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目前银监会正在研究有条件允许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延期偿还，但期限并不确定。为各方所惴惴不安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问题，终于有了初步的说法。

　　国家审计署披露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底的10.7万亿元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中，2012年到期偿还的占到17.17%，即今年有1.84万亿元到期债务需要偿还。未来3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将陆续进入集中偿付期。

　　如果在经济高涨和资产膨胀期，平台贷款还能够实行“贷-还”平衡，但是在经济下行和资产挤泡沫时，平台贷款的风险开始暴露。现在已经有不少贷款到期还不上。

　　还不上怎么办？现成的例子是“希腊式”处理债务方式。希腊做了两件事情：一是与债权人协商减记债务，这实际上是部分承认和接受了债务违约；二是大幅度紧缩开支，以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为代价，换取外界的支持，实际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两种方法都是做“减法”，不解决根本问题，不可仿效。

　　在中国，有条件地允许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延期偿还，似乎是目前惟一可行的办法尽管这看起来不太符合法治精神、契约精神和正义性。借贷本质上是以信用为基石，关键看流动性，只要能“动起来”，贷款就没问题。所以，加快发展，在发展中解决债务问题，才是负责任的、可行的根本途径。

　　有三个问题需要我们想清楚。一是平台贷款的约束力实际上很弱。当初银行愿意贷款，就是相信强大的政府信用，相信政府不会赖账。当然，也有不少情况是银行本不愿意贷，只是受到地方政府的压力不得不贷。但是政府一届一届地换，人员一批一批地流动，等到银行要账时，常常要面对“虚无”的政府，无从开口。

　　二是平台贷款高发期往往是经济高速扩张期，这会给人造成两个错觉：按照当时的发展速度，将来还款是有保障的；按照当时的抵押物价值，将来清算也是有保障的。这正是当时不少专家抛出中国“负债程度不高”和“负债有很大余地”观点的原因。但是随着经济减速和资产泡沫破裂，一切打回原形：本来能还的还不上，本来值钱的不值钱了，违约责任迫切地摆在人们面前。

　　三是通过“滚存”为还贷赢得一定喘息期，通过加快发展一点点削减债务，最终解决平台贷款问题。我们坚信中国政府有这个能力，但是当前的矛盾推倒以后，后面会不会出现新的更大的矛盾？会不会出现“还了小钱又借大钱”的情况？这才是我们真正要担心的。

　　收税权和举债权是一国政府的重要权力，与战争权和外交权同等重要。当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因为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无节制举债引发的。现在美国两党在是否提高债务上限的问题上吵得不可开交，也说明了举债权的重要性。我们国家每年开“两会”都要对预算进行严格的审查，力求合理确定预算总额和结构，防止出现恶性的“寅吃卯粮”情况出现。 但是预算是否被严格地执行，这是大问题。每一届新的地方政府上任，都希望加快发展，创造更多的财富，让人民在其执政期间生活得更好。地方政府的发展冲动始终存在。几乎没有哪届政府愿意以降低发展速度和减少民众福利为代价，换取收支平衡甚至结余。不可遏止的发展欲望和借贷平衡的经济规律要求，始终难以调和。

　　这时，就要对政府行为进行必要的硬限制，包括各级人大对同级政府的限制和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限制。限制的重要方法就是完善对官员政绩的评价标准：超出预算的行为不仅要负法律责任，而且在官员升迁时得不到任何好处。减少了畸形的政绩冲动，预算的约束性才能从根本上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