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中国（北京）论坛
主讲论文
第一篇 2012年3月 17日
幸福中国：新改革的旗帜与目标
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徐景安
2012年3月 17日
对中国的现状与未来，我概括为三句话：成绩巨大、问题很多、前途未卜。30年改革开放带来经济增长、生活改善、思想活跃为世人瞩目。但是分配不公、腐败泛滥、道德溃败、生态恶化问题严重，造成官民矛盾激化、群体事件频发。世人对中国的未来失去预期，有钱有势者移居国外，缺钱无势者泄愤骂娘，文人学者们争论不休。
改革开放的成功与问题的原因
改革开放实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折，从政治为本位转向物质为本位。政府以经济为中心，民众以挣钱为第一。
这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从1978年到2009年GDP年均增长9.8%，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3.3%的增长速度。
成功的原因也就是问题的根源。政府为发展经济而不顾一切、民众为拥有财富而不择手段，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恶化，结果是人的不幸福。
在解决温饱的改革之初，发展笫一作为方针与目标是正确的。但决定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性质的是如何发展、怎么分配？这就是发展为谁的问题。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模糊了共产党的性质。
如今从中央到地方对发展都有着强烈的冲动，既是考核政绩的需要，又能带来财政收入的增加，更有项目支配带来的种种利益。不管中央如何调控，各级地方政府GDP增长目标加码，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
在发展第一、饼先做大的思想指导下，出现了种种问题。尽管中央先后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但同时强调“发展第一”不动摇，“发展中的问题在发展中解决”。这样，实际运行中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不了，并越趋严重，带来社会的不稳定。于是，提出“稳定压倒一切”，强化控制，堵住了改革之路。
改革的主流意见是，中国问题的症结是制度问题、利益分配问题，这个判断不能说错，但是制度怎么改、利益如何分，这就有一个指导思想问题。不改变发展第一的方针，一切无所谈起。
中国需要由此及彼的桥
对中国向何处去，各有各的主张，归纳起来两大派，西方派与回归派。我把主张自由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归于西方派，把回到毛泽东时代、新民主主义、孔子儒学归于回归派。凡能成为一派，说起来都有理由和依据，作为学派之争，无可厚非。但今日中国需要的是由此岸向彼岸的桥，不仅需要目标、方向的描绘，更需要路径和方法的提供。
我们的任务是建桥，起码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甲方意愿，二是民众需求。不顾甲方意愿，除非另找甲方。不顾民众需求，桥建起也无用。今天中国是共产党领导，要改革必须符合共产党意愿。许多学派津津乐道自己的主张，就是无视这个事实前提。对我这个说法，不少人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他们不认今天的共产党是甲方，那他们的任务，就是找其他甲方，或自己当甲方。这似乎更不现实，只有等待新的甲方出现。
以共产党为甲方，就要考虑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理论范式、语言体系。共产党内有改革、保守之分，保守中一派重意识形态，另一派护既得利益，但都会以意识形态来说事。中国要推进新的改革，必须过意识形态之关、举意识形态之旗，既为共产党的改革派所接受，又使保守派无理由反对。
1979年我参与起草了我国第一部经济体制总体规划，这应该是顶层设计吧？我不说是怎么设计的，重要的是怎么通过的？董事长是邓小平，副董事长是陈云，总经理是李先念，他们三个人有一个人投否票决就通不过。
1980年初在中南海，李先念主持召开国务院财经会议，讨论这个稿子。从晚上7点开始，开了一个半小时，大家都不谈正题。到8点45分，李先念说话了。他说：“这个稿子我看了两遍，都没有看懂。”紧接着，李先念指着我们这一些人，说：“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相信他们是对党负责的。所以，我建议，这个文件还是先发下去试行。”就这样，通过了！
