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达芬奇对央视绝地反击”答子佑先生问
——为什么官办媒体很喜欢“黑问”“黑揭”？
（王在安 2012－2－15）
子佑：
最近“达芬奇”公司对央视的绝地反击引起了众多网民的围观，达芬奇节节胜利，央视退无可退，陷入耻辱难免的境地。你如何看待此事？
王在安：
2011年，在中国新闻史上发生了两件可以载入史册的事件。
第一件，就是3.15央视在对瘦肉精事件的“问责”报道中，故意将各级政府官员严重失职和纵容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瘦肉精，至使瘦肉精猪肉流入消费者餐桌的法律责任，移花接木地转嫁到中国最重视产品质量、对消费者最负责的优秀食品企业双汇集团头上。无数官办媒体不分清红皂白，跟风而上，不去追问造成瘦肉精事件的真正责任人——各级政府及其腐败官员，而是齐声高呼要把双汇打成“双鹿第二”！
现在，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了，那些支持、纵容非法制造、销售、使用瘦肉精政府官员被撤职了或被法办了，那些非法制造、销售、使用瘦肉精的犯罪分子被判刑入狱了，而双汇集团则破浪前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遵循着自己始终如一坚持的“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高于一切”的核心经营理念，继续高速扩张发展。
所以，央视3.15对瘦肉精事件的问责报道，其实就是无耻的“黑问”！
第二件，就是7月10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播出的“达芬奇‘密码’”专题节目。在这期“揭黑”调查报导里，央视告诉全世界：达芬奇在造假！名义上是进口意大利家具，实际上生产厂家是东莞长丰家具厂；长丰家具厂每年向达芬奇供货的家具产品高达5000万元！如果央视的这种报道属实，那么稍有法律意识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达芬奇公司是一个披着企业的外衣，从事诈骗活动的犯罪集团。
真实的事实是什么呢？真实的事实是：
第一，达芬奇家居是由新加坡籍华裔潘东尼与庄秀华夫妇在1994年创立的企业，主要在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开店，专事意大利奢华家具的销售和代理，并于2000年进入中国市场。达芬奇老板潘东尼先生还同时担任新加坡视障及失聪励航学校的校董主席，是信誉优良好的企业家和慈善家，获得过两枚新加坡总统奖章。
第二，出事前，达芬奇在中国大陆年销售额2亿多元，而与东莞长丰家具厂的业务来往只有9795元。特别是，这不足一万块钱的业务来往根本就不是家具购销，而是达芬奇向长丰公司为达芬奇参加展会所加工的布艺及挂件支付的劳务费！
所以，央视7.10对达芬奇的揭黑报道，其实是就是卑鄙的“黑揭”！
央视对达芬奇的“黑揭”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达芬奇并不是披着企业外衣的诈骗犯罪集团，而央视倒有披着媒体外衣恶意制造冤假错案的犯罪嫌疑！
子佑：
你所说的“黑问”、“黑揭”，是不是指媒体在“问责”和“揭黑”时，一时疏忽，调查不够准确，不太负责任呢？
王在安：
如果媒体报道人员在主观上并无恶意过错，仅仅是在对新闻事件的调查中有疏忽，导致报道内容与事实存在着一些误差，那么可以说媒体是不太负责任，而不能说媒体就是“黑问”、“黑揭”。
我所说的“黑问”、“黑揭”，主要是指某些媒体从业人员丧失道德底线，恶意作假，制造冤假错案，涉嫌危害社会的刑事犯罪行为。
事实上，与媒体“黑问”、“黑揭”相似的社会现象还有“黑打”、“黑反”、“黑说”等等。
如果“打黑”时不能遵循法律程序，大搞逼供信；或者只是有选择性的“打黑”，那就是“黑打”。
如果反腐时不能从防微杜渐入手，而是靠“二奶举报”、“小偷偷窃”去查处，或只搞“选择性反腐”，那么这样的反腐就是“黑反”。
重庆高官王立军跑到成都美国领事馆了，官方媒体却报道说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去休假式疗养”了。这就是“黑说”。
我觉得这些黑打、黑反、黑说、黑问、黑揭等等，并不是什么不负责任，而往往是很负责任的在假打、假反、假说、假问、假揭。于是错打、错反、错说、错问、错揭的事情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子佑：
在对达芬奇事件的报道中，何以说明央视等媒体有故意做恶的嫌疑呢？
王在安：
第一，手段的卑鄙说明了目的无耻。
在最近一期新纪元周刊发表的高紫檀先生的调查报导中，披露了以下事实：
