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安在古代名称“长安”，是世界著名古都之一，中国217个古都之首。中国历史上的盛世王朝周秦汉唐均建都于此，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曾经达到的人类文明高度及其巨大国际影响力都是在这里生成和凝聚。西安是当之无愧的“中华第一古都”，责无旁贷地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进程当中做出重大贡献，把陕西省西安市早日创建成为文化强、旅游强的省市。

    中国历史学研究领域有一个公认的分支“中国古都学”，1993年地处西安市的陕西师范大学在学校历史地理学教研室的基础上，由副校长史念海教授发起成立了中国古都学会，并且史念海教授亲自出任了这个全国性学术社团的第一任会长，使得古都西安成为中国古都学研究的中心之一。1998年在河南省新郑市出钱举办中国古都学会年会和出版会刊《中国古都研究》第15辑等文献、成立省市古都学会的情况下，中国古都学会通过年会产生决议认定新郑市为“中华第一古都”，并由史念海会长亲笔题写“中华第一古都”牌匾给新郑市，发表在《中国古都研究》第15辑（陕西省三秦出版社出版）上面，同时在国际互联网宣扬，还新建了“中华第一古都新郑”大广场（现任中国古都学会会长朱士光教授2008年把中国古都学会年会产生决议认定新郑市为“中华第一古都”的会刊《中国古都研究》第15辑签名送给徐新以及西安市旅游局领导）。此前，1993年安阳市被中央老首长李德生题词为“中国第一古都”，理由是世界上公认的中国历史学研究权威之一顾颉刚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史念海教授的老师）认为“殷墟”甲骨文是中国古代国家文明的确凿证据，是唯一可信的第一个国家首都。为此，安阳市建筑了牌楼“中国第一古都安阳欢迎你”，宣传部领导陈华生主持拍摄了纪录片《中国第一古都安阳》四处播放，连同文字内容在国际互联网大肆宣扬。2001年徐群贵针对河南省出现了两个“第一古都”的问题，走访中国历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民政部请教两个“第一古都”有科学性吗？个人和学术社团有没有这种评定命名两个“第一古都”的职能和权力？河南省这样沽名钓誉是否有地方政府官僚的投机、甚至腐败问题？并且把初步调查结果呈请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批示立案查处，收到初步成效。因此，也向学术界提出了谁是真正的“中华第一古都”课题，请世人集思广益，进行探讨论证。

西安是十六朝古都而非十三朝古都

洛阳市在河南省新郑市、安阳市痛失“中华第一古都”美誉之后，以西安为对比，一再宣称西安建都的朝代没有洛阳市多，建都的累计时间即古都积年数量不如洛阳。因为新郑市、安阳市痛失“中华第一古都”的最明显重要原因，是建都的朝代数量问题，和建都的累计时间即古都积年数量问题。

西安究竟在历史上是几个朝代的都城呢？十三朝古都是现在最流行的说法，这是陕西师范大学牛致功教授发表在1993年9月22日《西安晚报》的文章“关于西安建都的朝代问题”所明确的观点，后来又修改补充内容发表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一期上面，成为西安市官方通用的言论。其实，牛致功教授文章说“黄巢在西安建国称帝，李自成在西安建国称王，都是农民政权的问题，不必和封建王朝相提并论。”就受到专家批评，说这是歧视农民政权，故意减少西安建都的朝代数量。确认西安有过哪些王朝建都？首先是一个古都学研究的课题，毫无疑问的要遵循中国古都学的基本原则。中国古都学的基准点就是“中国古都”的定义，以便于和历史文化名城、古代城镇相互区别。因此，应该说明我国历代王朝与政权所建立的首都，包括一切地区性质政权建立的都城，以及陪都，全部都是“中国古都”。这个“中国古都”的定义，指明了凡是被历史上某一个王朝或者政权的统治者作为统治中心的城邑，不论其时间长短，统治区域的广狭，是全国统一时期的王朝还是分裂时期的王国，是华夏族还是其他民族所建立的政权，是贵族豪强还是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政权，是首都还是陪都，是已经沦为废墟还是形成了新的城市，都在“中国古都”的范围之中。农民起义政权及其建立的王朝所定都城，当然不能排除在外。坚持“西安是13王朝古都”的要害，在于让支持这一个说法的陕西和西安政府陷入否定中国古都学研究基本科学原则的尴尬境地，远离了中国古都学的科学原则，当然使得西安不能围绕古都资源有大的收获，因为你没有了相应的科学发展观。按照中国古都学研究的基本情况，中国有217个古都城镇，都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中心。这些古都城镇并非彼此不相干，而是在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制的统一思想文化渗透、教化、主导作用下，以最强势的主流王朝即中国历史上的盛世王朝周秦汉唐首都所形成历史文化为核心主体，由中国历史上的盛世王朝周秦汉唐首都所形成的“中华第一古都”来成为真正“中国历史文化之都”，也就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心，当然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集大成者，这就是“长安文化”。但是，“西安是13王朝古都”的提法违背了中国历史学界关于“封建王朝”和“古都”的基本定义，成为畸形标准的产物，影响西安的辉煌历史形象，首先不利于论证西安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心、“中华第一古都”。

特别是牛致功教授文章写明白“最后，谈谈武则天所建周朝是否建都长安的问题。……洛阳是武周王朝的政治中心。”把武则天及其周朝认定成为独立王朝，不承认武则天及其周朝是属于李唐王朝内部的变体，受到很多历史学家的反对。还有，汉代更始帝刘玄、赤眉起义刘盆子分别在西安称帝两年，都被抹杀掉了。如此欠妥当的观点能够被陕西省西安市官方公认，并且权威推广而形成“流行感冒”，如同西安市相对于新郑市、安阳市痛失“中华第一古都”一次又一次机遇一样，这是远离了文化强、旅游强的省市档次，显得急需科学发展观来提高，需要重新反思历史科学问题。

