治体制改革如同政治革命，要从政权领域展开

共产党作为政权党，是列宁主义的创造，是在资产阶级政策党理论与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仅仅适应于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太多的封建残余社会和国家地区。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首次提出建立集中统一、组织严密、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主张，并创建第一个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在1904年发表的《进一步，退两步》一文中，列宁系统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理，正式提出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部分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1905年发表的《社会民主工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文中，列宁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只有通过武装起义、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在列宁的指导下，建立和掌握苏维埃政权，策动和控制武装力量，成为真正有实力的革命力量，成功地推翻沙皇俄国的资产阶级统治，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苏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亚非拉国家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高涨，也为争取国家独立、人民自由的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党、民族主义政党提供了新的建党途径，一批反帝、反封建的政权党纷纷建立起来，对于打破帝国主义殖民枷锁，赢得亚非拉广大国家的独立和自由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24年，孙中山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改组国民党，重组广东革命政府，创办革命军队，确立国民党对政权组织和军事组织的绝对领导地位，基本完成国民党由政策党向政权党的转变，为后来打败北洋军阀、取得北代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至今台湾国民党方面对政党的定义仍然带有很浓厚的政权党色彩，如程全生在《革命民主政党全论》中指出：“政党是一部分人以集体的努力与奋斗，去争取民众、控制政府、借以实现共同政治主张，依志愿结合成功的一种有组织、有纪律的政治团体。”台湾《云五社会科学辞典》上也注明：“政党是寻求政治权力、合法控制政府及人事政策的结合和组合。”
    在非洲独立运动过程中建立的政党大多都是政权党，如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西南非洲人民解放组织、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等，都建立了比较紧密的政党组织、政权组织和军事组织，拥有比较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即使是奉行“非暴力不合作”理论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最终也转变成开展武装斗争的政权党，才能推翻南非反动白人政权，赢得南非黑人的解放。
    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根据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革命理论和建党学说，在1928年10月至11月期间写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岗山的斗争》两篇著作中，创造性地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新概念，提出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建立革命政权，与反动统治阶级进行长期斗争，开辟了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建立与反动政权长期对抗的无产阶级政党政权新模式。
    所以，政权党是在政策党的影响下产生的，是在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推翻封建专制统治、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推翻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过程中形成的。政权党天生就与政策党有着本质的区别，政策党以维护和完善既存社会制度为最高宗旨，而政权党以打破旧的统治秩序、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为奋斗目标。与政策党竞争的是与之性质相似的其它政策党，而与政权党对抗的是整个统治阶级及其所控制的政权组织。政权党在社会发展中超越了封建社会残余的束缚，就必然走向政策党。但是，在旧的国家政权被推翻，新的社会制度建立后，政权党仍然肩负着艰巨的历史使命。由于政权党取得政权的国家大多遭受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长期奴役和剥削，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国家实力非常弱小，必须统一意志，统一行动，集中一切力量才能抵御具备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实力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必须运用国家手段保护和扶殖民族经济，集中一切资源有计划、有选择地优先发展先进产业，才能尽快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而且，社会主义国家还必须通过专政手段消灭剥削阶级，教育、引导人民摆脱落后的思想意识的束缚，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因此，政权党不仅不能放弃政权职能，而且必须强化政权职能，在全国迅速建立起强大的一党制政党政权体系。如果政权党放弃政权职能，快速转变成政策党，或者是政权组织失去政权党的领导，都将变得软弱无力，成为帝国主义的傀侣和附庸，成为帝国主义干涉、奴役本国人民的殖民工具。                        

