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田曾说要打造中国时代华纳，几乎没有人信；他坚持不做奖项交易，要将音乐风云榜打造成中国格莱美，也几乎没有人信。他似乎总是憋了一嗓子。如今光线传媒风光上市，12年，王长田“熬”出了掌声一片。

　　我们赶到的时候，王长田正盯着电脑屏幕目不转睛。这是2011年8月5号，北京一个普通的夏日午后。此前的一天，光线传媒登陆创业板，开盘价为70.88元，较发行价52.5元大涨35%，光线传媒创下80亿元市值，王长田身家也飙升到41亿元，成为民营电视制作领域的第一富豪。

　　光线上市，是王长田一个公开的梦。13年前，当他从可以确定的传媒生涯转向不确定的创业之路时，很多人都为其捏把汗。王长田面临的不确定，既是电视业制播分离从趋势到落地的过程，也是企业发展是通过不断融资迅速催大、还是精打细算按自身逻辑成长的抉择过程。

　　在做《娱乐现场》时，王长田说要打造中国的时代华纳，几乎没有人信；他坚持不做奖项交易，要将音乐风云榜打造成中国的格莱美，也几乎没有人信。他似乎总是憋了一嗓子。

　　13年来，民营电视行业实在像是一片稚嫩的草原，既要承受市场的马蹄，更要面临政策的风云突变。包括光线传媒、欢乐传媒、派格太合、唐龙国际在内的民营电视四大门派，有三家相继退出历史舞台；而另一边，老被外界拿来与自己比较的华谊兄弟通过融资高速发展，而光线则因为王长田对公司价值的坚持数次与资本擦肩而过。
       从某种意义上说，王长田选择了非常“轴”的一条路。他坚持传媒娱乐的工业化的理念，而华谊则紧扣人和资本。虽然两条路殊途同归，但今天资本市场对光线的追捧，让王长田13年来的精打细算以及对自身商业模式的务实打造有了回报。

　　今天的光线传媒股权集中，基本规避了“与明星分手”所带来的管理风险；集电视节目制作与广告、演艺活动、影视剧制作与发行于一体的业务矩阵，协同效应非常明显。而光线每天的节目制作量共计6个小时，也让王长田成为一个没有电视台的“民间电视台台长”。

　　——王长田的故事，是一个文化人对商业实践和商业理想坚持的故事。

　　上篇：

　　去做记者吧！

　　2011年7月17日，王长田从梦中惊醒——又是那个场景。

　　初中的时候，自己被一群小流氓围堵搜钱，小流氓还强迫年级上的三个漂亮女生和他们厮混。王长田说，在梦里他始终和小流氓们交战厮杀，拼尽全力。而这个挥之不去的梦魇，跟随了他很多年。

　　那时候，王长田从大连农村插班到县城中学。“当时总觉得自己一个人很孤苦，很弱小。城里孩子们知道的看到的，我都不知道，虽然我学习成绩是班里最好的。”“那次身上五毛钱，被小流氓拿走四毛，剩下一毛放到我口袋里，说看你学习成绩好，给你留一点。”

　　“我属于那种内心的英雄主义者”，这是多年后王长田自己眼中的王长田。而在别人眼里，他温和、寡言，不够强悍，乃至缺乏企业家特有的那种征服欲。凡此种种王长田听在耳里，扔在风中，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有必要向全世界开放吗？没有必要。

　　“我七八岁的时候就会做火枪，开始是打火柴的，十岁时做成带枪管装火药的，12岁时改成粗枪管换弹壳的，可以伤人打鸟。那时去邻村看露天电影时我会带着火枪，不断幻想遇到阶级敌人的情形。我的小手指还留有当年装枪走火造成的伤疤。多年来我一直试图搞清这一经历对我一生有何影响，到现在仍是个疑问。”这是王长田某天偶然发出的一条微博。

　　40岁前，王长田遍读西方传媒链上所有大鳄的传记，他总能从中找到梦想被轻轻划燃的感觉，比如他曾推崇维亚康姆集团的雷石东，当今世界最伟大的娱乐帝国里的商业智慧令他唏嘘；而40岁后，王长田不再读这些。“中国的传媒娱乐产业，与西方有着太多不同，自己的路要自己去走。”

　　光线的路自1998年起，13年跋涉长途，穿越荒漠，王长田自比为骆驼。“娱乐圈大哥做关系，天才做项目，玩家搞演员，骗子搞资本运作，既不是大哥又不是玩家也不是骗子的只好做骆驼。”