总体规划提出五大改革原则：一是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二是把单纯的行政管理经济的办法，改为经济办法与行政办法相结合，以经济办法为主，保持必要的行政手段；三是把企业从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改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在国家统一领导下扩大企经营管理自主权；四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有利于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出发，划分中央部门与地方的权限，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五是正确处理政治思想教育与物质利益的关系，在重视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倡照顾全局利益，发扬共产主义风格。
今天看，这个顶层设计，理论上很不彻底。这结合、哪结合，绕来绕去，还说什么“以计划调节为主”，不讲以市场为取向。看上去很不过瘾，但通不过，能启动改革吗？这个规划，讲了那么多结合，让保守的同志放心。但引入了“市场调节”、“经济办法”、“扩大企经营管理自主权”、“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重视物质利益”，这就是体制的重大突破。
理论追求彻底，改革需要妥协、艺术、技巧、方法。社会是很多人的存在，改革必须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这是决策者接受的前提。李先念主持的会上，没有人发表反对意见，这就好通过了。
很难想象，共产党的改革派会以自由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为旗，更不可能提回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孔夫子的口号。这些主张中有许多对未来中国有用的元素，但不能拿来作为改革的旗帜。
关于宪政民主
江平教授说：“‘中国问题’很多，但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没有落实宪政，而在社会转型期层出不穷的很多矛盾也都根源于此。”实行宪政必须制定一部凌驾于权力之上，并为社会大众敬畏的宪法。
这就需要两个前提，一是对宪法根据的共同认知。夏勇说：“宪法之为根本法，乃是因为它体现一种能够作为最高权威来源的根本法则。根本法则之有最高权威，乃是因为它体现基本价值。”而这恰恰是当今中国严重分歧所在。二是对法律的敬畏之心。西方人出于对上帝的敬畏，从而敬畏真理，敬畏法律。而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权、情、理、法，最敬畏的是权力，其次是亲情，再次是道理，最后是法律。
中国实行宪政，只能是改革的结果，而不是改革的切入点。相反，今天中国的改革是不断违宪、护宪、修宪的过程。当年土地制度改革就是违宪，宪法规定国有土地是不准以任何形式出让、出租的，所以有人出来护宪，骂土地制度改革是卖国。到1988年终于通过宪法修正案：“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现在，经济改革依然是违宪的。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不是改成股份制了？还有“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现在多种经济成份已超过了公有制，反对国进民退，主张发展民营，这不是违宪？
搞宪政就得先修宪，怎么修啊？我们的宪法规定四项基本原则，共产党领导、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社会主义道路，还有一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就是不受法律制约的暴力。宪法规定可以动用不受法律制约的暴力，也就可以违宪。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宪法？这就必须修改宪法，那还不打破脑袋？
总之，宪政民主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是正确的，但作为推进改革的旗帜，尤其是改革由此切入，我认为不可行。
举“幸福中国”之旗
与改革主流派不同，我把注意力放在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上。从2007年11月至2010年5月，我发起举行了二十次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研讨会，讨论的主题就是重塑国家意识形态，不过我换了一种说法，称创建中国新文化，核心是重塑价值理念、价值目标，以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的幸福最大化取代财富最大化。