在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中，政权组织依然是最发达最完善的政治组织形式，作为政权党的共产党依托政权组织，可以通过严密的组织结构及其对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有效地组织、利用社会的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为统治阶级服务，可以通过颁布种种强制性的法律、运用强大的专政机器镇压反对势力、维护既存的社会制度，在对抗过程中取得垄断性的优势地位。当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统治时，它作为反抗既存社会制度的政党，根本不可能象“合法”的政策党一样通过“合法”的手段掌握国家政权为自己服务，唯有将党建设成为有着严密的组织结构、完整的执行机器和强大的武装力量的新型政党，通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控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和周密的斗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与反动政权组织进行对抗，才能取得与政权组织平等的竞争地位，才有可能推翻反动政权。                      新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迄今为止既不是执政党，也不是作为政策党，而是参政议政的党派。但是，今日中国的所有党派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必然都要成为政策党，争取党的政策上升为国家的政策和法律，并监督政策法律的正确执行，乃是其最主要的使命。是否有一天都要通过竞选，执掌国家政权，则相对成为次要的目标。能够执掌政权是“实现其主义与政策最有效之办法”，未能执掌政权也能够通过议会表决程序参与制定国家政策、影响政府决定。而且，国家政策也不会因执政党变化而发生根本变化。政策党与政权党之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这是在于政策党与政权党的分野，是由他们各自的政治纲领、奋斗目标决定的，并与他们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与政权组织的关系密切相关，不同的使命、不同的环境产生了政治功能、组织制度、运作模式绝然不同的政党。政策党产生于既存政治框架之内，服从和服务于政权运作的需要，与政权组织形成分工合作、互相依赖的关系，这也正是市场经济社会首先要的社团党派存在形态，有利于各界人士表达意见，照顾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诉求，避免冲突，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政策党与政权组织的互动关系是民主自由制形成的基础，政策党反映民意、提出政策，政权组织制定政策、执行政策，二者互相协作，形成民意表达→提出议案→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的完整的政治运作程序。在政治生活中，各个环节紧密联系、互相依赖，只有及时地掌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要求，准确地把握社会变化的信息，才能制定出符合社会发展的科学政策；只有坚决有力地执行政策，才能切实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同时，各个环节又是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具有不同的运动规律和客观要求，民意的表达需要充分的自由，需要拥有言论、集社、游行、示威、罢工、请愿等民主权利，否则很难真实准确地反映人们的利益要求；方案的提出需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概括性，需要经过科学的分析和广泛的讨论；政策的制订需要完善的协调机制，使代表国家整体利益与代表不同具体利益的各个方面能够进行平等地磋商，达到消除歧议、达成妥协、形成共识的目的；而政策的执行需要严密的组织、上下级之间的服从关系和强有力的执行手段。只有在各个环节能够顺利运行的基础上，整个政治体系才能正常地运转。
    在政治运作过程中，政策党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现代民主政治生活中，没有政策党的参加是不可想象的。同时，政策党又受到政治运动规律和政权组织的制约，必须遵循基本的行为准则。首先，政策党必须容忍其它政策党的合法存在和公平竞争。“因为政策党仅代表一部分政治竞争之一方，所以它必须承认其它政党之存在。”社会由不同的阶级、阶层和集团构成，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要求，必然产生不同的代表组织——政策党。政策党之间既是竞争关系又是合作关系，不同政策党的存在为各种利益争端提供了和平的政治解决途径和有效机制。因此，政策党必须采取合法手段开展竞争，而不能采取暴力手段互相残杀。
    其次，政策党的政策决定在上升为国家的政策法律之前不具备法律效力和强制约束力，不能要求本党党员严格遵守。一般情况下，普通党员有自由采取行动的权利，当选议员有自由投票表决的权利，即使是担任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执政党领袖也必须兼顾国家整体利益和各种不同的具体利益，不可能完全遵守党的决定。
    第三，在正常情况下，政策党不允许取代或谋求取代国家政权，不能建立与政权组织平行的自上而下的严密的领导机构和组织机构，不能组建服从于党的领导的军事组织或准军事组织，相应地，也不能在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开展活动、发展党员，如果政策党超出了活动范围将被视为民主政治的破坏力量而遭到惩处。
     政策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发挥的作用以及必须遵循的游戏规则决定了它只能实行民主自由制。所谓民主自由制，是指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尊重党员群众的民主权利，赋予言论、行动、表决、选举和被选举的绝对自由，根据党员群众的意愿选举干部、制定政策、开展活动，它主要表现在权利平等原则、普遍选举原则、集体决策原则和民主监督原则等四个方面。1．权利平等原则：在政策党内，所有党员、各级组织都是平等的权利主体，无上下等级之分，党的干部与普通党员之间，中央组织与地方组织之间只存在工作职责的不同，不存在领导和服从关系。所有党员、各级组织只有自觉服从党的政策决定的义务，并享有依据本人意愿采取自由行动的权利，中央组织无权向地方组织下达命令，各级组织也无权向党员群众下达命令。党的领袖，各级组织基本处于服务的地位，主要负责协调关系、召集会议、征集方案、筹集经费、组织竞选等事务性工作，原则上不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力。
     2．普遍选举原则：在政策党中，各级领导机构、各级干部都必须通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政策党的领导机构包括决策机构——各级代表大会、执行机构——各级委员会和负责干部——各级党领袖，组织结构大体分为基层组织、地方组织和中央组织三个层次，其中，基层组织是党的基础，按照县区或选区设立，范围较小，一般不设代表大会，采取直接选举方式产生基层委员会和基层党领袖。地方组织是党的主体，按照州或者省设立，领导机构由基层代表或基层党领袖选举产生，党的地方组织可以决定全国代表大会人选，也可以影响基层党领袖的选举，在政策党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中央组织主要起着协调作用，职权相对较小，党的全国领袖一般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但有的党也采取全体党员直接投票方式选举产生。政策党的各级干部、各级委员会都由地方和基层选举产生，中央无权任命、免职，其命运、前途完全由地方、基层决定，因此，在中央政策和地方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常常出现地方组织自行其是、不服从中央决定的局面。
    3．集体决策原则：政策党决策的执行情况取决于党员的自觉行动，政策的制定是否能够真实全面地反映党员的意愿至关重要，通过集体讨论、多数赞成的决议能够得到大多数党员的拥护、支持并转变为有效的政治行动，推动党的事业的发展。反之，个人独断专行或者少数人包揽党务的行为容易引起众多党员的反感、抵制，甚至会威协到党的生存发展。因此，政策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必须由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在党代会闭会期间，必须由中央委员会讨论决定，在讨论过程中，必须经过提案、辩论、表决程序，在获得过半数通过后方能成为决议。但是，由于政策党的政策决定只反映社会某个阶层、集团的利益，不可能反映国家整体利益和其它阶层、集团的具体利益。因此，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并没有很强的约束力，当选议员或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在议会表决或政府决策时拥有比较自由的选择权和解释权。
    4．民主监督原则：政策党的各级组织、各级干部都必须接受党员群众的监督。在政策党内，由于各级干部与普通党员之间不存在领导服从关系，党员的前途命运不受干部控制，干部对持不同意见者很难进行打击报复，而敢于检举、批评干部错误行为的党员往往能够赢得正直的党员群众的赞赏和支持，提高名声和地位。因此，政策党内的民主生活比较活跃、监督制约比较有效。但是，由于政策党以民主、自由作为最高标准，因而违纪范围很难界定，违纪行为很难处罚，即使有所惩处也普遍从轻，纪律规定实际上不具备很大约束力，造成政策党党员干部朝秦暮楚、跨党流动十分普遍而又无法控制的局面。
    总之，市场经济社会必然的政策党模式，实行民主自由制有利于调解统治阶级内部各种矛盾、防止权力腐败、提高工作效率、维护既存社会制度，但并不适用于被统治阶级维护自身权益，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的需要，被统治阶级的政党只能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根据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建立相应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制度。                                                                       
4，实行党内民主改革是党的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