我认为西安的古代建都历史是十六个王朝，论述如下：1，西周，建都于西安的沣镐。开始于周文王末年，终止于周幽王十一年即公元前771年。2000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的国家夏商周断代史工程专家组公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10月出版）将公元前1046年定为周武王克商的首选之年，这样依据《史记·周本记》周武王元年则为公元前1057年，周文王死于公元前1058年，周人自岐下东徙，于沣河西岸作丰邑就为公元前1059年，即周文王末年就是1059年。此即为西安地区开始建都之年代，也是西安地区建城之起始年。      所以，西周在西安沣镐建都历时为289年。这要比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中国古都学会会长史念海教授1990-1991年连续五期刊登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的论文《中国古都概说》认定西周在西安建都268年，更要长出21年。比较于洛阳市说公元前1027年到公元前771年西周在西安建都256年，要更长出33年。

西周是中华文明史具有典章制度的开端，此前的殷商王朝在考古发现当中被公认为“甲骨文”是“有字无文”，正如著名学者张岱年、文怀沙所言：博大精深的西周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周幽王身死国亡，平王东迁，西周灭亡而东周诞生，东周相对于西周而言是下坡路，是周王朝的失败，其都城洛阳与西安不在一个档次上。

2，赢秦，首先建都于栎阳，位于今天西安市阎良区武屯的东北部，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元月出版的徐卫民博士《秦都城研究》一书有详细的考古和论证。秦国建都栎阳开始于秦献公二年，即公元前383年，终止于秦孝公十二年，即公元前350年，历时为34年。随后，赢秦迁都于咸阳，属于今天陕西省咸阳市境内，开始于秦孝公十二年，即公元前350年，终止于秦子婴元年，即公元前207年，历时为144年。合计178年。

河南省学者带头说，赢秦迁都于咸阳就不能进入西安古都的计算范围，许多海内外专家有此同感。我认为，“农耕文化”为大背景的封建王朝首都是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范畴，不能用今天的行政管辖权范围来界定其区域边境。特别是周秦汉唐四大王朝，作为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典范代表，以“农耕文化”突出了陕西省八百里秦川的地理环境，是一个整体统治环境，是一个能够孕育产生“农业文明”博大精深文化体系的最佳人居环境。对比之下，黄河中下游平原的河南山东都以“易攻难守”而只能是孕育某种文化，但却绝然不能使这种文化发育成为参天大树。更何况黄河泛滥成灾，是古代洪水的周期效应，蝗虫吃过界更为经常。尽管山东曲阜诞生了孔孟儒学，但“孔孟之道”却始于汉武帝在长安关中平原的长安古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八百里秦川成为封建帝王势力最容易操控的大本营，在四隘险关的拱护下，出武关可以南征，出东面涵谷关即为陕陌，可以攻取洛阳，横扫河南及大江南北。这就是历史地理学一再证明的“秦中自古帝王州”。所以，我在1998年就明确提出“大西安文化圈”的概念，包括咸阳市在内的八百里秦川全部历史文化资源，同时认为河南山东等等区域可以如此打包境内全部古都城市文化资源，来进行整体比较研究，壮大自己的精神家园。并且，建立了“大西安文化网站”，尝试申请“大西安文化”商标和网络域名。当然，有人说“大西安文化圈”应该囊括陕西省北部靖边县境内的大夏王朝都城“统万城”，以及红色首都——革命圣地延安，还有陕南的刘邦担任汉中王时期、刘备蜀汉政权的历史文化，等等。这实际上就把“大西安文化圈”的概念完全变成了“陕西文化圈”，是否妥当？见仁见智，请同大家共同研究，我是抛砖引玉。

3，西汉，公元前202年2月，刘邦在今日山东省定陶县即皇帝位（林剑鸣：《秦汉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3页），建立汉王朝，并且宣布定都洛阳（今日河南省洛阳市东部，参见《史记·高祖本记》卷八），但是到达洛阳后马上改变主意，决定迁都于关中，首先暂居西安的栎阳故都，开始于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终止于高祖七年，即公元前200年，历时3年。汉高祖刘邦正式定都在咸阳，并且以咸阳南部的一个乡聚“长安”为名，更名“咸阳”为“长安”（《史记》卷二十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取“长治久安”之美意。都于长安，开始于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终止于孺子刘婴居摄三年，即公元8年，历时208年。合计211年。这也从历史渊源的角度证明，“长安”本来就是西安和咸阳一体化的统一名称。

4，新莽，都于常安，即长安，属于今日西安，开始于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终止于地皇四年，即公元23年，历时15年。

5，汉代更始帝刘玄，都于长安，开始于更始二年（公元24年），终止于更始三年，即公元25年，历时2年。

6，赤眉起义刘盆子称帝，都于长安，开始于建世元年（公元25年），终止于建世二年，即公元26年，历时2年。

7，东汉献帝，都于长安，开始于初平元年（公元190年），终止于兴平二年，即公元195年，历时6年。整个东汉在洛阳建都时间比较长，但是整体历史高度低于西汉，洛阳与西安在此不能相提并论。

8，西晋愍帝，都于长安，开始于建兴元年（公元313年），终止于建兴四年，即公元316年，历时4年。

9，前赵，都于长安，开始于刘曜光初元年（公元318年），终止于光初十二年，即公元329年，历时12年。

10，前秦，都于长安，开始于符坚皇始元年（公元351年），终止于符丕太安元年，即公元385年，历时35年。

11，后秦，都于常安，开始于姚苌建初元年（公元386年），终止于姚泓永和二年，即公元417年，历时32年。

12，西魏，都于长安，开始于文帝大统元年（公元535年），终止于恭帝三年，即公元556年，历时22年。

13，北周，都于长安，开始于闵帝元年（公元557年），终止于静帝大定元年，即公元581年，历时25年。

14，隋朝，都于大兴，即长安（今日西安），开始于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终止于恭帝义宁二年，即公元618年，历时38年。

15，唐朝，都于长安，总体历时285年。开始于唐高祖李渊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到唐睿宗文明元年（公元684年），历时67年。接着武则天称帝修改国号周，在没有废除长安为首都的情况下，除了她从公元701年10月至公元703年10月的两年住在长安以外，一直住在陪都洛阳（当时称为东都），直到公元705年正月武则天退位，历时20年。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到唐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历时176年。黄巢起义过后，又从唐僖宗中和三年（公元883年）开始，终止于唐昭宗天佑元年（公元904年），历时22年。