经过30年革命，30年斗争，30年发展，我们感悟人的终极目的是幸福，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为了所有老百姓幸福。幸福中国成为中国发展与改革的新目标与新旗帜。
第一，现代化建设的反思
长期以来，现代化建设的衡量目标就是GDP。实践证明，GDP增长并没有带来人们幸福感的相应提高。全世界开始了以国民幸福指数代替GDP作为发展衡量目标的探索。以“幸福中国”为目标，符合世界现代化建设的新潮流。
第二、社会主义真谛的感悟
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建了60年社会主义的我国。社会主义就是以所有社会成员幸福为目标的社会主张和社会模式。建设“幸福中国”，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真谛。
第三、共产党立党宗旨的兑现
为民众谋幸福是共产党的宗旨，建党已90年了，到了兑现这个宗旨的时候了。而要真正为民众谋幸福，必须有考量的目标、制度的保障、实现的路径。
第四、以人为本的价值实现
什么是以人为本？人的本质、本性就是追求幸福。以幸福为目标，就要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建设，物质文明、社会文明、道德文明、精神文明一起抓，而不是单打一地抓经济，克服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倾向。
第五、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
“幸福中国”把民众幸福放第一，以所有社会成员幸福为目标，实现公平分配、民主政治、道德文明，就为建成和谐社会提供了根本保证。大家幸福了，社会就和谐了。
第六、科学发展的实现路径
什么是科学发展？能给民众带来幸福的发展，就是科学发展，就是好的发展。以民众幸福为目标，安排经济发展；以民众幸福为原则，实行公平分配，就是实现了科学发展。
第七、指导改革的新旗帜
推行新改革，需要一面正义、神圣的旗帜，需要社会共识的支持，才能集聚力量、冲破阻力、克服困难、开拓创新。“幸福中国”，既能为党内所接受，也能为社会精英所支持，更为广大民众所拥护。
第八、统领发展的总纲领
经济为中心，发展放首位，带来的是经济的单项独进。以“幸福中国”为目标，就可统领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
第九、推动进步的切入点
我国存在的问题很多，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道德的、生态的，从哪儿入手，才能解开扣，这需要智慧与技巧，既能解决问题，又能稳定大局。从民众幸福入手，先改善民生，再解决社会、政治参与，再提升社会道德文明。以改善政府行为为起点，进而改善社会行为，再改善民众行为。推动创建“幸福城市”、“幸福企业”、“幸福社区”、“幸福学校”、“幸福家庭”、“幸福人生”。
总之，幸福中国，是思想的一面旗，实践的一个纲，方法的一个扣。
幸福中国的提出，解决了指导思想之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思想精髓就是为民众谋幸福，幸福中国就是上述指导思想的凝练与体现。也不用为他们之间存在的矛盾以及如何解释他们的思想犯愁了，凡是符合民众幸福的理念、原则、主张都是建设幸福中国的宝贵思想财富；凡是被实践证明不符合民众幸福的理念、原则、主张就得与时俱进，不能奉为必须坚持的教条。
中国新改革从广东起航
理论争论是需要的，但是观念永远战胜不了观念的，最终要实践来破冰。
2011年1月7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上提出“幸福广东”。不言而喻，“幸福广东”的主体是民众幸福，从这儿破题，改革这篇大文章就可依次展开了。
汪洋提出：“优化升级是手段，幸福广东是目标”，这就从理念上解决了以发展为目标，还是幸福为目标？决定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性质的是如何发展、怎么分配？这就是发展为谁的问题。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目的、目标、宗旨，只能是、必须是为民众谋幸福。这就决定了必须从民众幸福的目标出发来安排发展，进行分配。
现在，有所谓“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之争，称“模式”不合适，把二者的区别概括为“广东模式”是做大蛋糕，“重庆模式”是分好蛋糕，更是谬误。
汪洋说：“如果不解决好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的问题，就会带来比物质生活得不到满足时更突出的问题，就很难做到发展的过程使人快乐、发展的结果使人幸福。尤其不能以牺牲人民的幸福为代价去发展，不能以发展为理由，让影响人民幸福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长期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回到为人民谋幸福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最高使命和一贯承诺，回到为人民谋幸福这个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和逻辑起点。”