 没有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现代化，就肯定没有中国政治的现代化，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只有党内民主能够实现政权党与党内政策团体的有机结合，有利于进一步改善和加强政权党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

    首先，它有利于明确党代会的地位、职权，使党代会成为党内各种利益的表达、协商和维护机构，具有审议通过党和国家重大政策、审查批准党和国家重要干部、监督弹劾各级组织和各级干部的实质性权力。完善党代会的工作程序，使之成为常设机构，经常地、即时地审议各项议案，随时监督执行系统的工作情况。改革党代会的组织结构，变一院制为两院制，在定期选举代表的同时，由党的领袖从各行各业道德高尚、意志坚定、贡献卓著并获得各种荣誉称号的优秀党员中直接选拔代表，人数固定，竞选任职，只补选，不改选，使之代表着党的形象和价值观，成为整体利益的坚定维护者。从而，正确发挥党代会的积极作用，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
    第二，它有利于加强党的领袖的最高领导地位，代表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统一行使党的领袖、国家元首和军队统帅的职权，统一领导各级党组织、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的工作，实行七至九年一届、可连选一届的较长任期，采取全体党员直接选举产生或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办法，确保政局的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
    第三，它有利于按照职务制原则设立各级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实行根据职务进出委员会的办法，使所有委员能够各安其位、各负其责，充分发扬民主、自由发表意见、科学进行决策，并有效地防止别有用心的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进行。
    第四，它有利于各级党组织、行政组织、军事组织摆脱难以胜任的利益表达、政策提案和政策决策职能，专职负责党和国家政策法律的贯彻落实，按照执行政策的需要完善执行机制，加强党的领导作用。
    各级党组织可以根据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纵向延伸、横向收缩”的战略调整，按照严密的层级制度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延伸到行政村、居委会的组织机构和专职干部队伍，统一领导所辖区域党政军事务。实行党政分开、党企分开、党社分开，除军队以及极少数特别重要的单位外，撤消党在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政策团体和社会团体中的领导机构，所有党员统归当地党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优势，广泛深入群众，维护党员群众的正当权益；开展思想教育工作，培养良好的道德风尚；组织领导选举工作，保证选举的公平合理；审查监督各级干部，协调政府各部门关系；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和地方实际情况，审批各地发展的大政方针，使党组织更好地发挥核心领导作用。           