1.在去年7.10央视揭露达芬奇造假的节目中，有一段北京的唐女士投诉称，花了280多万元从达芬奇专卖店购买了四十多件家具，唐女士怀疑这些产品并非意大利进口。事后经《新世纪》周刊的调查证明，在央视《每周质量报告》节目中出现的唐女士，实际上就是与达芬奇正在打官司的北京唐英女士。在节目播出之前半年多，双方因家具质量与货款问题而导致的民事纠纷，已经在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审理了三次。达芬奇家居的董事黄志新还受到过唐英丈夫的威胁。他自称认识央视《每周质量报告》的记者，如果不满足他的要求，就有办法把达芬奇家居搞垮。而黄志新当时并没有在意。
2.在央视的节目中，摄制组来到东莞，花费数月时间，在3000多家家具厂中，终于找到东莞长丰家具厂生产的一张与达芬奇销售的款式一样的床。节目组还找到了“长丰家具厂总经理”彭杰，通过彭杰的口，央视节目一步一步讲述了长丰为达芬奇供货、货品出口转内销等故事情节。央视在节目中一口咬定达芬奇根本就是在造假，用长丰家具厂生产的家具冒充进口家具，坑害消费者。
但是，《新世纪》后来的调查表明，这个所谓长丰家具厂总经理彭杰，实际并非是长丰领取固定薪水的正式职员，而只是一位跑单员。在央视记者李文学的诱导下，彭杰夸口称达芬奇家具就是在这里生产，每年订单额高达5000万元。在央视节目播出后，发觉上当而又害怕的彭杰选择了逃亡。长丰真正的总经理黄文聪表示“彭杰也是受害者，精神崩溃了几个月，还吃过一次安眠药自杀。他只是个孩子。”
第二，以揭黑为名，行敲诈之实，涉嫌犯罪。
新世纪在调查报道中，公布了去年制作7.10央视揭露达芬奇造假节目的央视记者李文学，涉嫌诈骗达芬奇的事实和证据。面对这些涉嫌诈骗犯罪的事实和证据，央视记者李文学哑口无言。这些事实和证据是什么呢？
1. 央视《每周质量报告》记者李文学以不再做第三期对达芬奇的揭黑报道为条件，要求达芬奇支付在此报道导火线事件中，与达芬奇发生消费纠纷的唐英“和解金”450万元，协议不再追讨唐英所欠货款，唐英放弃对达芬奇索赔484万元的反诉要求。达芬奇被迫打去了这笔“和解金”。
2. 央视揭黑记者李文学通过其朋友——香港上市公司文化中国传播集团总裁、京华时报社总经理崔斌，向达芬奇公司转达了李文学以“出面摆平央视，不再做第三期报导”为条件而要钱的意思，于是达芬奇将15.52万美元打到了其指定的香港一家中信银行的帐号上，收款人为Ma Zheng。
3. 崔斌以自己帮助达芬奇与制作“达芬奇‘密码’”揭黑节目的央视记者李文学沟通，从而摆平了与央视的关系，避免了央视对达芬奇的第三期不利报道为由，向达芬奇索要300万元的公关费。
在崔斌提供的一份价值300万元的公关合同里，钱被要求分三次付清。一小时后，达芬奇第一期120万支票已经签出。公关合同的乙方授权代表陈金芳，是传媒中国网常务副总裁；7月14日取走的支票和8月18日达芬奇家居打出的第二笔120万元，收款方均为北京赫立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4.据达芬奇中国公司总经理潘庄秀华称，为达芬奇介绍崔斌的中间人孙国军以“打点权贵”为由，多次向达芬奇索要巨额公关费，达芬奇公司先后向指定帐户打款800万港元及550万人民币。
从以上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央视以及那些与其勾结的不良媒体是不是非常像以“揭黑”为名，行“黑吃”之实的诈骗犯罪集团呢？
子佑：
我看确实很像！不仅仅是很像，而且简直就是恶意诈骗犯罪！那么企业面对这种异化的媒体，应当如何保护自己呢？
王在安
第一，据我的观察，不良媒体人要敲诈的企业，通常既不是国有垄断企业，也不是效益较差的民营企业，而往往是效益较好的民营企业。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
首先，国有企业是政府重点保护的企业，敲诈国有企业的风险太高，所以他们不敢随意敲诈国有企业。
其次，效益不好的民营企业油水不大，你就是把它整死，也敲诈不出几滴油水，甚至还会白忙活一场。
最后，当然他们就会选择利润较丰厚的民营企业作为敲诈对象了，政治法律风险又低，油水又特别大，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国有企业基本上不存在防范不良媒体人敲诈的问题，效益很差的民营企业也用不着害怕不良媒体人的敲诈，只有像双汇、达芬奇这类效益非常好，利润很高的民营企业才需要特别地重视这个问题，做好应对不良媒体人敲诈的防范工作。
第二，要做好应对不良媒体人敲诈的防范工作，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诚信经营，依法纳税，产品质量方面不要发生大的失误，让他们无空可钻。