16，大齐皇帝黄巢，都于长安，开始于金统元年（公元880年），终止于金统四年，即公元883年，历时4年。

另外，北魏王朝的孝文帝曾经在西安建都，时间半年左右，按照中国古都学会第一任会长、中国古都学创始人之一史念海教授提出、中国古都学界已经公认的标准，不满两年的王朝都城不进入古都积年序列，还是要承认其是中国古都的。于是，我在这里放弃了它，不按照17王朝古都来计算西安建都的封建王朝之朝代数量，是否妥当？请同仁们赐教。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1，武则天国号周，是否为独立王朝？是否应该从西安排除、计入洛阳的都城历史？2，李自成在西安建国称皇帝，是否应该计入？

先说李自成在西安建国称皇帝，虽然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冬十月李自成军队攻占西安，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农历正月建国称王于西安，定国号为大顺，年号永昌。但是为时不满一个月，即于农历当年二月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省，农历三月十九日攻占京师（即北京），并且在北京称帝（《明史》卷三百九《流贼李自成传》）。这就是说，李自成没有在西安真正建立统治政权体系，仅仅是把西安作为攻取京师（即北京）的基地和跳板，并未把西安定位成为都城。所以，李自成在西安建国称皇帝是走形式，不应该计入西安的都城历史。

再说武则天并不是真正的改朝换代，而是李唐王朝的一个特殊形式。1，武则天尊重李唐王朝的祖庙宗庙，李唐王朝的太庙依然是武周的太庙，尊重父系社会的政治原则，没有把武氏的祖庙定位成为武周的太庙。

2，武则天是作为李世民的才人嫔妃，作为唐高宗李治的皇后，作为唐中宗、唐睿宗的母亲，亦即皇太后而成为皇帝的，她的继任者皇帝仍然是李唐王朝的子孙，这种传承体系注定了武则天的武周不是独立王朝，它是唐朝的必然组成部分。

3，唐朝的陪都洛阳（当时称为东都），是唐睿宗文明元年（公元684年）由长安皇宫里面发出的诏令，在武则天明确“长安”还是首都的大前提下，把陪都洛阳（当时称为东都）改名称为神都，并且没有说从此以后神都就是首都，废除长安的首都定位。尽管武则天作为皇帝长期在神都办公，但是长安仍然存在着一整套的中央政府官僚体系，一直在行使着国家管理职能。洛阳（当时称为东都）虽然改名称为神都，但依然是陪都，是充分发挥了作用的陪都。所谓国家首都，就是国家的大脑和中枢神经，是一个成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所凝聚形成的稳定和发展控制中心，相对于皇帝个人而言拥有了首都中心权力惯性的运作功能和整个国家社会的集体无意识维持能力，这也是历时数百年的封建王朝首都与农民起义政权中心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是一些学者不愿意把西安历史上农民起义政权建都时间计入古都行列的真正原因。此时此地的陪都，即使皇帝个人长居一二十年，也取代不了首都的统治功能，只是表明皇帝的个人作用相对于首都官僚体系及其政治控制能力而言，仅仅是边际效用，是控制的底线所在，起到关键时刻的掌舵作用。

4，当时的对外文化、贸易等等国际事务的接待处置，基本上都是在首都长安，而不是在神都洛阳。国外使节和国际公认的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还是在首都长安，神都洛阳从来没有过这种历史境遇。

5，一个封建王朝并非只是一个皇帝及其国号，它的首都更不是完全由一个皇帝来代表的，恰恰相反它是由一整套官僚体系和民间社会来系统化决定的历史存在。武则天所依靠的官僚体系仍然是李唐王朝的政治体制，她倚重的大臣狄仁杰、张柬之等等，都是李唐王朝的政治栋梁之才，并且先后为武则天及其儿子皇帝一脉相承的服务。综上所述，武则天的武周不是改朝换代，从长安到神都洛阳不是迁都，它是李唐王朝的妻子、母亲执政形式；首都长安是唐朝的国家精神、文治武功凝聚力中心，武则天到神都洛阳只是一种政治权术对付时局变化的权宜之计，不是封建王朝政治可持续发展的长久国策。由武则天、杨贵妃开启展示的唐朝政治畸形，确定了“脏唐乱宋”的宫廷生活格局及其道德沦丧导致的衰退，如同巴比伦因为男女性生活的混乱而毁灭了其当时比较高的文明一样，变态的改革开放就会埋藏走向灭亡的潜在危机，酝酿历史倒退。洛阳没有必要把武则天看成为自己的光荣，武周与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相比较还是有明显差距的。

以上十六个王朝与政权在西安建都，去掉七个重叠年份，累计为1153年。这要比中国古都学会史念海会长认定的17个王朝1077年，比1984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武伯纶《西安历史述略》（增订本）认定的10个王朝1062年，都要更长一些。西安这种建都的朝代数量，和建都的累计时间即古都积年数量，都是河南省新郑市、安阳市、洛阳市不敢望其项背的。原先有过“第一古都”争锋的城市，都在此止步。

中国有217个古都城镇，都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中心。这些古都城镇并非彼此不相干，而是在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制的统一思想文化渗透、教化、主导作用下，以最强势的主流王朝即中国历史上的盛世王朝周秦汉唐首都所形成历史文化为核心主体，由中国历史上的盛世王朝周秦汉唐首都所形成的“中华第一古都”来成为真正“中国历史文化之都”，也就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心，当然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集大成者，这就是“长安文明”，就是华夏精神故乡。