    各级行政组织可以根据宏观调控的需要，按照政企分开、政社分开的原则建立起高效率的责任政府，在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的同时，实行行政组织领导干部选任制度，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确保各级政府、选任干部对党组织、党代会和党员群众负责，认真履行职责，促进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可以根据执行机制的要求规范各级党组织、行政组织、军事组织工作人员的行为。禁止专职党务干部、军队将领、所有士兵和公务员组建政策团体、参加政策团体活动、参加社会公职的竞选、从事赢利性质的工商业活动，禁止行政组织领导干部在职期间从事工商业活动，实行专职党务干部异地任职、定期轮换制度，等等。有效克服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现象，维护社会公平竞争原则，建立稳定、廉洁、精简、高效的执行体系。             

     总之，实现政权党与党内政策团体的有机结合，有利于理顺党内各种复杂的关系，明确各个部门、各级领导的职责范围、行为准则，建立科学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促进党的民主建设，推动政权党国家的民主化、现代化进程。

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干涉，特别是欧美政客及其智囊团一直都在批判社会主义国家是专制政治，西方学者几百年间建立起来现代政治科学，更是让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袖在这种政治科学指导下，亡党亡国。依照西方的现代政治科学，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退出政权军队和政府，回归社团党派的真面目，让政府和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尤其是总统制与议会相结合的政权体制，彻底瓦解了习惯于集权制管理的社会主义国家统治体系及其社会与政局控制效力。事实上，这样迅速酝酿形成了波兰的团结工会夺取国家政权的事件，多米诺骨牌效应越来越快的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蔓延，前苏联的解体也在地方官僚集团蠢蠢欲动之中化为现实。所以，人们说这些都是科学惹的祸，政治科学害死了前苏联东欧共产党。

其实，我们不排除西方政客的阴谋诡计在谋害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西方的政治科学却不能被说成是故意为了谋害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而蓄谋已久制造出来的，它针对政党回归社团党派真面目的呼吁的与时俱进的科学提法，有利于那些起源于封建主义社会环境的共产党走向政治现代化。问题是，究竟什么情况下以什么样的具体路线图来逐步实现政党自身体制改革？与此同时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管理体制如何衔接进步？要从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学专家言论，更不能把政治学专家当成共产党领袖开展政治改革的导师，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不应当矫揉造作扮演最高政治理论家角色，例如戈尔巴乔夫写作《改革与新思维》，拿政治家个人的敏锐洞察力来代替科学的专业剖析，在“能不够{”的表演当中变成“不够能”。正如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是模糊的感觉到党政机关应该互相区别，包括马克思在分析巴黎公社革命队伍时说：“……理应属于政府权力的职能，应当不是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而是由社会本身的勤务员来执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第186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为了防止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恩格斯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巴黎公社采取的“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批评和监督无产阶级党组织和领导机关的错误，是党报的权力。他们既强调党报在组织上必须接受党组织的监督，也强调党报对党的领导的监督，批评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参见靖鸣（《马克思恩格斯论党报对党的领导的监督》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6期）。但是马克思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政治科学体系，尽管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尽管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说出来哲学的党性问题，又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成为科学》文章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并且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共产国际》社会活动平台，发布了《共产党宣言》著作。