在去年的3.15事件和7.10事件中，由于双汇在诚信经营、产品质量、依法纳税方面做得很好，所以虽然经受了央视张冠李戴地问责报道之害，总算是挺过来了，而且更加强大了。但是，达芬奇只是一个代理经营商，自己没有生产制造家具的能力，所以缺乏对产品质量的直接控制，经央视7.10报道后，不能像双汇集团那样，经得起中国大小媒体的一齐跟进，工商、质监、海关望风而动所进行的底朝天般的查封检查，确实也查出了一些重要的产品质量问题。
这正是造成达芬奇与双汇集团被“黑问”之后更加强大有所不同，目前仍然没有走出困境的自身原因。尽管达芬奇的这些进口产品确实存在着一些质量问题，但是这与“达芬奇造假诈骗消费者”，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然而，央视对达芬奇的造假与“黑揭”却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第三，在做好应对不良媒体人敲诈的防范工作这件事情上，达芬奇公司在对央视的绝地反击中，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达芬奇公司对央视的绝地反击表明，达芬奇不愧为一家优秀的公司，达芬奇的领导人不愧为优秀的民营企业家。达芬奇中国公司总经理潘庄秀华，并没有被央视的“黑揭”所吓到，也没有屈服于以央视记者李文学为代表的不良媒体人的敲诈勒索，她冷静地调查了央视这期《达芬奇密码》制作的始未真相，收集证据；同时，她还把与不良媒体人央视记者李文学及崔斌等人的交往、公关过程中进行了录音，作为证据提供给相关媒体和政府机关，做出足以感动的令人落泪的拼死反击！
毋庸置疑，达芬奇的反攻取得一定成效。这些成效是：
1.达芬奇向互联网和全世界提供了包括视频、音频内容在内的多个证据资料，这些证据资料揭露了央视记者故意选择性隐瞒事实，编发虚假报导，敲诈企业、牟取巨额非法利益的欺诈犯罪事实和内幕。
2. 达芬奇还向北京市公安局经侦处报了案，要求追究央视记者李文学、《京华时报》社总经理崔斌、北京某地产公司副总经理孙国军等人涉嫌敲诈勒索和诈骗的刑事责任。
3. 面对达芬奇的反击，央视至今沉默不语，无言以对，事实上是认输了。
4.2012年1月6日下午，涉嫌帮助央视敲诈达芬奇的《京华时报》总经理崔斌被免职。我断定，制作7.10对达芬奇“揭黑”报道的央视记者李文学也终将会受到法律严惩！
达芬奇绝地反击，后发制人，长民营企业志气，灭央视“黑问”“黑揭”的威风，真是大快人心啊！
我认为，达芬奇的勇气和经验，值得所有优秀的民营企业学习或借鉴。
子佑：
最后，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如何评价以央视为代表的中国官办媒体的。
王在安：
我对以央视为代表的中国官办媒体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可以用“爱恨交加”四个字来表达。
所谓爱，就是以央视为代表的官办媒体，毕竟还是给我们老百姓说过一些好话，办过一些好事，带来过一些欢乐的。
所谓恨，就是以央视为代表的官办媒体，毕竟不是我们老百姓的喉舌，而是极权统治者的喉舌。比如，它们的揭黑反腐，实际上是只揭小黑，不揭大黑，只反小腐，不反大腐，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只打“死老虎”，不打“活老虎”，不是见恶就反，而是选择性反恶。归根结底，不说他们做的坏事，只说他们做的好事，也仅仅是以维护极权专制统治利益为底线的。
造成中国官办媒体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就是统治者拒绝以建立宪政民主政体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事实上，只有实行以建立宪政民主政体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老百姓才能获得创办各类媒体的自由权利，那时人民才能真正获得话语权，媒体才能够做到真问责、真揭黑、真反腐、说真话，不敢轻易作恶，努力去做好事。
子佑：
你觉得这一天能够到来吗？
王在安：
毫无疑问，这一天是一定能够到来的！中国实行宪政民主政体的条件已经非常成熟了，许多偶然事件都有可能导致中国政治体制发生革命性的改变。所以，这只是早一天或晚一天的事情。
中国由几千年的专制政体转变为宪政民主政体的历史性变革，无论是今天发生，还是在几年之后发生，我都一点也不会感到惊奇。
总之，蓄之既久，其发愈烈！可以肯定地说，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专制政体统治的中国，一旦建立了宪政民主政体，一定会成为全世界宪政民主的典范！今天的台湾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明！
子佑：
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