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压倒各地民间借贷的最后一棵“稻草”似乎已经出现了。在民间借贷最发达的温州，据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统计数据，今年3－5月，全市法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2628件，比去年同期多出474件；案件总标的金额高达9.31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出3.15亿元。仅8月份以来，就至少有20起以上此类事件发生，其中有两起大案，牵连集资额估计将达到数十亿元、借贷者上千人。

　　这绝不是孤立的事件。

　　早在4月份，内蒙就已经发生了民间借贷高达12.37亿元的金利斌自焚案，13日安邦简报曾披露人口不到20万的福建安溪县出现的一起负债3亿多元本息出逃的事件。据银行业人士称，相对于厦门动辄几十亿元的高利贷黑洞，3亿多的债务金额只是小巫见大巫。这足见这样的借贷规模在中国各地很具有典型性。

　　问题在于，这些高利贷事件还不仅仅发生在富裕的地区。在一直是贫困县的苏北泗洪县，出现了不少因为拥有太多数量的宝马车而被称作“宝马乡”的乡镇，而这些乡镇2010年农民人均收入不过6000元，哪能有如此购买力？！这显然出于击股传花式的民间高利贷获取的暴利。据业内人士披露，借贷者一般以1.5分－2分的利息揽储，再转手以5分或6分的高息放出去，有时甚至还经过好几道环节。如此迅速地生财游戏让人们不顾风险的投入，而不相信自己是最后一个接盘的“聪明人”。

　　公安部今年公布一份数据显示，2008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非法集资（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案件5000余起，非法集资类案件每年约以2000起、集资额200亿元的规模快速增加。

　　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曾经警醒中国已经存在“末日特征”，其中最危险的信号是“以钱炒钱”的金融游戏已经出现。

　　民间借贷已经打通了银行通道，大量的银行资金已经变相流入民间高利贷市场。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8月份的银监会三季度形势分析会上就曾表示，“约有3万亿元银行信贷资金流向了日渐火爆的民间借贷市场”，而“信贷资金流入企业后无法监管”。

　　而据安邦的统计，今年半年报，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的资本净额也不过3.1万亿元；5家银行共实现净利润1834亿元，已经占据16家上市银行利润总和的80%。这就意味着，拥入民间借贷的资金已经与五大银行资本净额相当，一旦民间高利贷链条出现大范围崩盘，必然引发银行危机。

　　据新华网披露，与上一轮集中在企业的非法集资潮不同，此轮非法集资大多集中于个人或以小贷公司、投资公司名义出现的非法金融机构，分布较广、涉及的群众较多、集资的数量也比较大，且集资方式类似于传销，一旦出险，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更可怕的问题出现了。由于本轮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高潮还卷入了众多盲目参与的老百姓，民间高利贷的大范围崩盘，也必然引发社会危机。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大案频发的民间借贷引爆银行危机和社会危机，已经不是个小概率的事件。对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决策层来说，对由此引发风险的可能性不能低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