　　“骆驼”王长田是记者出身，记者之路自1988年正式启程，而王长田所受的职业启蒙却要追溯到更早以前。他的小学语文老师是名知青，自己一辈子扎根农村却希望学生去看更大的世界；中学的语文老师是名文青，理想主义情怀甚浓；高中的语文老师有些愤青，希望学生能够做一些影响社会、改变社会的事。当然，三位老师都说过一句相同的话：王长田，你以后就去当记者吧！

　　他真去了。1984年，王长田顺利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多年以后，那个入学代码为“8432”的复旦新闻系84级的学生们登上了这个国家的传媒舞台，其中包括《解放日报》的总编辑裘新，新浪网的首席执行官曹国伟，《南方都市报》总编辑曹轲等，甚至当年的指导员张力奋，也都离开校园出任FT中文网总编辑……

　　如今，他们还会时不时聚会。

　　躁动

　　年轻时面临的选择看似纵横交错，回过头看，路其实都是单向的。

　　有些路你天生就没有兴趣，有些路你想走时为时已晚，还有的路，你已经走了一半，才发现此路不通。多年后，当王长田被看作新闻人职业生涯转型的代表之一时，很少有人真正理解他每一步冒险中的机会成本。

　　1988年，大学毕业的王长田本准备去中新社，殊不知被同学串了后门。最终，他被分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局，负责对外新闻宣传和内部资料整理。虽然工作单位挂着“新闻”两个字，但工作内容毕竟和一线记者差距太大。在那里，王长田呆了一年零八个月。

　　一年零八个月后，王长田偶然看到了《中华工商时报》的创刊号，相比当时刻板的经济报道，《中华工商时报》显得轻松可读。王长田上午看了报纸，下午便找到报社。在上世纪90年代初，放着中央机关的铁饭碗不要，偏要跳去一张新创刊的报纸当记者，这是王长田职业生涯的第一次“冒险”。

　　在报社，这位初来乍到的记者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很难记住人名，二是算账的能力非常强，对各种经济数据过目不忘。“记不住人名在一个关系就是生产力的时代很悲惨，当然我一直不认为关系是最重要的，这跟我的个性有关。”在报社，王长田偏好“雷达表的中国攻略”，以及EMS与DHL之间的商战类作品，3年后他升任市场新闻部副主任。

　　邓小平南巡讲话引发热潮，1993年，一批更贴近读者的综合性都市报开始崛起，媒体竞争变得激烈。此时的王长田经不住“下海潮”的拍打，他婉拒报社领导劝阻，竟然跑去东北卖起了涂料。放着工作不干，偏要跑去“练摊”，这是他人生的第二次“冒险”。

　　涂料卖了半年，王长田又重新回到报社，他还是习惯媒体的生活方式。只是时间很快又将他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岔路口：第一条路通向香港，报社正在筹备收购一张香港报纸；第二条路通向仕途，为某国家领导人的儿子做秘书；第三条路则是突然出现的，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北京电视台的副台长吴天锡。

　　听说吴天锡要办一档全新的新闻栏目，王长田又按捺不住了。这是1995年，王长田的第三次“冒险”。也是因为这次冒险，王长田从纸质媒体转型电视媒体，从此踏上“不归路”。

　　1995 年，王长田住进了北京崇文门的一家小旅馆。旅馆住了一个月，《北京特快》终于推出。因为节奏快、信息量大，一改颂歌式的新闻报道方式，该栏目很快成为当时国内最优秀的电视新闻栏目。

　　回过头看，王长田首先愿意去了解市场真正喜欢和需要什么，进而不客气地打破约定模式制造有销售力的内容；其次，他也身患媒体人“这山望着那山高”的通病，新的浪潮打来，新的躁动便起。

　　当然，“躁动”这词，如果干差了叫浮躁，干好了便叫有激情……

　　下篇：

　　强行起飞，空中加油

　　传媒人创业为何难以成功？有人说记者看似见多识广遍地兄弟，创业初期朋友们可能会支持几单生意，但很快以同类成熟公司标准来要求你，换言之，关系不代表可持续的生产力；

　　其次，越是在传媒领域干得风生水起，越是习惯于文人的逻辑，这样的逻辑与商场是不兼容的。

　　1998年7月，王长田和北京电视台彻底地脱离了关系。他拿出10万块钱与当时在《北京特快》时认识的四位朋友，成立了一家名为北京光线电视策划研究中心的公司。5位合伙人都有经济新闻背景，又懂得电视运营，因此一开始选择了做策划和出售创意。

　　1998年前后，策划业确实处于高热状态。专业的不专业的策划人脸上都挂着一副夸张表情，以云山雾罩的奇思妙想行走江湖，当时北京电视台的咖啡厅，总是被一群又一群的制片人和策划人围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