    站在历史科学的立场上，判断谁是中华第一古都？实质上就是认定谁是中国历史文化之都，就是认定谁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心，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第一基地，是华夏精神故乡，当然就是要成为国家重点支持的文化强、旅游强的省市。西安的呼声最高，但是缺乏历史学的专门论证，因为这种论证在实际上是一个中国古都历史地位及其作用评价的研究课题，更是后世对传统历史文化进行发掘的过程，是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活动中的追根溯源，是寻找华夏精神故乡。在物质文明层面，中国古都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之集大成者，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客观载体，是我们构建文化强、旅游强的省市软实力之关键环节。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中国古都学会会长史念海教授1990-1991年连续五期刊登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的论文《中国古都概说》经过严格考证，认为：“自三代以下，共有古都217处，涉及王朝和政权277个。”这是研究历史上的中国都城应该包括的广义范畴，如果把中国这样217处古都进行一揽子比较排序，那就会是老虎吃天——没法下爪。所以，这里面再区分出来那些建立在今天中国内地的古都164处，和建立在周边各地的古都53处。把这些217处古都根据古今属地化原则来处理，归并到今天的依托城镇共168座，研究的工作量也非常大。对此，中国古都学会会长史念海教授强调指出，这些古都所具有的转型发展特征，对于认识今天的城市发展及其定位，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是其可持续发展战略决策的重要依据。这就是古为今用的切入点，把中国古都学研究与今日城市发展的经济文化前景相联系，有了学术与现实、特别是经济发展的利益纽带。为了有利于把握这种古都学研究，史念海教授初步提出“重点研究的古都类城市有65座”。但是史念海教授又强调“其他未列入的，在研究过程中也不能完全排除，以便探索其间的规律，服务于当前的城市建设。”这就好比死治司马懿，史念海教授给世人出了一道难题，让一切学者望而却步，包括他自己也无能为力，只有不要任何论证就认定新郑市为“中华第一古都”，干脆蛮不讲理而占有真理。

不可否认，已经去世的史念海教授说过新郑是黄帝的故里，是黄帝建立第一个都城的地方。问题是黄帝有八代，都是氏族社会而没有国家，更没有国家的首都城市，那时只有部落和聚落区域。史念海教授的历史贡献之一就是启发我们认识到：中国古都在历史发展中都有所兴废，许多城市延续了历史的发展直至今日，成为当今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随着现代城市建设的大规模扩张，现代工业化的城市化进程因为建造技术也导致了城市面貌千篇一律，更不环保和具有可持续发展优势；对比于古都城市的发展，由于承载了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而成为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推动城市旅游、文化产业和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市民精神文明素质提高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利害攸关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因素。这种情况下，“中华第一古都”实际上就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心，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宝贵财富之一，需要我们的知识分子以学术的良心良知来发掘，而不是用教授博士的学术牌位来混淆是非。

这方面，最突出的是陕西省和西安市政府支持的“西安13王朝古都”教授观点，它认为农民起义政权是不能进入历史纪年的，这与台湾的历史学观点相一致，明确共产党作为工农政权的代表当然和这些不能计入古都历史纪年的农民起义政权一样，进入城市就杀人放火，烧毁文物典籍，至多是象共产党宣扬五四运动精神“打到孔家店”那样靠农民革命起家，其工农兵政权打着保护传统文化的幌子大量破坏历史文物。这种没文化的野蛮政权只能是李自成之类封官许愿的骄奢淫逸，例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毁灭了中国历史上最多的珍贵文化遗址遗产，共产党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官僚集团来剥削压迫人民群众，中国历史纪年只能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中华民国政权而不能承认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虽然中华民国在蒋介石时期开始败退到台湾，但是历史学只能承认它是中国唯一合情合理的有文化政权。正如斯大林的前苏联政权是人类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红色政权之恐怖政权一样，在宪法上写明白了自己是工农政权的新中国创造出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贪官污吏终身制集团政治经济学及其文化荒漠，要被永远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和那些中国农民起义政权一道抛入历史的垃圾堆，因为这种依靠农民起义发家致富的暴力崇拜者政权是人类良心的噩梦，是摧残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的恶魔。所以，农民起义政权不能进入中国历史古都行列，相应的潜台词就是共产党的新中国政权不能真正进入中国历史学纪年，因为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历史倒退和历史文化灾难。这种反共反人民的历史学在西安历史古都评价中，得到了共产党政权当地政府的认同，堪称历史的国际玩笑和政治黑色幽默。

当前我国存留下来并且得以传续的历史古都，评价因素比较多，情况复杂，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共识，但是也往往存在许多不同见解。最致命的缺陷，是中国古都学从来没有能够建立一整套标准对于217个古都相应今天的168座依托城镇进行等级、档次划分，更没有搞分门别类的研究。至少没有象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样排名冠亚季军，分出来一二三个梯队，例如夜郎自大的夜郎国首都就是小古都，大夏王朝都城“统万城”就是中等水平的古都。然而，在没有“小古都”、“中古都”的概念参照系前提下，中国古都学会不遗余力地围绕“大古都”概念大做文章。2008年2月中国古都学会现任会长朱士光教授答应西安旅游局不公开撤销河南省新郑市的“中华第一古都”前提下，由西安政府拿出20万元给中国古都学会现任会长朱士光教授的课题组制定一套古都评价标准，来给西安搞一个“第一古都”牌子，把新郑市的“中华第一古都”自然淘汰。我在当时会议上看到这个标准的提纲之后，马上表示反对，因为这是一个虚假的标准体系，它没有作为标准本身必须的基准点，即没有坐标系及其原点、坐标轴和刻度标尺，例如它是以“大古都”概念为起点的，却不能定义“小古都”、“中古都”的概念，使得“大古都”概念成为孤独的鸵鸟，甚至说不清评定“大古都”自己的标准，显然是缺乏逻辑性的西安乱谈。

这个独一无二的“中华第一古都”当然最显眼，最容易确定。首先，它必须是古今中外承认其古都文化延续到了今日大城市，有古今大城市的物质传承前提下，必须是中国历史上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经济、文化、政治、科技的国际化首都大城市。最重要的是，它必须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以及日常生活道德规范，具有无与伦比的决定性贡献。拿这两个条件来照方抓药，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近代史，此后的任何政权及其首都被排除。一切陪都城市和非主流王朝的首都，全部排除。

从西周开始在西安的沣镐建都，正式确定了政治上的诸候分封制来真正实现国家格局的稳定统治，由周公负责组织人员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套国家制度和道德伦理规范，这是其他任何古都城市皆不能相比的。当时的陪都洛阳（称为成周），是对宗周沣镐而言，包括洛阳后来成为东周列国中心，在这方面都没有再达到这个历史高度，自然而然被排除了。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和中国文字，尤其是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社会国家政治体系，都于咸阳，在西安—咸阳自古以来一脉相承的地域毗邻情况下，是关中文化的大西安传承事实，再一次确立了古都城市西安以无可比拟的竞争力成为“中华第一古都”之巨大优势。

