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以吏为师”

古代中国，曾经有“以吏为师”的传统，从历史角度看，这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总体弊要远大于利，误国又误民。

如今，在我们的社会，仍然有很强的“以吏为师”的传统。

如一些人总是认为领导人的讲话是最重要的，领导人的讲话就是最高权威，领导人写的文章就是最高的经典（可能多数是秘书写的）。再比如，学者和领导一同出席学术会议，领导的讲话就是学者的训示，好像领导什么都懂。这些都是典型的“以吏为师”的具体表现。

如今，我们已经步入知识社会和法治社会时代，在这样“以吏为师”下去，就是危险。一是导致知识无用场，有知识不如有权力。二是导致法治无用场，有法律不如有权力。三是导致社会运转不体现科学规律，而是体现长官意志。

“以吏为师”实质就是官本位。“以吏为师”最终将导致中国落后，这是必然的。

思想家应当是真正的世界的统治者，而政治家只是思想家思想的实践者。政治家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能运用政治谋略将好的思想应用到社会实践中，这就是政治家善的表现。

若政治家成了思想家的导师，思想也就没有了思想，思想就是权力的附庸和奴婢。

若政治家与思想家能统一起来，那样更好，但这种情况毕竟比较少。因为政治家需要忙于具体的事务，这就少了思考的时间。而思想家则需要清静。思想来自静，不是来自忙。当一个人忙时，其思想也就停滞了。忙的政治家与静的思想家有效结合起来，就是一种好的选择。

一个社会对思想家的摧残，就是对自己眼睛和大脑的摧残。没有思想的时代，必将是黑暗的时代。

解放以后，中国的发展，实质是缺乏思想的。一是没有很好的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将马克思思想曲解，误用。二是打击中国本土的思想家，思想家没有市场。三是将一些领导人粗陋的想法或粗浅的想法奉为经典。

如果中国一直有清醒的思想家来带路，中国之路就不会有那么艰难。

目前，中国不仅需要让企业家回来，更要让思想家回来。中国应放开思想市场，在思想的交锋中，发现珍宝，然后，政治家就需要权威推行。不然，中国的时代，不是属于傻子，就是属于骗子。人们就一边嗑着傻子瓜子，一边傻乎乎在看骗子的表演。

                                                宋圭武2012年2月19日写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