实际上只有列宁第一个建立了真正的共产党组织布尔什维克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苏维埃，列宁主义代表作《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等论证了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执政党的建党路线图，但是列宁主义没有建立关于政党与政权的组织区别理论，列宁明确指出：“广泛的民主原则要包含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是很可笑的。”（《列宁全集》第5卷第448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有一个政治公开的原则来对接民主，可是列宁主义没有进一步明确执政党如何保持自身的政党性质及其特色，如何与政权政府相互区别开组织属性，例如政权政府是国家机器或者说政治大厦，政党是政治主体，政治主体进入政治大厦来运作政治活动，管理国家事务。如果政治主体与政治大厦彼此分开，政治就瘫痪了，前苏联也就是这样被解体了。正因为列宁主义的这种缺陷，斯大林尽管写作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领导前苏联战胜了德国法西斯，发展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却仍然在党政不分的政治经济权力过分集中方面没有认识到政党究竟如何与政权政府不同？

面对前苏联的强势压力仍然独立思考的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建立了有别于前苏联的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却把研究商品经济，倡导价值规律的孙冶方关押在监狱。毛泽东发现了中国共产党包容农民工人等等阶级成员而且出现党内资产阶级，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十分重视党的建设，但是依然强化执政党的一元化领导，废除了国家主席及其国家政权体系，使用了革命委员会的政治体制，始终没有认识到共产党应该首先是党派社团，不是政权政府机关。邓小平进一步看到“党政不分”的机关设置是严重问题，过分集权。但是仍然没有看到政党与政府的组织体制应该完全不同，党政不分在执政期间更要保障执政集团是一个统一思想和统一观点治理国家的光明正大集团，执政党不应该是一个阳奉阴违的不能正常表达反对意见的利益集团，尤其是不允许科研人员说出来共产党是国家真正主人的大实话，千方百计说假话阿谀奉承执政党，执政党不应该是通过客观的社会等级制度来压制性的依靠利益诱惑人们充当投机分子加入共产党的特权分赃集团。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和前面这些社会主义领袖一样不能超越他的政治家局限性，也就是说没有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优势，只能是针对“党政不分”仅仅在党政两家的“机关”定位之意义上进行批评，没有能够在政党与政府的组织体制必须区别的意义上看到中国必须“再造政党”。邓小平是在党政“机关分开”的意义上提出来“党政不分”，根本没有想到国家政府大厦必须有政党进入，才能在党政合二为一的情况下运转国家政治生活。因此“党政不分”是不准确的外行语言表达，“党政分开”也是一种背离现代政治科学的“官本位”政党陷阱，更是缺乏政治学常识的政党被“政府机关化”之历史悲剧。然而，我们却不能让国家政治大厦在人民当家作主还难以操作的情况下，废除这种政府化的政党，只能是从政权党之大包大揽国家一切决策权力的皇帝类型政党，逐步过渡成为政策类型的政党。也就是说，凡是治理国家政策观点一致的人们，构成这个政党的队伍，并不是为了谋求当官做老爷而加入这个政党。针对政权党和政策党的区别，我们进行如下的比较性描述，抛砖引玉请学术界批评和完善。

   （一）政权党和政策党相似的地方：与政策党相同，政权党也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每个党员都享有平等的权利，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能够自由地、充分地发表自己的看法，积极地参与政策决策，行使对干部的监督权力。
    （二）政权党和政策党不同的地方：
1、纪律严格，行动一致。政权党的纪律规定具有法律效力，所有党员都必须严格遵守，任何违反党纪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的处罚。按照党的纪律，每个党员、各级组织都必须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决定，绝不允许与中央背道而驰，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只能保留看法，但行动上必须与中央绝对一致。
2、组织严密，上下分明。政权党组织包括党组织、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三个系统，均按照严密的层级制度建立，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在同一层次中，党组织居于领导地位，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必须服从党组织的领导，从而形成以党组织为中轴、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为两翼的纵横交错、复杂严谨的具有强大战斗力的紧密群体。
3、权力集中，职责明确。在政权党的各级组织中，权力高度集中于党委会，而在党委会中，党委负责人处于核心领导地位，其它委员起着协助支持作用。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领袖是整体利益的代表，总揽党政军大权，掌握着政策的最高决定权、执行权和重要干部的人事任免权，其它委员在党的领袖的领导下分工负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方面的工作。
4、监督有力，奖惩分明。在政权党内，对各级组织、各级干部的监督更加规范有力，既有党员群众的民主监督，又有各级组织的纪律监督，而且与每个干部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联，任何一个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都将受到严厉惩处，反之，奉公守法，严守党纪，工作卓有成效的干部不仅能得到党员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而且能得到组织的表彰和奖励。
   （三）政权党“集中有余、民主不足”的原因：政权党是比政策党更有战斗力的军事化政党，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还是民族主义性质的政权党，都表现出“集中有余、民主不足”的弊端。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绝大多数政权党形成于革命时期，残酷的斗争环境难以进行全面的民主建设。