汉王朝是中华民族的汉族形成时期，在汉高祖刘邦正式定都咸阳，并且以咸阳南部的一个乡聚“长安”为名，更名“咸阳”为“长安”（《史记》卷二十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之际，就开始了中国长江以南幅员辽阔的民族融合；特别是汉武帝在首都长安明确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政策，造就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儒家政治思想统治传统。这就是东汉在洛阳建都所不能相比的西安对中国历史永久性影响力，并且要求明确“中华第一古都”的城市必须是同一王朝系列当中是最兴旺发达的大城市之一，处于决定中华民族历史几千年发展轨道的巅峰状态。

大唐盛世是中华民族迄今为止在世界历史上曾经达到的最高水平，唐朝都于长安，总体历时285年。唐朝的陪都洛阳（当时称为东都），包括武则天称帝修改国号周，在没有废除长安为首都的情况下，除了她从公元701年10月至公元703年10月的两年住在长安以外，一直住在陪都洛阳（当时称为东都），直到公元705年正月武则天退位，历时20年，从来没有使得东都洛阳取代西安成为当时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化大城市。这就在中国历史上的盛世王朝周秦汉唐之建都事实面前，实实在在确认了西安是“中华第一古都”。

于是在2006年，何一民直接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逻辑，指出中国古都的历史文化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又反过来推动经济的不断发展。因此他提出古都的历史文化的研究与保护，要着眼于为当今的经济建设服务。他针对这一点，明确强调这必将成为中国古都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何一民这些言论受到了中国古都学会的高度重视，在给西安政府的课题费用申请报告当中就专门叙述。尽管不少人说这是用今天城市形象工程绑架古都的历史文化及其遗址，往往就造成破坏，还能美其名曰开发保护。但是我们暂时避免这种学术以外的议论，仍然尊重中国古都学会的这种逻辑和思路，并且依照这种逻辑和思路来评定“大古都”序列。前述我们已经确认了西安是“中华第一古都”，那么按照中国古都学会的这种逻辑和思路，在北京与洛阳之间，今天北京的首都地位和对中国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洛阳市，再说元、明、清王朝连接近代中国而对今天的城市现代化影响突出，其首都北京当之无愧的超越洛阳，成为“中华第二古都”；洛阳则顺理成章的成为“中华第三古都”。第二级别的“大古都”南京和开封之间，现代化差距明显很大，南京理所当然的成为“中华第四古都”。开封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中华第五古都”，并且与第三级别的“大古都”杭州之类截然不同。至于后面那些古都还要不要排座次呢？要找到新的适应性标准才行。

2008年西安市长批示100万元解决“中华第一古都西安”的论证命名问题时，中国古都学会第二任会长朱士光教授作为“中华第一古都西安”的论证命名专家组长，在西安旅游局会议上和我共同面对电视台同志的质疑：谁是中华第二、三、四…古都呢？如果说不清谁是“中华第二、三、四…古都”，那么“中华第一古都西安”的论证命名就会有后遗症。因为这说明你没有过硬的一整套标准来评审，而是信口雌黄，就象中国古都学会通过年会产生决议认定新郑市为“中华第一古都”那样属于忽悠众人，欺世盗名。现在，第三级别的“大古都”杭州之类城市如何作为古都进行排名？“五大古都”排座次使用的标准在此无法适应，因为“五大古都”是在中国历史上公认的传统王朝（即本文所说的主流王朝）的都城，上起到周、秦、汉、唐、晋，下至隋、唐、宋、元、明、清，这中间的晋室曾经东渡，但西晋、东晋原是一晋；宋朝虽然南迁，但北宋、南宋都属一宋，强调的是盛世王朝。对于强势“大古都”以外的弱势群体之众多古都来说，必须另辟蹊径。这是中国古都比较学研究最为繁杂的一部分工作，1995年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对此进行古都等级及其量化分析框架的探索，提出了都城的时间、性质和王朝疆域、控制程度、遗址遗迹、今城等级、重合度、继承性、知名度等等九大评价因子，并以安阳、南京、杭州三个古都城市为例子，做出实证分析，他论证了安阳比较于杭州更堪为“大古都”。

上海世博会的西安大明宫大遗址保护展览馆，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效应。接着，西安市又在国庆节实现了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秦始皇帝陵遗址公园的对外开放，令人叹为观止，深深认识到西安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景观之城，是民族精神的寻根溯源之城，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标志之城、示范之城。难怪国学大师许倬云说，西安是中国人的祠堂。为什么魏征在威权之下敢于提着脑袋犯言直谏？而于右任先生曾经以书生意气，公民之身，登高一呼，万众响应，弹劾权贵，政绩卓著，热情洋溢的诗人，创新出来标准草书，这就是陕西人，这就是中国人。这都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讲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就是要复兴这种民族文化自信。三秦陕西这块土地上有太多的名家大家仁人志士，具体要复兴什么呢？就是复兴伟大的文化自信，千万不能自己束缚了脚步，蒙蔽了眼睛。检视当前西安文化中的文明退化、弱化和滞后现象，在自我批判与扬弃中建设新时代的精神家园。例如西安没有文化自信心按照中国古都学研究的基础理论承认自己是16朝古都，更不敢自我主动地当仁不让称名“中华第一古都”，抱着13朝古都的说法不敢在学术上证明西安是中国历史文化之都，不敢研究论证“长安文明”是华夏精神故乡。十年来全面落后于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进程，而我们国家是首先财政支持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单位，陕西省和西安市的世界“申遗”要排队到下个世纪。陕西省西安市的人才、科研、文化高地亦即高等院校数量位居全国第三，排名却从来不能象浙江大学那样向前冲刺，现在与前十名无缘，最好的是徘徊在二、三十名位置，文化旅游产业投入产出效益与京沪苏浙滇等等省市的差距拉大，文化产业发展不如东北二人转带动的产业链，甚至不如浙江省农民搞的横店影视城及其产业链。

