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体制”还真是个问题

——听潘维先生的学术报告有感

文/彭小兵（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2012年3月16日（星期五）晚上19:00，重庆大学民主湖报告厅，由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文字斋讲座”，邀请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潘维教授发表学术演讲，题目是：当代中国的“体制”问题。可能是这个命题很敏感、很前卫，报告厅里座无虚席，连走廊、过道都挤满了学生。我去得晚，没坐上座位，就站在报告厅左边过道上，歪着脖子，也算全程听完了潘先生的报告。

在1小时10分的报告里，潘先生其实所表达的核心观点是：西方世界里那么看重的制度，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么可靠的因素；中国2200年来持续存在的、以“民本”为特质的家庭、社会和政治统治模式是优秀的“制度”；因此，中国传统的“制度体系”（“体制”）或者确切地说就是专制统治模式，无需改变，并预言21世纪中国社会制度时代的到来（西方制度要过时了？）。观点很吸引眼球，天朝人很解气了，主持讲座的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点评认为潘先生的讲座及其观点“很精彩”、“很新颖”、“很严谨”，我读过王绍光教授的多篇学术论文，很欣赏他的一些见解，因此我也认可他的点评。由于第一轮现场提问后我就离开了，因此很遗憾没有听到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来自美国纽约大学的张旭东教授的点评。

不过，从听报告时我身边几个学生的小声嘟囔、以及第一轮互动阶段四位学生诘问式的提问中，我可以看出现场不少学生并不接受潘先生的这套理论。实际上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认可潘维先生的理论可能的确能够解释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但我又认为潘先生的理论很愚民，颇能蛊惑人心。

严谨的商榷性研究有待以后有时间再开展，这里我只提出三点不同意见：

第一，虽然我没有读到潘维教授的文章全文，但仅从现场报告所展现的基本观点来看，潘的理论并不能解释中国香港、台湾、以及华人占绝大多数的新加坡在引进西方宪政制度、分权制衡机制后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或地区）长治久安的现实，也不能解释传统上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结构相似、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大乘佛教、道教文化熏陶的韩国、日本在引进西方民主制度或分权制衡机制后所展现的经济、社会、科技进步现象。潘先生创造了一个术语，说中国传统政治系统里也有制衡，只不过不叫西方的分权制衡，而叫“分工制衡”。也许是吧，只是不知道潘先生有没有去体验：在“一把手”、“头把交椅”以及“官本位”文化下，这样的“分工制衡”到底有多大实际意义，或者说，在传统中国社会里这种“制衡”到底存不存在、有没有起过实质性作用，是极为可疑的。叫什么制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权力是否得到限制、诉求是否能够得到伸张。如果说最近些年我们在权力制衡方面有些改进的话，正是学习、借鉴了西方宪政制度的结果，而不是传统中国社会固有这种思想和实践。

第二，潘伟教授引以为豪的论据之一是：中国这套“体制”持续了2200多年，而欧美制度只有200来年的历史，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已是过眼云烟，因此足以说明中国传统“体制”的优越性。听到这些话我就觉得好笑。实际上，在中国长达2200多年封建专制统治里，有2000年时间并没有强大的邻国与中华帝国对峙、抗衡，小小的野蛮的落后的番邦就曾经让汉王朝多次亡朝亡国；换言之，如果秦、汉、隋、唐、宋、明、清（前期）时代有今天那样科技发达、交通便利或军事强悍的美、英、法、德、俄、日本的邻国存在，秉承潘伟教授眼中看可贵的那套“体制”的中国会不会早就灭亡了？危言耸听吗？不，虎门销烟后，直到今天中国所遭遇的一切，正好能支持我的假设。华人在南洋世代定居600年后的今天，依然被当地土人排斥、屠杀，而曾经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的西班牙人在南洋反而比华人更能被接受，按照潘先生的说法是因为西班牙人带去了西方的宗教文化，这不也正好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体制的缺陷或局限性吗？潘先生嘲笑俄罗斯学习西方制度后的窘况，就好像俄罗斯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中一样，难道在潘先生眼中，能投票选举普京的俄罗斯民众比“被代表”的我们更不解气？

第三，潘维先生另一个也蛮蛊惑人心的说词是中国考试文化的优越性，大体意思是说，在中国只要你能考试，草根也能当上官、过上等人的生活。我的导师蒲勇健教授曾经从博弈论视角解释了中国的考试文化，在《为什么咱们中国人要考外语》一文中，蒲老师精辟地指出，科举考试可能唯一有用的东西是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选拔熟谙儒家游戏规则官僚候选人的一种工具，其最大功用在于其“排队功能”，而这种机制能成为一个社会长期流行的规范，原因在于通过这种排队而成为既得利益者的社会阶层同时又是社会资源的掌控者，他们会支持和维护这种机制，从而使得这种机制成为所有掌控着社会资源的既得利益者都支持的纳什均衡。且不说蒲老师的解释是否揭示了中国考试文化的本质，但潘先生眼中“考试体制”的优越性并不能得到历史的充分验证。我承认，从古至今千千万万草根百姓通过科举考试或今天的高考而改变了“不做农民”的命运，但是，就主导“中国体制”的最高统治阶层而言，并没有多少草根百姓在占据，这一点跟西方社会差不多，没有潘先生说的差距那么大。科举制度发端于隋唐、发展于宋元明、没落于满清，隋代之前官僚也是贵族阶层垄断的，隋唐之后的最高统治阶层，只有朱元璋是草根出身，由此痛恨并严厉鞭笞官员，但朱元璋的子孙把宦官当政、皇帝数十年不上朝的封建帝制的荒唐推上了中国历史的最高峰。处于乱世、差不多也是流氓地痞出身的刘邦在登上权力巅峰后，也不忘了昭告天下说，他妈妈某天晚上做梦梦见一条龙钻进她肚子，然后就怀孕了，并生了刘邦，也就是告诉百姓说，我刘邦是真命天子，不是草民。人民网强国论坛上流传一段民谣说：村级干部是打出来的，乡镇干部是喝出来的，县级干部是送出来的，省级干部是生出来的，虽然很偏激，但却也是当今政治生态的一个反映。

在一个封闭、落后的不文明时代，潘维教授解构的中国这套体制可能确如其所理解的那样“优秀”，这可能也是鸦片战争前中国（统治）能始终保持相对稳定的“体制”缘由。但18世纪中叶之后已经变得不可持续了，孙中山先生清晰地认识到这点，所以他在弥留之际不忘的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而蒋经国先生的伟大之处就是确立了分权制衡的典范。想想也是，今天是什么时代了？西方世界所带来的科学、民主、信仰已经深入人心，我不清楚潘维先生有何底气推崇他的这套理论，难怪他自己也说“他的观点与主流观点相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