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一次意料之外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不仅没有激发资本市场的积极表现，反而出现了振荡调整。如果说“市场永远是对的”，那么这样的市场反应其实在警醒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面对后危机时代的新问题，宏观调控政策必须以更积极的态度应对。而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也绝非一两次存款准备金调整能够解决。

　　事实上，近期发布的一系列宏观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状况的确存在隐忧，但数据的恶化并非最可怕，更为让投资者担忧的是调控是否有足够的措施和手段去应对。2008年，调控部门曾遇到过更恶劣的经济形势，其时正是凭借四万亿大手笔投资，让中国经济在一年左右时间里就在宏观“数据上”走出经济危机阴影。历史总是相似的，但绝不可能简单重复。今天，调控部门又面对一系列经济下滑现象的考验，只是应对的政策方法却不可能再重复当年。

　　事实上，四万亿确实拉动了经济，但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比如对2010年和2011年的物价通胀问题产生了推动作用。当下调控部门再度面对经济衰退风险，就要对之前投资主导的政策措施进行优化和调整。其中的要害在于两点，其一是“逆周期”、“顺预期”地落实货币政策措施，其二是财政政策以“放水养鱼”替代“大干快上”。

　　对于货币政策而言，既然经济数据已经出现较为明确的下滑迹象，货币政策就必须明确逆周期而动的原则，即灵活积极使用利率政策、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和公开市场操作，以释放流动性为目标应对衰退风险。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之前两年通货膨胀问题严重，市场参与者对于货币政策趋于实质宽松并没有形成共识，所以调控政策应该参与修正市场预期，让预期与政策落实形成同向共鸣。就像在2008年一样，当市场各方明确调控政策“保增长”的导向之后，微观主体也会积极参与扩大投资，这将有助于政策效果显现。

　　至于财政政策，扩大投资固然是“积极财政政策”题中应有之意，但有鉴于四万亿投资计划不可能重来，所以财政政策优化已成为必然。事实上，积极财政政策除了扩大政府投资的“大干快上”之外，减税让利、“放水养鱼”同样是必须的内容。当然，对于政府进一步减税的空间，学界和业界不乏争议，尽管在理论上大多数观点支持减税，但同样有观点认为有鉴于行政开支规模巨大，所以绝对的减税空间不足。

　　在笔者看来，减税政策必须扩大规模和力度，各地一些“营改增”的税改试点已经有所成效。财政开支压力从来都不是拒绝减税的理由，其一，减税如果能够激发企业活力，随着企业效益的改善，同样能够逐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如果以整个经济周期观察，财政收入未必减少；其二，财政开支的很多内容是可以也应该被压缩控制的，比如备受公众关注的“三公经费”，如果以减税倒逼政府行政成本降低，让行政部门与企业、公众共度时艰，是为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一大积极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