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主义”的流弊
5000万“失地农民”存量，加上每年新增300万“失地农民”这个增量，是如何发生的？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土地是农民生活最基本的保障，也是农村稳定的基础。过去30多年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的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结果导致“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到2012年为止，全国失地农民总数估计在5000万人以上，最近几年每年新增300多万人。一些地方的失地农民由于缺乏可持续生计安排，面临“种地无田、上班无岗、社保无份、创业无钱”的困境，表现为：就业困难、失业或隐性失业、收入下降、生活缺乏保障、创业更难、生活不稳定、一部分人担心养老无着落等等。这种状况造成了他们的心理失衡和对城市化的抵触，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日渐增多，其结果是导致各级政府财政预算中的“维稳”支出越来越高。
一方面，对于许多人来说，在中国的农村，实施集体所有制可能是最优选择。但是，结果却令人失望。在一些率先实行改革开放的地区，所谓的“集体所有制”，基本上就是村支书或村主任说了算。村长拥有巨大的甚至无限权力，他们可以决定大家的事情，在出售属于全体村民的土地时，他们自行代表全体村民谈判，优先满足自己的私欲，在沿海某些村落，某些村干部及其追随者攫取了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土地财富以不公平的交易方式转移到特定人群手中。农民作为集体所有制土地的受益人却得到极小一部分。据上海市社科院提供的数据，长三角农地征用价格为37.5万～45万元／公顷，一级市场农地出让价格为210万～525万元／公顷，到了二、三级市场上，农地市场价格为1125万～2250万元／公顷。在一个不透明、不公平的市场上，土地被倒手之后的差价达到30-50倍！这只有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之下才可能发生。
陈志武教授指出：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与发展时，一方面市场难以高效发展，另一方面，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是为了对冲制度成本，是“无用功”。当一国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时，其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
这种被扭曲的制度倒逼的结果就是接受低酬劳的工作，这就是哈耶克提到的“SERF”的起源（在这里，暂时省略两个例子）。
埃利·阿列维评价他那个时代的名言：SOCIALIST信仰两种截然不同甚至也许是相互矛盾的东西：自由和组织。哈耶克则告诉大家：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哈耶克曾亲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并目睹希特勒上台，他认定法西斯统治与社会主义者鼓吹的“舆论一致”、“全民族最高利益”、“个体服从集体”等价值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活动的完全集中管理这一观念，仍然使大多数人感到胆寒，这不仅是由于这项任务存在着极大的困难，而更多地是由于每一件事都要由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心来加以指导的观念所引起的恐惧。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信念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并不是某一党派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有着最重大意义的问题。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重温这两位世界级学者的名言，值得我们对过去的制度设计进行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