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团的意义多体现于两个方面，其一在于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的影响，通过这种影响途径来理解现实；其二在于利益集团对政治民主化的影响，以及它对于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意义。第二种意义上，对利益集团给予了正面评价，它甚至进入政治变革的路径认识中：这个社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围绕公共政策博弈，并形成博弈规则，宪政民主也就产生了。

　　补充：在西方，利益集团又称利益团体、压力团体、院外活动集团等。关于利益集团的研究渗透于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是一个综合性的范畴。许多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利益集团作了界定。美国著名学者大卫。杜鲁门1951年在其《政治之过程》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利益集团及其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认为利益集团是指“在其成员所持的共同态度的基础上，对社会上其他集团提出要求的集团”;《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定义利益集团是指“致力于影响国家政策方向的组织，它们自身并不图谋推翻政府。川詹姆斯·麦迪逊认为，“最普遍、最持久的党派来源却是多种多样、不平等的财产分配。拥有财产的那些人和没有财产的那些人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对这些多样的、相互干扰的利益集团进行管理，构成了现代立法的首要任务，并且涉及到在必须的、正常的政府运行中政党和派别的根本态度。”一般说来，利益集团的主要活动有:在选举公职时，一致投票，募集经费，协助竞选;组织或雇用人员进行院外活动:建立共同基金，从事学术、文化、宗教、慈善活动;扶持舆论机器或智囊集团制定和宣传政治经济主张，等等。

　　客观上具有共同利益基础、主观上意识到这种共同利益的存在、现实中以联合的方式自觉追求和维护这种共同利益的社会群体

　　对于政权的监督，可以作为一个例子。中国模式的超利益政权同样需要监督。中国古代政治对于政权的监督以政权内部监督和法制管理为主，社会监督为辅，造成这个现象有历史的原因。当今中国政治要做到“超利益性”，政权内部自我监督、法制管理同样需要，还应该加强社会的监督。但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需要高度重视。媒体常常是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但在利益集团平衡政治中，媒体常常也成为利益集团的一部分。在西方社会，从政治到媒体都处于利益集团相互较量的状态，两者在形态上有一致性。而在当今中国，由于受西方政治的影响，媒体所肩负的监督职能，常常也只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声音，并没有立足于客观、公正。这个问题甚至可以延伸到教育。当媒体从业人员都在接受西方政治理念、西方政治形态的教育环境中形成，他们站在不同利益集团的立场对政府实施监督，在他们自身看来，恰恰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因而，超利益政治的“中国模式”还需要在实践中获得更广泛、深入的认同与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