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渎与综合治理的政治选择

贪渎成灾不仅是政治危险的基本体现，而且是社会危机的标准体征。为此，仅凭查处贪渎是不能根治此种状况的，查处只能抑制或缓解其已产生的社会冲突，而综合治理其深层矛盾，才能控制产生贪渎的源头。

发展既是社会福祉之源，也是贪渎之源，不能既享有发展红利，又避免贪渎对发展的剽窃。在法制化进步达到更高的层级上之前，贪渎的肆虐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当贪渎泛滥成灾时，只能证明在发展进程中的法制化建设已大大落后。

反贪只能用办案与惩治，但控制贪渎源头的努力主要应集中在改变全社会政经结构上。可以想像，当经济结构呈现鼓励发展而忽视法制规则时，权力经济的主流作用将情不自禁地扼杀健康社会的生机。

在现状条件下，事实上依靠“二奶反腐”与“网络反腐”既是悲哀，又是必然。因为从经济制度到权力制度都从属于权力格局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法制建设不可能一蹰而就。这也就是说，对民众通过无序方式参与的非法制化反腐状态，还得有一个必要的容纳期，而在此期间逐渐加强法制化的介入，才是现在应当由政治决策者采取的聪明而正确的引导与掌控步骤。

现在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正误相混淆的状态。一方面因国家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而饱受畸形发展之痛，收入的两极分化严重，加上经济——权力——收入这三者之间不平衡的加剧，政府对社会的改革欠账实在太多。另一方面因绝大多数民众缺乏发展机会而碌碌无为，牢骚满腹，不满情绪不仅导致人心涣散，而且产生频繁的泄愤、找茬以及网络恶搞的半真半假，从而造成了普遍的躁动与不稳情事的频发。

就此，政府只能在改革与发展的快车上逐渐调适，虽然，这是一个高难度的表演。不然，单纯的零和调整只会在利益纠葛中引发新一轮怒不可遏的争抢。

问题已非常明显地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必须有预见地将未来的发展机会，大面积地向最大范围内的民众让渡。比如让民众参与与财政收益相同步的建设投融资；规范和利用金融工具让民众分享金融发展红利；以国有资产为基准，剥离一部分国有收益予民众，在国家的主导领域实行国民共享；对中小企业实行与就业挂钩的减免税费等项政策。与此同时，加强对应的法规建设，逐渐将全民所有的利益在法制上确定下来。

加大民众收益，抑制权力快捷收益，平衡国民收益差距，在市场经济的方式条件下压低基尼系数，如此，才能既平稳发展国民经济，又减缓社会矛盾，中国的明天才会更加光明。

老夏

2012.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