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在中国，支持计划生育的女公知，比较著名的有三位：何清涟、李银河、叶檀。下面分别对她们的人口观点进行简单的评论。
其一，何清涟。她在1988年出版了《人口：中国的悬剑》一书，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里，何清涟说：“人口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项根本制约条件，目前人口政策的选择空间已是如此之小，如果我们希望自己也像发达国家的人民一样过着充裕的物质生活，就必须记住人口的数量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密切的关系。与其只从传宗接代考虑，不负责任地把后代养育出来，让他们过着贫困、毫无精神追求的低水准生活，不如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少生育一点，让活着的人生活得轻松一点。”
何清涟认为“人口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项根本制约条件”，但事实上，很多发达国家（例如日本、德国、英国）的人口密度比中国更大；而很多穷国（例如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赞比亚）的人口密度比中国小得多。另外，父母生孩子并不是“不负责任地把后代养育出来”，这是因为，世间上所有的人之中，没有谁比孩子的父母更疼爱、更关心自己的孩子！父母把孩子生下来，不是为了让孩子受苦才让孩子来到这个世间的。一对夫妇应该有多少个孩子，只有这对夫妇自己才最有发言权。
2011年7月，我与何清涟在腾讯微博上有过一次交锋。何清涟说：“看来你习惯了除了人群之外无任何野生动物共生的日子。美国西部很远才看到一栋房子，依你的意见，应该生育许多人口，将这里的动物全赶跑，水源用光，资源耗尽？请先弄清楚城市化进程是什么。”我回复说：“美国政府从来没有限制美国人民的生育，如果美国人民愿意生育许多人口，他们有权这样选择。政府无论是强制少生还是强制多生都是错误的。美国人口从独立之初的300万增加到现在的3亿（当然美国领土也增长了，但领土的增长远远比不上人口的增长快），人均收入反而越来越高。”
虽然我反对何清涟的人口观点，但我认为，她对中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分析，还是比较深刻的。例如，我认为，她在1997年出版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是分析中国当代社会经济问题的一本优秀著作（当然，这本书中有少量篇幅涉及人口问题，我并不同意这些观点）。
其二，李银河。她在2011年8月13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反对计划生育的非理性力量》认为：“西方人的个人本位文化使得他们把个人的快乐视为人生最主要的价值，因此不愿多生育；而中国的家本位文化使得我们把家族的繁衍视为人生最主要的价值，因此生育的意义在中国比在西方重要很多……假定有一个情境，要求西方人不可以生孩子，他们会略微不快；同样的要求对中国人提出，他们就会暴怒。这就是非理性的力量。”
我认为，李银河恰恰说颠倒了！事实上：第一，现在很多西方国家的生育率都高于中国，例如英国1.9，法国2.0，美国2.1；而中国大陆的生育率，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推测是不到1.5。第二，西方国家根本不可能实行强制计划生育，但中国已实行强制计划生育将近40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
其三，叶檀。2011年5月3日，她在FT中文网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不应该放松计划生育》说：“笔者不支持放松生育，正如鄙视此前鼓励生育……如果说以往鼓励生育、光荣妈妈等措施，实际上是把人等同于未来的战争储备，那么，现在鼓励生育的人，以人口红利相恐吓，则是把人当作了经济的工具。人口红利在经济上是否适用暂且另说，无论是鼓励还是抑制，其内在的逻辑并没有变，就是人没有自由选择权，在生育问题上成为彻底的无脑动物。”
显然，叶檀把“鼓励生育”与“强制多生”混为一谈。事实上，中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虽然倾向于“鼓励生育”，但并没有强制多生。我认为，不论是鼓励多生还是鼓励少生，如果只是提倡、号召或奖励，而没有采取处罚措施，那么就不算侵犯个人的生育自主权。例如，现在很多发达国家鼓励多生，但并没有强制多生；现在印度鼓励少生，但并没有强制少生。
叶檀在文章中说：“个人有选择权，生育与不生育，都是个人的自由选择。”我赞成叶檀这句话，但这句话显然与她的文章《中国不应该放松计划生育》的主要观点互相冲突。她说“中国不应该放松计划生育”，由于中国现在实行强制少生的计划生育，这意味着，她认为在生育问题上，中国人不应该有个人的选择权，例如，如果政策不允许，中国人就不能选择生二胎或三胎；但她又说“个人有选择权，生育与不生育，都是个人的自由选择。”显然是自打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