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利贷的罪恶来源于金融制度


  在耄教道德至高无上的新中国,必然结果是对民国时期一些市场经济特色的现象进行妖魔化。最具备代表意义的就是“能吃人的高利贷”,在课本中描述民国末期乱象时也会说成“遍地都是高利贷”。然而高利贷之恶,相比耄教真是小巫见大巫。

  从社会的可选择上看,高利贷不可能比耄教精神净化更邪恶。高利贷者并非上门逼迫即将破产者借贷,前提摆明,风险收益后果自负。而耄帝则是挟持暴力之威风,净化民众之道德。凡是不与耄帝塑造民众方式一致的,凡是表现出些许个性主观思维的,必然遭到迫害。实际上斯大林耄主义的根本特色,就是社会毫无选择可言。如果斯大林耄主义是高效率的,必然前提就是耄帝和斯大林绝对正确,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历史告诉我们,绝对正确的人,根本就不存在。

  耄帝时代一定没可能存在高利贷,因为耄帝的银行,只肯给耄帝的国有企业贷款。私人既然没有经营企业的权力,也就没必要去冒高利贷的风险。耄帝曾经解放了“失足妇女”,谓之“安排工作回家自食其力”。耄帝还意气风发的纠正资本家“剥削”的劣习,改造其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可见,在耄帝高尚道德标准下,自食其力是非常重要的评判标准。但是如若按耄帝:一心站在苏联阵营之下与美国反目,又贪图苏联的援助与入常支持,承认蒙古独立,一意孤行出兵朝鲜,无谓牺牲几十万,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背负入侵者之名二十年之久,且又欠下数百亿美元战债于苏联,为早早还债大量收缴农民产出出口创汇,同时发动大跃进,以此才有了“60-62”,与苏联因海军基地问题闹僵(唯此一项还算是值得肯定)至此中国在国际社会彻底陷入孤立,因此才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耄帝根本就不是一个自食其力的人,甚至不是一个剥削者。剥削者至少希望帮助被剥削者以更多产出,但是耄帝的作用是破坏生产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耄帝的高尚性并不如自食其力的“失足妇女”,也不如高利贷者。

  假使说高利贷从暴力逼迫还贷的方式上说,属于一种恶,则高利贷之暴力滥用,也绝不敢望耄帝之项背。

  单单只说韩战,从逻辑上说,美苏在欧洲东亚紧张对峙,在南京政府倒台之时,美国驻民国大使司徒雷登主动留下希望与耄帝建立外交关系,可惜遭到耄帝冷遇灰头土脸回国,因此耄帝特意做一篇《别了,司徒雷登》抒发心中得以忘形之情怀,然而此实则是外交策略之极臭一笔。斯大林不是性情中人,耄帝的谄媚无法取得斯大林哪怕一点点的信任,既然中国自绝于美国,也就成了苏联手中的棋子,绝无讲条件的可能。这样才有了后来苏联步步主动愈加肆无忌惮的策略——实在是因为耄帝除了甘愿奴役于苏联以外,并无退路。除非将美帝考虑问题的水平等同于耄帝,否则美军不大可能为逞一时之快轰炸中朝边境。更不可能既然轰炸别国,又不做对方出兵之准备。这一点,从俄罗斯披露的中苏朝三国当年往来通信中,得到证实,反复电文之中,确实未曾提及美军轰炸中国丹东一事,想来是耄帝捏造。

  正如盗贼现象一样,一个正常的社会必定有人成为盗贼,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越好,沦为盗贼的人必定越少,反之依然。然而假使一个社会的经济秩序开始崩溃,那生存压力就会逼迫一些平时可能是好人的变成盗贼。明代时治理盗贼丛生的政策是对良民课以重税,反对意见称,重税之下可能逼迫良民成为盗贼,从而使得盗贼愈多而良民愈少,就是此种道理。当然从本质上说,这些选择成为盗贼的人,的确在道德水平上较良民低劣一些,然而应该从根本上承担责任的毫无疑问是政府。

  高利贷现象亦是如此,从选择性上看,高利贷绝不是胁迫性和垄断的恶。只有垄断发行货币,肆意制造通货膨胀掳掠社会财富者才是万恶之源。今天高利贷现象大量出现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秩序完全失衡,金融秩序彻底混乱。一方面,货币发行者发行大量货币,提出“以充足流动性换取经济发展速度”的歪理邪说。(如果流动性就等于经济效率,那么既然流动性是免费的,那么经济效率也就是无穷的,经济发展成了永动机,永无减速之日!)另一方面,注入银行的流动性因为“所有制歧视”大量进入低效率高能耗的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生态层的基础——民营企业则缺乏资金。政府部门国有企业流动性过剩和社会高利贷大爆发实在是鲜明对比,一方面是地方政府数万亿坏账,一方面是民间高利贷利息达到100%以上。这不就是典型的金融秩序完全混乱吗?

  央行释放的过量流动性,造成了物价全面上涨,在此背景之下,企业的利润遭到侵蚀,资金开始趋于紧张,为求生存拆借高利贷是无奈之举,然而高利贷也仅仅是民营企业必将出现一轮破产潮的表现形式。根源于地方政府大量债务,这必然由税收的增加和货币增发来进行冲抵,造成的必然结果就是民营企业大批死亡,因此我们就看到了高利贷。其实,高利贷也仅仅是缓和了民间企业的死亡速度,即使没有高利贷,这些企业也必定会因为资金链断裂而提前破产。

  高利贷实际上属于自由竞争的一种合理形式,其暴利性质之后,是血本无归的巨大风险。与现在社会盛行赌石、赌玉、疯狂炒作古玩字画一样,都只是货币发行垄断导致金融秩序失衡的一种表现形式,罪恶的根源在于金融制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