以民众幸福为目标，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但反对以做大蛋糕为理由，掩盖分蛋糕中的不公平、不合理。做大蛋糕，不是分好蛋糕的前提。无论大蛋糕，还是小蛋糕都有公平、合理分配的问题。以发展为第一、为目标、为理由、为借口，起了掩盖不公平、不合理分配的作用。
怎么衡量民众幸福呢？广东省出台了《建设幸福广东评价指标体系》。汪洋说：“编制幸福指数，将抽象的‘幸福’具体化、指标化、纳入政绩考核机制，可以形成倒逼机制，形成反向压力，形成鲜明的导向，确保老百姓的幸福得到落实。”
2012年02月14日广东首次公布幸福指数，在珠三角地区9市里，广州第一，其次东莞、珠海、深圳。人均GDP首位的深圳，由于人均民生、福利等指标落后排名第四。
2011年1月22日汪洋在“广东省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作出了新的部署，凡是社会组织能够“接得住、管得好”的事，政府职能都要逐步地交给他们。从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将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管理权限从省下放至地级以上市民政部门，支持社会人士成立公益慈善类和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
公共服务不均等、民生问题欠账多，究其原因主要是社会结构的不均衡，与政府、资本相比，民众组织程度低，反映民众心声的渠道不畅通，参于公共决策的机制不健全。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构成社会的三大支柱，发育社会组织，实际上是政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健全公共服务的必要措施。
建设“幸福广东”的提出，为我国探索了一条改革的新路径。正如汪洋所说：“提出建设幸福广东，关键点在于明确一种发展的方向、目标，而不在于一夜之间要建成什么样的幸福广东。”“我们无法给出建成‘幸福广东’明确的时间表，但我们想让‘幸福’成为一种整体的趋势，让争取幸福、创造幸福成为社会的主流风气……”
受汕头市委、市政府委托，我们进行“幸福汕头”三项课题的研究，第一、关于“汕头市居民幸福感调查”，第二、关于“‘幸福汕头’客观指标评价体系”第三、关于“汕头市民生‘十二五’规划建议”。现已通过专家评审：“三大课题研究成果内容充实，观点新颖，结构严谨，分析精辟，方法得当，一些地方揭露问题、分析问题相当深刻，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具有战略高度和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属于优秀的决策咨询研究成果。”
围绕民众幸福进行制度改革
建设“幸福广东”、”“幸福汕头”，包含了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
第一、民众成为考核政绩的主体。通过居民幸福感调查，了解居民的真实感受，然后有针对性地改善政府工作与社会治理，体现了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政于民的理念，使民众参与公共决策与公共管理，这是民主建设的新形式。
第二、媒体成为反映民意的平台。在媒体上公布“汕头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要求各媒体开辟专拦反映民意、民心、民声，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
第三、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实行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登记的制度，保障结社权利，畅通民声渠道，参与公共决策，健全公共服务，这是一项重大的制度改革。
第四、实行公共财政制度。财政安排以保障民生为原则，控制财政供养人员增加，降低政府运行成本，实行政府开支向社会公开。
第五、推行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实行管办分离，建立学校董事会、医院理事会，吸收社会代表参加，聘任校长、院长。引入民众作为公共服务需求者的评价机制，创造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源进入的制度环境。
