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大师们的趣闻轶事

——简评《经济学简史：处理沉闷科学的巧妙方法》

习明明

江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简史》的作者E·雷·坎特伯里（E. Ray Canterbery）是弗罗里达州立大学的退休教授，著名的经济思想史专家，纽约科学院院士。书中作者以其渊博的知识，用奇特的方式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经济学家、名人学者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将文、史、经、哲等不同学科的知识融合在一起。向读者充分展示了伟大的经济思想如何影响社会和经济发展，以及这些思想是如何相互影响并不断演进的。正如坎特伯里在序言中所说：“本书不是要对‘已故经济学大师们’进行简单地登记造册”。而是要在古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之间架起一座相互联系的桥梁。

书中，坎特伯里使用名人传记及其他人们所熟知的历史故事来引导读者接受各种理论。例如，以古典经济学为例，涉及到的名人传记就有：艾萨克·牛顿、亚当·斯密、瓦特、李嘉图、边沁、大卫·休谟、马尔萨斯、穆勒父子、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狄更斯等等一大批人物。他们的经济和哲学思想自不必赘述了，读者可以到原著中去挖掘。我们且来看看坎特伯里教授是如何将名人传记与经济学思想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本文仅以古典经济学为例）。毕竟书的副标题是“处理沉闷科学的巧妙方法”。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出生于圣·安德鲁斯（St. Andrews）的福斯湾对面、爱丁堡附近的一个苏格兰港口小城科卡尔迪（Kirkcaldy），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一名海关官员。斯密一生没有与任何女性擦出过爱情的火花，也没有经历过任何热烈的罗曼史。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斯密的长相过于丑陋：他的眼睛太突出，而他的下嘴唇离他令人生畏的大鼻子太近，并且他的头由于神经问题也经常发抖。[1] 在一篇关于天文学历史的随笔中，斯密将牛顿（Isaac Newton）体系描绘成“有史以来人类最伟大的发现”。[2] 显然，斯密的《国富论》充分吸收了牛顿关于宇宙是一部按照自然法则规则运行的机器的思想，提出了市场像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观点，能够自动调节以达到最优。值得一提的是，瓦特（James Watt）的螺旋式蒸汽机是在斯密位于格拉斯哥大学办公室的地下室设计出来的。[3]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他的父亲有17个小孩，李嘉图排行第三。17岁的时候，李嘉图就参与了他父亲的证券交易行业。21岁的时候他与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女子结了婚，并且加入了基督教，从而导致他们父子决裂。之后他开办自己的经纪公司，并且富裕程度超过了他的父亲。他27岁开始研读斯密的《国富论》，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43岁退休转而专门研究经济，并为自己在政府购买了一个议会席位，51岁因耳部感染去世。他为后人留下了72万5千英镑的遗产，在当时，这一巨额的财富只有国王才拥有。[4]

李嘉图在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和老穆勒（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 1773-1836）的帮助下，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1819、1821）中对斯密的理论提出了最具影响力的改进。与此相反，法国经济学家萨伊（J. B. Say）则没有李嘉图那么好的命，他的理论让拿破仑·波拿巴皇帝非常不愉快。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 1766-1834）既是边沁的追随者又是怀疑者，他的一生与李嘉图、边沁以及詹姆斯·穆勒曾发生过两次著名但友好的辩论。[5] 他们的争论直到他们去世之后才告一段落，李嘉图在去世之前给他的好友马尔萨斯的信中说到：

“我亲爱的马尔萨斯，现在，我即将离去。和其他争论者一样，在大量的讨论之后，我们各自得到了属于自己的观点。然而，这些讨论从没有影响过我们之间的友谊。如果你赞同我的观点，那么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喜欢你了”。10年以后，马尔萨斯也去世了。[6]

在另一场争论中，马尔萨斯自始至终都没有接受边沁和老穆勒的享乐主义、人道主义、热心及对穷人和受压迫者的同情。[7]

与斯密相比，边沁（Jeremy Bentham）的享乐主义思想更多地受到了18世纪苏格兰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大卫·休谟的影响。休谟告诉我们所有的思想都起源于印象，因此人类行为最终也是感性经历而不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边沁的社会伦理学将快乐与道德上的善良以及邪恶上的痛苦联系在了一起。边沁是一个有着奇特癖好的怪人，他毕业于牛津大学，但创建了伦敦大学，并将全部财产留给了伦敦大学。然而，他在遗嘱中却要求伦敦大学每年的董事会上自己的遗体必须在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今。在他的遗体中，边沁的骨架内塞满填充物，穿戴整齐，坐在一张椅子上，戴着手套的手里拿着一跟拐杖。更加骇人的是，一个蜡制头模安放在他的身体上，不停地审视着整个房间，而边沁真正的头骨则被放在他的两腿之间，尽管他去世了，但他从来都没有错过一次董事会！[8]

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 1766-1834）的声望源于他对人口增长的悲观理论。马尔萨斯的姓氏最早叫马尔索斯（Malthouse），意为酿造啤酒的麦芽作坊，后来由于宗教传统使得他的姓氏被修改。马尔萨斯1785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他热爱板球与滑冰运动，并且在拉丁语和英语朗诵比赛中获过奖。毕业后，他成了英国教会的一名神职人员，在获得身望之后，他成了黑利伯里（Haileybury）学院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而这所学院是由东印度公司在伦敦开办的。[9]

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的自然选择进化理论的思想继承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理论与陷阱的思想，达尔文一直在寻找一种能够解释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但毫无进展并走入了死胡同，直到1838年，达尔文出于消遣的目的读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终于恍然大悟提出了自然选择的思想。达尔文被动植物在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中抢夺食物与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的说法所触动，他借用了马尔萨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思想并将之扩展到动植物世界。[10]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 S. Mill, 1806-1873）古典经济学最后一位代表人物，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老穆勒）的儿子。他被老穆勒选中接受边沁主义的教育，3岁开始学习希腊语，8岁开始学习拉丁语，12岁学习微分学、代数学和初等几何，并写出了一本罗马政府史。13岁开始学习政治经济学，15-18岁就编辑出版了5卷本的边沁手稿。在19岁时，他发表了最早的学术论文。20岁时患了常见的神经衰弱症。[11]

小穆勒最出名的可能不是他的才华和火热的激情，而是他与哈丽雅特·泰勒（Harriet Taylor）长达21年的爱情长跑。他们第一见面并相互倾心是在1830年，那是泰勒已经是一位成功商人的学者夫人，但爱情还是在他们之间萌发了。在非常隐秘的情况下，小穆勒和泰勒一起周游了欧洲大陆，并且在英国的乡间度过了美好的假期。直到1851年，泰勒先生去世之后，他们才正式走到了一起。[12]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一生与约翰·穆勒重叠在一起，狄更斯本人12岁就被迫离开了学校，同其他男孩一起从事给黑色涂料瓶贴标签的工作。这段经历在其自传体小说《大卫·科波菲尔》（1849-1850）中被痛苦的描述出来。狄更斯的一生是悲惨的，他非常憎恶像李嘉图这样的商人和资产阶级，他的小说中充满了对当时社会的讽刺和抨击。狄更斯对古典经济学的蔑视，反映在他对小说中退休商人格拉格林德的两个孩子分别取名叫：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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