首先，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严格禁止和残酷镇压，政权党不得不处于“非法”状态，只能进行秘密活动，不能组织公开集会、举行公开选举，也缺乏必要的传媒渠道进行公开辩论。因此，政策的制定一般只能通过隐秘的方式由少数领导成员讨论决定，干部的产生也只能由上级组织在小范围内考查任命。
    其次，严峻的形势要求权力高度集中，以便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即使当今世界号称最“民主”的西方国家在宪法上也明确规定，在全面战争时期或国内处于大规模动乱的危险时期，可以启动《非常状态法》，中止公民的民主权利，禁止政党开展活动，削减或冻结议会职权，赋予国家领导人及其执行机构以绝对权力，可以自由调用一切资源、迅速颁布各项法令、任命各级文武官员，以有效地对付危机事态。同样道理，在革命时期，在反动势力的疯狂进攻面前，党的领导人也必须具有绝对的权力，能够及时制定各项政策、发布各种命令、任命各级干部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
    第三，在革命时期，全党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绝不容许出现各种小“山头”、宗派势力，为反动势力分裂革命阵营、消灭革命力量创造条件，因此，政权党严格规定，所有党员只能以个人名义提出意见和看法，由各级组织及时处理，即使与中央或上级指示有分歧也必须坚决服从。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信息反馈、决策质量和监督工作，但是外部反动势力的进攻又提供了最残酷的政策参考和监督手段，弥补了内部的不足，战争的胜负、革命的成败、政权的得失成为衡量政策正确与否、干部素质高低最有力的砝码。每个政权党在革命时期都难免犯错误，但是只要全党团结一心，领导坚强有力，能够及时改正错误、调整政策，就能够战胜凶恶的敌人。
    由此可见，政权党之所以“集中有余、民主不足”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必须彻底摆脱革命战争时期传统观念的影响，按照政权党的性质、特点和功能，以及建设时期国家政治发展的需要，总结经验、摸清规律、与时俱进、大胆创新，才能探索出政权党民主建设的正确道路。这当中，最重要的是面向商品经济的现实，与时俱进，改革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化政权党体制，稳步实现政策党派的改革开放。

欧美发达国家的政策党派与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中国等等政权党派的重要不同，还在于政党必须通过竞选获得胜利而进入政府之后，才能依法实施自己的政策主张，必须接受司法独立的监督乃至于宪法审判，特别是直接受到立法机关的连续性审议审批程序限制与刚性约束。相比之下，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党派却是凌驾于政府之上，指挥着政府去执行政党制定的政策，并且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都是由政权党直接掌握的从属性质机构，不存在牵制性质的监督，更不存在审判政党的问题。根本原因是政权党派在利用政府，贯彻执行政党的意志，这样的政权党派是创造国家政治体制的母体，包括创建政府。这种情况下，政策党派是没有权力支配立法权、司法权的纯粹行政机构，政权党派则完全不同。

因此，政策党派是处于一个官僚与民众彼此经常性融合的社会，社会稳定性由于官府与民间的力量均衡来保障，国家政治体制完全要由人民立宪和全民公决国家体制设计操作的方式来进行，不必要政策党派来包打天下，所以这种社会稳定是获益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然而政权党就是处于官僚与人民等级化差异的社会，执政党以官场形成固定的利益集团，与人民大众是截然不同的社会阶层。政党体系实行“官本位”体制，必然与人民大众相互独立与相互对立，产生明火执仗的矛盾斗争，使得这种政权党派自己制造了一个不稳定的社会格局，迫使执政党不能在既定的政治大厦里面获得政权稳定性，一旦顽固地坚持体制稳定性，就会如同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样离心离德，丧失民心的支持而亡党亡国。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政权党派都是起源于落后的封建主义国家农业社会基础上，来源于暴力革命及其军事化渊源，特别是中央集权制度的桎梏。而政策党派都是起源于资本主义基础雄厚的工业化国家，来源于社会改良。政权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上，必然转变成为政策党派，否则就会亡党亡国，得不偿失。

