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充分条件
王培绿
摘要：本文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充分条件的概念，认为只要具备了充分条件，政治体制改革就必定能够成功。
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表面上看起来尖锐对立的派别在是否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否要建立民主制度，是否要实行选举制度的问题上具有高度共识，中国共产党也已经凝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①但是，共识只是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实现和谐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充分条件。
改革有没有共识，直接关系到改革能不能顺利进行。日本的明治维新就存在共识严重不足的问题。在明治维新开始的前十年，由于明治新政损害了农民利益，日本爆发了不下于190次的农民起义。直到1877年，新政府才开始逐渐减轻压在农民身上的重税。其他一些新政同样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例如建立学校的新政、征兵新政、遣散方案、丈量土地的方案、改用阳历问题以及其他许多改变了人们生活习惯的新政。其中征兵新政引发了暴动，推波助燃的竟然是无中生有的“血税”谣传。②③这提醒我们，改革应该尽力避免或者减少某些阶层利益受到损害，同时还要让人们理解改革新政，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或者减少改革过程中发生的冲突，也可以避免不必要冲突的发生。
和一百几十年前信息闭塞时代的明治维新相比，今天中国的改革已经处于信息化时代。在信息爆炸、以及人民的文化知识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改革更加需要共识。中国的改革，需要民众的支持，没有民众的支持，改革就会寸步难行。
但是，共识表达的往往只是大多数人的一种愿望，一种向往。有时候，这种大多数人的愿望或向往要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并不一定能够顺利实现。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改革能否成功牵涉到许多因素，只有当改革具备了一系列特征，改革才是成功的改革。④因此，共识仅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必要条件，共识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充分条件。
有共识的改革不一定能够获得圆满成功。前苏联的改革不可不谓是有共识的，但是改革造成国家分裂、经济倒退、大国地位失去、人民福祉受到极大损失，负面效应极大地蚕食了改革的成果，其合法性受到质疑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虽然现在俄罗斯各派对立严重，但很少有人会不痛心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这些负面效应。
政治体制改革是国家权力结构进行重新调整的改革。国家是需要权威的。国家权威对内是维护社会秩序和防止国家分裂的需要，对外是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国家权威关系到国家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福祉。而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原有的国家权利结构产生的功能已经消失或者削弱，而新的国家权利结构还没有完全稳固，其应有的功能还没有完全产生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权威将受到极大削弱。再加上各种可测的和不可测的因素作用，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极易引发不可控事件，出现人们不愿意发生的后果。
从人类历史来看，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风险很大的改革。英国的民主转型就经历了两场残酷的内战，一次军事独裁、一次复辟和一次光荣革命。法国民主转型两百年来经历了五个共和、两次复辟、两次帝制、一次君主立宪，还有一个短暂的巴黎公社。整个国家几乎每二十年就来一次血腥的大波动。泰国的民主转型已达七十多年，但至今国家仍是军变和民变交替上演。缅甸、印尼、马来西亚、老挝、柬埔寨、菲律宾等国大同小异：不是军事政变就是持久的内战。墨西哥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独立后，从1824年到1848年发生了250次政变和叛乱。1910年又爆发了革命，陷入二十年的内战。从革命结束至20世纪末，一直是一党独大，直到2000年出现第一次政党轮替，才算是完成了民主转型。拉美其他国家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均有着类似的惨痛经历。⑤而前苏联民主转型的后果是国家解体，经济滑坡，人民的福祉受到严重损害。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风险很大的改革，但是也不一定可怕。民主转型也有非常成功的例子，如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的民主转型就比较成功。
战后，日本的天皇体制被改造，实行了以选举为核心的民主转型，日本再次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再次跻身于世界经济大国之列。
韩国建国后建立了西方式的宪政体制，实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但反而在政治上出现了混乱，经济社会发展裹足不前，社会矛盾重重。朴正熙军人集团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建立军人威权体制，推动韩国实现工业化，创造了韩国经济奇迹。1987年，在民众性民主运动的不断冲击下，朴正熙建立的韩国军人政权瓦解，韩国重新实行自由民主宪政，实行大选。韩国再次恢复了自由民主宪政体制，实现了国家权力开放和结构的多元化。
在台湾，随着解除党禁和报禁，台湾的专制政治开始向民主政治转型，开啓了一场台湾政治民主化革命。表面上看，台湾政治民主化运动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是政党之间恶斗不止，党内之人争权不断，因为民主政治转型而使政局混乱。但其实，台湾政治是“乱而有序”，台湾社会多元政体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机制已经显现，各个族群与利益集团可以比较充分地表达利益诉求和愿望，也可以在政治体制内进行比较充分有效的利益博奕。这种体制因素有利于促成台湾社会的稳定。⑥
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主转型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乱象，但对社会和人民没有构成太大的威胁，处于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社会能够达到如此程度实属不易。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虽然政治体制改革风险很大，并且常常伴随着动乱和战争，会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人民的社会福祉也会受到极大破坏，但是，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主转型也给我们带来了正面经验。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风险很大又关系到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改革，因而，必须慎之又慎。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改革的风险又会更加大。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我们既不能畏首畏尾，也不能掉以轻心。只要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并且具备科学的战略和战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一定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实际上，中国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体的全面改革也是一次成功的转型，虽然这种转型还没有最终完成。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了，人们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民主政治制度也进步了，人民的民主权利范围得到了扩大。出现这样的局面不是偶然的，是有内在的原因的。