文化的影响力要比政治更久远，比经济更深刻，所以历史文化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软实力之一，被中共中央呼吁建立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放眼全中国，对比所有的城市，西安是彰显中华民族精神最为典型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历史文化保存得最为集中的大城市之一，西安的文化遗产兼具神态、形态、物态三个层面，大遗址保护注重于“物态”层面，研究开发秦风汉韵、唐朝歌舞都是文化“形态”层面的典范，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异地异族不可以真正实现复制成功。但是，西安历史上遗存的“长安文明”作为传统文化的“神态”层面宝贵遗产，其留存更加具有深远的渗透力、广阔的空间性，足以辐射整个中国、华人世界，乃至整个东方文化圈和世界文化天地。这就使得西安在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方面，具有得天独厚、得史独厚、得地独厚的优势，生逢其时，应当乘长风破万里浪，冠冕堂皇的标榜“长安文明”就是华夏精神故乡，西安的城市名片就是“中华第一古都”。然而，从2006年至今我亲自向陕西省和西安市政府先后多次建议，他们都不敢光明正大地标榜“长安文明”就是华夏精神故乡，西安的城市名片就是“中华第一古都”，甚至他们没有自信心承认西安是16朝古都，说到底是因为陕西省和西安市的古都学研究比较落后。当然陕西省西安市的专家教授是非常了解中国古都学理论的，相关的历史学家坚持西安13王朝古都的实质是故意否定全国古都城市共识，把标准蓄意抬高成为虚假的“建立了全国基层政权的封建王朝”，违背中国古都学研究的基本原则，要依据西安的古代王朝资源优势来排斥其他古都城市，这是不得人心的害人害己做法。中国古都学的基准点就是“中国古都”的定义，以便于和历史文化名城、古代城镇相互区别。因此，应该说明我国历代王朝与政权所建立的首都，包括一切地区性质政权建立的都城，以及陪都，全部都是“中国古都”。这个“中国古都”的定义，认为凡是被历史上某一个王朝或者政权的统治者作为统治中心的城邑，不论其时间长短，统治区域的广狭，是全国统一时期的王朝还是分裂时期的王国，是华夏族还是其他民族所建立的政权，是贵族豪强还是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政权，是首都还是陪都，是已经沦为废墟还是形成了新的城市，都在“中国古都”的范围之中。农民起义政权及其建立的王朝所定都城，当然不能排除在外。古都文明并非都是帝王将相的领地，它首先是农业文明，是农民社会的结晶，排除农民起义政权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就是伪科学。

坚持维护西安是13王朝古都观点的人们，认为13王朝都是经典的传统王朝，不能包括农民起义政权及其建立的王朝所定都城，因为农民起义没有建立全国基层政权。他们忘记了13王朝当中的西晋愍帝，都于长安，开始于建兴元年（公元313年），终止于建兴四年，即公元316年，历时4年，早就有匈奴将领刘曜进攻中原地区，西晋愍帝国家的基层政权已经解体，半壁江山，谈何经典王朝？还有东汉献帝，都于长安，开始于初平元年（公元190年），终止于兴平二年，即公元195年，历时6年，整个统治时段全部被张角率领黄巾起义军队打乱了，更有董卓揽权乃至飞扬跋扈，使得汉献帝一直都是傀儡皇帝，哪里有什么基层政权可言？封建社会的县太爷是七品芝麻官僚，师爷文书都是他自己去请，自己负担工资福利，乡长保长里正之类基层官吏不能吃财政，不像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农村组织的组长、村长书记都吃乡级财政，谁敢不把村长书记当成干部？封建社会在县政府以下是民间社会的民族自治状态，不是今天的官本位社会。一旦农民起义，皇帝王朝的基层政权就涣散了，土匪土著政权就遍地开花，就是支持农民起义大政权。农业社会适应“农耕文化”，不是工业化城市的政治经济学；德国法西斯占领了巴黎就控制了法国，希特勒对日本人说攻占中国的沈阳、北京、南京就统治了中国，可是日本人吃大亏了。中国“半殖民地”就因为是“半封建”社会，农村封建社会不服从城市汉奸统治，惨烈又顽强的抗日战争应该教育我们那些主张西安是13王朝古都的教授明白：中国封建社会运用城市统治农村的成功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欧洲就没有这样发达，原因是中国王朝的货币经济成就了城市工商业，又运用货币经济及其工商业主导农村经济社会生活，我在《货币权力论》中论证了这种统治永远超过暴力作用，成为中国王朝权力的关键，并且严重依托封建家族的宗法制度及其仁义道德之类仁政体系，来实现中国农村社会统治，其中思想文化和风俗习惯的潜移默化作用巨大。这种情况下，农民起义的基层政权与其所推翻的皇帝权力体系之间，都是一种权力真空。难怪丘吉尔说中国的汉奸多，日本人说中国的土匪比汉奸还要多，共产党整编这些土匪来打日本人，大大的厉害。根源就在于中国封建农村是民族自治的实力派统治，封建皇帝和农民起义之间没有高低之分，专家教授看不起农民起义乃是忘记了朱元璋、刘邦都是农民出身，更缺乏历史深度。最重要的是坚持维护西安乃13王朝古都观点的教授都来自于陕西省特别是陕西师范大学，是陕西学术界缺乏自信心的软骨症一大策源地。而且这个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都学会命名新郑市为“中华第一古都”，支持认定商城遗址使得郑州市炒作成为古都城市、直至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都学会命名郑州市为“中国第八大古都”，对河南省很有信心，就是对陕西省和西安市没有信心。陕西省和西安市的党政领导干部应该认真反省，是否得罪了这些专家教授？是否没有买通陕西师范大学的历史学家？陕西省历史学家在西安的原则性强到了畸形状态，但是一旦到了河南省郑州市就丧失原则性了，难怪陕西农民说咱们的教授是野兽，吃里爬外，变本加厉。相应的，陕西学术论坛没有公开批评和观点争鸣的直接碰触，而真理越辩论越明确，稀里糊涂的一团和气就是倒退，是学术风气不正，甚至藏污纳垢，淹没真理。陕西省西安市的学术刊物和报刊媒体，也缺乏开放意识来发表百家争鸣的各种文章，总是拿教授专家的大学本位制来扼杀学术创新文章，不能做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解放思想，发展陕西。