第六、建立全民参与机制。推动创建幸福社区、幸福企业、幸福学校、幸福家庭，让民众在创造幸福中体验、感悟幸福。
怎么回避了政治改革、选举民主？以民众幸福为目标，政治改革、选举民主包含其中，在推进了一系列改善民生的措施，缓和了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之后，按照民众需求程序，在适当时候推出。
启动改革要符合三个条件，社会共识、局面可控、有益民众。以幸福为理念，启动与推进改革是最佳的路径选择
幸福：人类新信仰
信仰产生自我约束、热诚追求的自觉，决定了人生态度。今天，中国人的大多数没有信仰，所以，为了钱，什么都敢干、什么都不怕。重建信仰，是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
今天，全世界主要有五大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儒学、共产主义。前3个是宗教信仰，以来世幸福为终极。后2个，一个是道德信仰，一个是社会信仰，以追求现世幸福为目标。
那究竟什么是信仰呢？有一种观点认为，信仰必须是先验的，是经验生活不能体验、占有、触及的，只有这样才能突破终极有限、实现自我超越。这是对宗教信仰的定义，而不是信仰的定义。
所谓信仰，就是人的终极追求与心灵的敬畏。基督教信仰是上天堂而敬畏上帝。佛教信仰是进西方极乐世界而敬畏来世。儒教信仰是光宗耀祖而敬畏父母。共产党的信仰是实现共产主义而敬畏马克思。对不信上帝、不信来世、不信祖宗、也不信马克思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能信什么呢？那就是追求人生幸福而敬畏生命。
人生幸福是终极目标，要过得愉快、快乐，过得有价值、有意义。这不是为了上帝、为了来世、为了父母、为了马克思，而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因为对每一个人来说，生命只有一次，而且十分短暂。
确立了这个信仰，就会树立对金钱的正确态度，金钱是幸福生活的物质基础，是幸福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为了幸福，不要昧着良心去挣钱，也不要损害健康去花钱。同样，权力与名誉，只有用来造福社会才会带来幸福，谋取私利就会造成不幸。所以，幸福可以成为当今人类第六大信仰。
宗教信仰是先验的，先要信，“诚则明”。幸福信仰是理性的，先要知，“明则诚”。也就是先要懂得幸福知识，了解什么是幸福，怎么得到幸福，才会把幸福作为终极目标去追求，而不会坠落表面的、虚假的、短暂的“幸福”陷阱，最后得到的是不幸。
幸福是需要学习的、感悟的。当务之急，是要传播幸福知识。幸福知识具有极大的实用性、实践性，积极心理学是幸福知识运用于心理学。还可以成幸福社会学、幸福政治学、幸福经济学、幸福管理学、幸福伦理学等。幸福知识是一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
幸福信仰与其他五大信仰，不是对立的，而是兼容的。因为幸福信仰与其他五大信仰的共同点都是为了人的幸福而倡导善，只是追求幸福的目标与路径的区别。
《21世纪幸福宣言》声明：“尊重为上帝而善的基督教伦理。尊重为真主而善的伊斯兰教伦理。尊重为来世而善的佛教伦理。尊重为祖宗而善的儒学伦理。尊重一切向善的伦理。倡导为自己的幸福而善的新伦理。”
但幸福信仰与其他五大信仰也有所不同，幸福信仰的立足点与出发点，是为了自己的幸福，即爱自己。而真正爱自己，真正获得幸福，就要爱他人、爱大家。幸福信仰在承认物质幸福的前提下，倡导追求情感幸福与精神幸福。幸福信仰不主张无我，不主张禁欲，不主张公而忘私，不主张无私奉献。
有人怀疑幸福信仰能否像宗教信仰那样具有追求的魅力。人都是要死的，突破生命的有限而实现永恒，满足了人的生命可以延续的愿望，这是宗教的魅力。为此，宗教以灵魂与躯体分离，可以转世、可入天堂而不灭得以永恒。
幸福信仰同样可以突破生命的有限而实现永恒，这就是精神可与躯体分离，虽然人死了，精神永存。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获得了永恒。孔子的思想承传了几千年，爱迪生发明了电灯泡，人类永远纪念他们。普通的工人、农民、教师、商人、公务员……也都可实现永恒。
只要你的生命存在能够给别人带来愉快、快乐和幸福，这就是永恒。比尔.盖茨与巴菲特回到母校，学生们问：什么是成功？巴菲特回答说：当你死的时候，究竟有多少人在怀念你，这就是成功。
《宣言》强调精神幸福之所以值得追求，就是可以永恒。“思想家的智慧、科学家的发现、艺术家的作品、企业家的成就、劳动者的服务都可以实现永恒。权、财、名，只有用来造福大众才具有永恒的意义。精神的伟大、崇高、无限可满足人世的追求、实现人生的意义、填补人间的不平。”
天底下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是永恒，实现永恒就是幸福，这就人的生命的终极意义。按照幸福信仰，你只要好好“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就实现了生命意义，精神永在，生命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