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我们发现，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充分条件应该是胜券在握。当改革具备了胜券在握这一充分条件，政治体制改革就能必定成功，就能避免国家的动乱、经济的倒退、人民福祉的丧失。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我国改革开放一开始的时候就掌握了取得改革成功的充分条件。这个充分条件就是胜券在握。
胜券在握这个条件既是高度概括的，又是非常具体的。这一点我们从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可以读出来。
邓小平南巡讲话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对于多搞点“三资”企业，邓小平让大家放心、不要怕，因为“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⑦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特别突出了敢闯和敢冒险。但是，这种敢闯和敢冒险的前提是“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和“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在这个大前提下，不管怎么“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都不会危及国家的稳定。这就是邓小平胜券在握的关键所在。在邓小平的设计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注定会成功，不存在失败的问题。如果说改革有问题，也只是改革能取得大的成功还是能取得小的成功问题。
其实，不仅南巡讲话推动的是胜券在握的改革，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胜券在握的前提下进行的。从1978年，我国就开始了建设经济特区的探索，到1988年已经先后建成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和海南经济特区。建立经济特区的直接意义在于：可以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产品竞争力；可以利用外商销售渠道，适应国际市场需要和惯例，从而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了解世界经济信息；有利于学习现代经营管理经验，培训管理人才；可以扩大我们走向世界的通道，开辟世界了解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窗口。从更高的层面看，经济特区的意义还在于：经济特区率先将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大胆地进行体制与机制的创新，在计划、投融资、流通、劳动工资、土地管理、财税、金融和政府自身改革等方面体制改革中走在前面，为在全国推进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正如美国耶鲁大学博士柯白所分析的那样，中国以建立经济特区吸引外资，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理念，不断推动中国融入全球经济，是在“可驾驭的环境中”不断探索扩大市场经济，不断增大就业机会。⑧在这里，邓小平说的“政权在我们手里”和“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的话被解读为“可驾驭的环境中。”
经济特区可以规避试验失败可能带来的风险。在改革开放一开始的时候，国家没有拿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做试验，而是把经济特区选择在经济不是很发达的地区。例如深圳原来是一个小渔村，即便试验失败也不会对国家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当经济特区的试验取得成果，新体制推动了经济特区快速发展的时候，邓小平就想到了上海。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⑨虽然邓小平对由于采取稳扎稳打的改革策略而产生的“失误”表示了一点遗憾，但如果重新来过，相信作为战略家的邓小平还是会坚持原来的做法。因为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对于十多亿人民的社会福祉来说，没有比稳妥更重要的了。实践证明，稳妥推进各项改革是最科学的决策。
当然，胜券在握并不意味着改革会百分之一百成功，只是说关系到改革成败的关键性难题已经解决。改革的成功还要靠我们脚踏实地地去工作，而具体工作质量在一定限度的范围内只关乎改革成绩的大小。
邓小平南巡讲话已经有二十年了，改革开放也有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的改革积累了一些社会矛盾，这些矛盾必须得到解决。只有解决了这些矛盾，社会才能得到更加健康地发展。而这些社会矛盾之所以会不断积累而没有在改革过程中被及时解决，就是因为政治体制中的一些制度还没有全部建立起来。当然，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也不一定有条件建立这些制度。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邓小平才给我们选择了我们已经走了三十多年的这条全面改革的道路。按照邓小平的设计，我们已经走过的这条道路只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步。现在我们应该考虑邓小平给我们设计的改革开放的第二步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体的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应该向更高阶段发展了。
但是，我们已经具备了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充分条件了吗？对下一步的改革，我们已经胜券在握了吗？如果我们还没有具备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充分条件，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的社会已经做了哪些应该做的？
注释：
①王培绿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有共识?
②本尼迪克特《菊与刀》辽宁教育出版社
③陈杰明治维新—改变日本的五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
④王培绿和谐的政治体制改革
⑤宋鲁郑：政改——中国没有榜样
⑥房宁等台湾政治转型的条件与路径——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研究之四
⑦邓小平南巡讲话
⑧柯白中国经济特区建设意义极为深远
⑨邓小平南巡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