坚持“西安是13王朝古都”的要害，在于让支持这一个说法的陕西和西安政府陷入了否定中国古都学研究基本科学原则的尴尬境地，远离了中国古都学的科学原则，当然使得西安不能围绕古都资源有大的收获，因为你没有了相应的科学发展观。按照中国古都学研究的基本情况，中国有217个古都城镇，都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中心。这些古都城镇并非彼此不相干，而是在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制的统一思想文化渗透、教化、主导作用下，以最强势的主流王朝即中国历史上的盛世王朝周秦汉唐首都所形成历史文化为核心主体，由中国历史上的盛世王朝周秦汉唐首都所形成的“中华第一古都”来成为真正“中国历史文化之都”，也就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心，当然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集大成者，这就是“长安文化”。但是，“西安是13王朝古都”的提法违背了中国历史学界关于“封建王朝”和“古都”的基本定义，成为畸形标准的产物，影响西安的辉煌历史形象。遗憾的是，陕西省和西安市教授专家对此没有下功夫研究论证“长安文化”，省市政府没有在立项、资金以及成果待遇方面给予支持，表现出来麻木不仁的迟钝。这当中，的确也有例外。

例如，陕西省文物局长赵荣曾经发表文章说北京是中国政治中心，上海是经济中心，西安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心，并且进一步说西安是中国文化之都。但是，西安的政府和媒体反应冷淡，陕西学术界更是没有论文来支持。对比之下，河南省与陕西省毗邻连接，从全国视野的角度来看，两个省及其省会城市西安、郑州的对比明显，农业方面八百里秦川以及整个三秦大地都不如中原地区使得河南省成为全国干旱半干旱粮食生产第一；陕西省重工业及能源资源、高等教育及其高科技资源的基础好于或者超过河南省，但是近二十年来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河南；，特别是文化产业及其相关科研、传播能力、影响力方面陕西省稍逊风骚，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在中央电视台大讲堂持续几年，而陕西省教授专家却进不去，还是一位西安女作家填补了空白。特别是世界文化遗产目录项目的保护处于我国政府资金、国际合作资金、慈善基金支持的首要位置，陕西省和西安市近十年已经明显落后于河南省。西安作为中国历史文化中心有着整个陕西省的雄厚文物资源支持，郑州市在河南省历史文化资源上面就没有西安这样突出，按理说是竞争不过西安的。可是，从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都学会命名新郑市为第一古都，到商城遗址使得郑州市炒作成为古都城市、直至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都学会命名郑州市为中国第八大古都，接着郑州市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冲击陕西省黄帝陵清明节公祭活动，到少林寺为代表的“天地之中”文化遗产成功申报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曲径通幽处，修成了正果，不断进取。对比河南省的这些努力，从现在起陕西省和西安的一切文化遗产要申报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需要等到百年之后，因为陕西省和西安市的“申遗”操作已经明显落后，就目前通行的申报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适应规则、运作方式、策划思路等等来说，陕西省和西安市当即与时俱进来参与排队，顺序号要到下个世纪。一朝保守被动，就要落后百年，归根结底在于西安和陕西缺乏足够的自信心，而河南省敢为天下先，陕西省却没有当仁不让的本分勇气，令人叹为观止，贻笑大方。为什么会这样软弱无能呢？害怕犯错误丢了乌纱帽，影响升官发财。结果是上述活动的河南省领导李长春、李克强都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常委，而陕西省历史上没有这种情况。习仲勋、胡耀邦在陕西省还是倒霉挨整受到排挤的，解放思想的春风夏雨应该首先吹一吹、涮一涮省市党政机关领导层，把四千万三秦儿女吼秦腔的精神拿出来，自信自强，名正言顺的标榜西安是“中华第一古都”。记得在郑州市举行世界客家人大会，我作为客家人亲眼目睹时任河南省长的李克强扑到第一线亲力亲为办好会议，感人至深，使得先前早就到过陕西省参与黄帝陵清明节公祭活动的世界客家人商会主席李金松带头投资，形成了一股热潮。但我一直都是批评河南人造假、造势、造谣惑众，针对安阳市“中国第一古都”、新郑市“中华第一古都”多次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得到基本解决时郑州利用商城遗址炒作成为“中国第八大古都”，我又指责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全国217个古都城市全部应该戴上“中国第八大古都”大帽子；接着郑州市把新郑市吸收成立“新郑区”，新郑市“中华第一古都”转变成为“皇帝故里拜祖大典”来冲击陕西省黄帝陵清明节公祭活动，我给中共中央反映黄帝八代的故里省市都搞这样的活动哗众取宠，岂不乱套了？结果是中央说下不为例，河南省彻底转变，下功夫把“天地之中”文化遗产成功申报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我心悦诚服了。当我来到西安市才知道城里面的本地话就是河南话，蒋介石炸开黄河花园口使得河南省难民涌进西安市，难民文化及其后来演变生成的西安闲人文化与皇城文化犬牙交错，使得我认识到了西安人的现代文化已经不是周文王、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那些“秦中自古帝王州”的进取文化，西安人缺少了王者风范的拼搏打天下精神，四平八稳，不要风险投资，要的是票子、房子、车子、位子、公子，不需要“中华第一古都”之类空洞牌子。只有今天的河南人要比陕西人傻瓜许多，从文化上着手鼓舞人心，实现中原崛起，导致了河南省要比陕西省发展的更好更快。

世界文化总会主席范光陵博士作为台湾出生的美国学者，认为陕西省和西安市政府向国家提出的文物特区议案，应该体现为陕西省文物局长赵荣一再论证和强调的“陕西省西安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心”。怎么体现呢？就是西安应该有“中华第一古都”这个名副其实的响亮品牌，这是金字招牌。而且，在西安咸阳一体化基础上撤消两市建制，报请国家批准，设立统一的“长安”。因为“西安”之名来自于明朝第一大将徐达，本身就与古都无缘。统一的“长安”是中国历史文化特区，不称“长安市”，而称为“长安都”。例如，香港特区不叫“香港市”，西安咸阳合并形成的“长安都”也一样要古色古香。但是，范光陵博士强调“中华第一古都西安”相关活动不要用“命名”的提法，而用“称名”，比较民间化，避免官方化。