以上管窥蠡测之见解，渴望在社会科学论坛上面世，是为了抛砖引玉，不妥之处，敬请同仁赐教指正！

[1]杨振辉《官本位意识的畸果》载《时代潮》2002年第7期。

　 [2]《培养高层干部最多的10所高校》载《华商时报》2000年10月28日。

　　[3]《公务员考试135万人通过资格审查 最热职位4080：1》载“中国网”2009年10月25日。

　　[11]郭振亚《八岁小儿要送礼》载《法制日报》1998年11月4日第6版。

　　[12]史文通、王丽平《人才“挤挤”为那般--毕业生报考公务员热透视》载《河北日报》2005年2月23日第5版。

　　[13]苗伟《西安理工大学三博导竞聘副处长》载《中国教育报》1999年12月22日。

　　[14]曹丽娟、韩志军《孩子为什么想当官？》载《河北日报》2004年7月8日第9版。

　　[15]赵廷鹏《做官即不许发财》载《中国青年报》2000年1月31日。

　　[16]黄茂军《胡副省长栽在谁手里》载《中华工商时报》2000年1月12日。

　　[17]王行《官本位这个怪物》载《同舟共进》2006年第2期。

　　[18]袁卫东《谁还百年“政绩债”》载《领导工作研究》2002年第5期。

　　[19]郭庆晨《论贪官叫板》载《法制日报》2000年10月23日第5版。

　　[20]郭建华《十二个“一下”的警醒》载《安阳日报》2008年12月3日。

　　[21] CCTV焦点访谈《云南呈贡县违规购买豪华车 群众敢怒不敢言》载“新华网”2004年6月21日。

　　[22]李松《公务员隐性收入名目繁多 分配不公影响社会和谐》载《瞭望》2008年12月22日。

　　[23]许斌《不能将公共财政变成私家金库》载《羊城晚报》2009年6月6日。

　　[24]张小余《广东5名村干挪用4千万征地款 2千村民生活无着落》载《南方都市报》2005年6月17日。

　　[25]崔浩天《“小官巨贪”凸显基层反腐的迫切》载“新华网”2009年6月18日。

　　[26]李俊义《河北8县交警滥发证照11万个 非法所得建豪华别墅》载《新京报》2005年7月8日。

　　[27]王石川《房管局复印8页纸收119元 天价收费是谁批准的？》载“新华网”2009年8月16日。

　　[28]宋圭武《对中国改革过程中有关问题的若干思考》载“开放时代”网2004年3月29日。

　　[29]朽木《警惕以权谋私官场腐败新变种》载“新华网”2004年1月14日。

　　[30]明民《腐败的本质：权力剥削》载“反腐败明鉴网”2004年6月29日。

　　[31]胡锦涛《在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4年1月13日第1版。

　　[32]《河北工人报》1996年7月23日。

　　[33]《绥化五万元以下腐败分子不查处 违背中央反腐精神》载“东方新闻”2004年8月30日。

　　[34]张田勘《平民集资7亿官员挪用158亿 前者死刑后者有期》载“新华网”2008年3月25日。

　　[35]陆胜平《贪官夫人怎样交出1300万？》载《法制与新闻》1999年第5期。

　　[36]李斌、张晨《家庭背景决定子女就业 背景越好起薪越高》载“雅虎新闻”2005年8月1日转自《中国青年》。

　　[37]刘永佶《中国官文化批判》第241-242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38]杨得志《四川万源市财政赤字逾亿元 仍花巨款请明星演出》载“新浪网”2004年9月1日。

　　[39]《城市居委会调查》载新华社《内参选编》1990年第16期。

　　[40]冰宾《为举报人撑开保护伞》载《工人日报》1996年12月25日第5版。

　　[41]《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19日。

　　[42]《浙江绍兴一中49名官员富商子女获高考加分》载《中国青年报》2009年7月30日。

　　[43]《山西一县公安局副局长替子泄愤逼人下跪被撤职》载《京华时报》2009年8月19日。

　　[44]结庐人境《“女衙内”何以如此大胆》载“新华社区”2009年5月26日。

　　[45]刘忠海《修建“活人墓”刻写“官爵至五品”》载《光明日报》2003年4月11日C3版。

　　[46]马祥平、宋平《为庆升官大“阅兵”原亳州市委书记被立案审查》载“中国新闻网”2003年9月23日。

　　[47]袁斌《海外学子归国可当司局长》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1月22日。

　　[48]和平《莫把官职当奖品》载《法制日报》2002年1月26日第6版。

　　[49]叶燕《警惕官变黑》载《工人日报》2000年7月26日第6版。

　　[50]乔新生《中国官本位扼杀世界级科学家》载《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第23期。

