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周敦颐的政治生涯，其官阶并不显达，始终是地方官吏，如主簿、县令、州判官、知州军等，主要是做司法工作，其政绩亦表现在司法工作之中，在当时算得是一位清官。后来黄庭坚称颂他“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徽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同上）。又《年谱》记载说：“先生素贫，初入京师，鬻其产以行，择留美四十余亩，畀周兴耕之。”潘兴嗣说周敦颐在洪州南昌做官，得过一场大病，去看望他时，“视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箧，钱不满百。”（《濂溪先生墓志铭》）。《年谱》又说：“先生平日俸禄，悉以周宗族，奉宾友，乃分司而归，妻子囗粥或不给，旷达不以为意。”这些评语，不免有溢美之辞，但至少反映了周敦颐在精神生活上不失为一光明、正直的清高的君子儒，在物质生活上确实是比较清寒的。

　　在30年的政治生涯中，周敦颐一面做官，一面潜心于儒家学说的研究和传授，他既是一个官员，又是一位出色的儒学大师。据《年谱》说，他在郴县为县令时，“至县，首修学校，以教人”；在合州五年，与士大夫广为交结，“士之从学者甚众”。在代理邵州时，更是大开讲学之风。当时的荆湖北路转运史孔延之在《邵州新迁学记》中赞颂他说：“周君好学博通，言行政事，皆本之六经，考之孟子，故其所设施，卓卓如此。异时宋史书周君之善，以为后世法，未必不以邵学为先”（《周子全书》卷17）至此，周敦颐已被看作是一位应当青史留名的儒学大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