我认为没有必要合并西安咸阳，西安就能独立称为“长安都”，关键是我们习惯了中央集权制的上级领导部门以权威方式“命名”各种荣誉称号，例如命名西安市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对于“称名”就显得陌生，甚至难以理解。但是，“世界八大奇迹——秦始皇兵马俑”就不是我国中央政府或者世界权威组织（例如联合国）的“命名”荣誉称号，而是属于“称名”类型的盛誉，给陕西省西安市带来了很大的旅游、文化利益。所谓“称名”，就是相对于官方“命名”而言的民间行为，就是自我主动，社会公认，官方默认，实至名归，搞成功“中华第一古都”西安的称名活动。这种活动肯定需要历史科学的基础论证，只是不要搞成为学术命名，让中央政府部门拥有的命名权威遭受到敏感刺激。正如“世界八大奇迹——秦始皇兵马俑”渊源于法国总统希拉克的一席话语，而我们的新闻媒体紧紧抓住机会宣传，以我们考古发现和历史学论证为支撑，政府不断提高“世界八大奇迹——秦始皇兵马俑”的旅游文化硬件软件服务档次，实现了大成功。而且，没有任何官方机构对此发生疑虑、追究，是众望所归的认同。

现在的问题就是陕西省西安市缺乏关中好汉的冲锋陷阵精神，不敢“亮剑”，总是害怕兄弟省市不高兴西安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之都”、“中华第一古都”、中华历史文明中心、华夏精神故乡，这在实际上就是“思想解放”还没有过关。应该看到，持续发展了三十年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规模之大，前无古人，但是渗透其中的改革精神，与中国历史盛世王朝周秦汉唐的改革创举是一脉相承，就是要敢为天下先。兄弟省市是否赞同西安标榜“中国历史文化之都”、“中华第一古都”、中华历史文明中心、华夏精神故乡？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名副其实，是实事求是，是敢作敢为，是陕西省西安市自己要敢于担当历史重任，把自己的观点旗帜鲜明的亮出来，把周秦汉唐时代传承下来的刚健有为、崇尚气节、豁达乐观、宽容和平、兼容并蓄、从善如流的文化精神，与当今建设人文西安、活力西安、和谐西安的城市文化结合在一起，集中体现中华文化的精华所在，努力保持中华文化遗产的独立性、丰富性、完整性，明确西方文化并不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一定要在挖掘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价值及其核心价值观方面让西安走在全国前列，同时要有体现民族文化精神的文化产业来扩大现代化传播渠道。所以，在中共中央倡导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大好形势下，陕西省西安市首先就是要理直气壮的站出来标榜自己是最重要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种家园当然在全国可以有很多个，但是“华夏精神故乡”的故乡只能有一个，这就是“长安都”，就是集中凝聚产生出来的“长安文明”，这是中国人精神的发源地、支撑点，也是现代文明要回归的故乡。

在美国的学术研讨会上，国外学者说大家公认：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人的文明是古今一脉相承，中国的“第一古都”在文化传承角度来说，实际上就是“世界第一古都”。西安标榜“中国历史文化之都”、“中华第一古都”、中华历史文明中心、华夏精神故乡，客观上就是再度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西安不象海内外许多古都那样孤立无援，而是有着陕西省35750处各类历史文物的强大依托，拥有陕西省古遗址、古墓葬15065处宝贵资源的巨大支持，虽然不见得是一个风光绚丽的游览胜地，也不仅仅是过往的一幕幕壮观的历史场面，更不是文史才子们朦胧的诗情画意感怀，甚至不是西安吾乡吾民对于自己城市的感性认识、由衷的热爱之情，而是一种属于全体中国人和全球华人的信仰、理想、气度、风格，一种美好的精神境界——“长安文明”的寄托，一个安放灵魂的圣地。这使得我要吟颂一首诗歌《西安颂》来结束本文：

宏伟壮丽的十六朝古都，

蕴育着神州五千年灿烂的文明，神态如此巍然。

 

浐河静静流逝了半坡先民渔猎烧荒的身影，

庄严肃穆的黄帝陵凝结了人文始祖的渊源，

整装待发的兵马俑阵列展现秦王朝赫赫军威，

马踏匈奴石雕显示出西汉王朝大一统的誓愿。

 

御汤敞开了胸膛，浸泡着皇亲国戚的沉浮变迁；

无字碑不露声色，倾听人们对帝后功过的评鉴，

城墙似蛟龙盘卧，忠实地守护着一方风水宝地；

雄浑的暮鼓晨钟，送晚霞迎朝阳“声闻于天”。

 

商鞅为强国坚持变法，何惧粉身碎骨；

太史公发奋著史，怎畏屈辱致残；

张骞肩负国家重任，从这里开启了世界之门；

玄奘胸怀大志，满载着友邦的文明含笑而还。

 

无数奇珍异宝在皇天后土之下熠熠生辉，

茫茫原野崛起过巍峨富丽的皇宫宝殿。

帝王们长生不老的美梦永远埋进了座座陵墓，

神秘的佛香道火在古寺名刹里缭绕弥漫。

 

粒粒沙石铭刻着千古英烈豪壮的故事，

条条不息的川涧涌动着文武兴邦的波澜。

周秦汉唐四大王朝如巨柱豪檩，

支撑着中华文明的摩天大厦，亘古延绵。

 

历史老人走过了一个个峥嵘的岁月，

把一段难忘的回忆留给了古都西安。

今天我们用热血和汗水再造文化名城新的辉煌，

留给后人的将是一首更为恢弘的诗篇。

【摘要】：西安在古代名称“长安”，是世界著名古都之一，中国217个古都之首。中国历史上的盛世王朝周秦汉唐均建都于此，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曾经达到的人类文明高度及其巨大国际影响力都是在这里生成和凝聚。西安是当之无愧的“中华第一古都”，责无旁贷地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进程当中做出重大贡献，把陕西省西安市早日创建成为文化强、旅游强的省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