　　[51]李颖《中国成人才流失最大国 百万精英滞留国外》载“新浪网”2009年7月21日。

　　[52]张墨《山西平顺县检察院立“神碑”搞迷信 检察长被撤职》载“中国新闻网”2005年5月29日。

　　[53]罗义《官员与迷信“结缘”浅析》载“红网”2004年12月3日。

　　[54]黎昌政《建市场要盖百枚公章 西部地区办事效率亟待提高》载“新浪网新闻”2000年10月31日。

　　[55]莒子《官本位下的中国经济能持续发展吗？》载《联合早报》2000年7月28日。

　　[56]陈剑《流失的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现象透视》开篇的话第1页，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年版。

　　[57]李谱春《高收入者经济活动要申报》载《中国剪报》2003年3月14日第1版；王羚《李实：中国低收入阶层超过70% 收入分配不公加剧贫困》载《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11月16日。

　　[58]曾昭宁、姚轩鸽《从胡润的百富榜看我国收入分配的悬殊化问题》载“燕南”网2004年12月30日。

　　[59]《内地91%的亿元富豪为高干子女揭示出了啥》载“新华网论坛”2009年6月28日。

　　[60]袁泉《副局长之子升学大摆宴席 连摆数天礼单长达五页》载《新文化报》2005年8月13日。

　　[61]刘非小、周青梅《湖南郴州巨贪李树彪挪用上亿元公积金被判死刑》载“新华网”2005年8月24日。

　　[62]古风《有感于张书记包“二奶”》载“人民网观点”2001年2月2日。

　　[63]《如何捉奸如何定罪费思量》载《唐山晚报》2001年1月27日第5版。

　　[64]路明《两万元找处女 四川宣汉医保局惊现“开处局长”》载“四川在线”2004年7月8日。

　　[65]雪原《海南省何以近三千名公职人员欠债不还成“赖皮”》载“雅虎新闻”2004年12月28日。

　　[66]郭长秀《方庄镇政府“脸皮厚”“胃口大”300餐不付1分钱吃垮一饭店》载《大河报》2000年8月15日。

　　[67]陈嘉兴《谁该对女孩落水负责》载“人民网”人民时评2001年11月29日。

　　[68]梦之馨《找人顶罪“太不像话”》载“新华网”2005年5月14日。

　　[69]刘武俊《不让警察乱开枪》载《南方周末》2000年7月16日第5版。

　　[70]《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万亿以上 负债运营已成常态》载“四川在线”2008年11月1日。

　　[71]马浩亮《专家呼吁立法严控官员膨胀》载《法制日报》2005年6月13日第6版。

　　[72]卞保武《昂贵的“官轿子”--我国人均年承担公车费用798·7元》载《改革内参》2008年第20期第27--29页。

　　[73]袁飞等《财政集中过程中的转移支付和财政供养人口规模膨胀》载《经济研究》2008年第5期70-80页。

　　[74]《一个贫困县能养多少“干部”》载《每周文摘》2000年1月28日。

　　[75]刘彦昌《聚焦中国既得利益集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

　　[76]胡鞍钢《中国：挑战腐败》第6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7]郑飞《商务部披露资金外逃内幕 四千贪官卷走五百亿美元》载“新浪”网2004年8月16日转自《法制晚报》。

　　[78]金子《中国外逃贪官席卷资金6倍于清廷历年赔款总和》载“雅虎财经”2005年8月8日。

　　[79]周光林《审计局长的遭遇是谁之痛？》载《法制日报》2004年4月6日第8版。

　　[80]周文水《江西上绕两任书记一自杀一被判 折现官场潜规则》载《时代潮》2004年第23期。

　　[81]王晓磊等《重庆打黑：多名涉嫌充当保护伞人员被调查》载《半月谈》2009年8月26日。

　　[82]刘永佶《中国官文化批判》第40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83]陈方明《官僚体制摧毁了经济--从前苏联的崩溃看“官本位”的危害》载“人民网”“中国经济快讯周刊”2003年第2期。

（2005年草稿,2008年修改，随后十多次修订稿传阅讨论修改，敬请社会科学界同仁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