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在其获奖演说中讲过一段话：“世界大多数是贫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

　　国防大学经济学教授、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特约研究员卢周来在其代表作《穷人经济学》中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价值观，始终将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着力点与落脚点，放在绝大多数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一边，放在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上。

　　作为研究穷人经济学的著名学者，卢周来对于重庆旗帜鲜明地提出“共同富裕”深以为然。他告诉记者，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

　　公平状况如果继续恶化，将导致改革动力不足

　　重庆日报：在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会上，市委书记薄熙来指出，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不能等、不能拖，越往后，解决起来就越难，成本就越高，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您认为，解决共同富裕这个问题的紧迫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卢周来：众所周知，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大的生机和活力。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尤其是分配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使得社会不公平感不断增加，如果不及时加以解决，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公平状况如果继续恶化，将导致改革动力不足。人们对于改革的支持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在于，支持改革给他的预期收益，超过他为支持改革可能付出的预期成本。当前中国改革面临的最大危险并不是旧体制复归，而是改革不能按初期的预想继续推进，使得中国改革成为“半拉子改革”。即从中长期看，由于社会公平状况继续恶化，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在全社会利益格局中相对受益不断下降，支持改革的积极性不高，甚至对于改革有一种抵触的情绪；而前一阶段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可能为了保守自己的既得利益也不愿继续推进改革，尽管这时“改革”仍然挂在他们口头。

　　重庆提出共同富裕，是按照邓小平改革分“两步走”的战略走下去

　　重庆日报：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无疑会面临许多阻力。您认为其中最大的阻力来自哪里？

　　卢周来：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理清一些思想上的误区。在当前讨论“共同富裕”过程中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过分强调社会公平，就是违背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违背了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要求。

　　其实，这种观点本身就是违背了邓小平理论。

　　纵观《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坚持了马克思从生产关系出发区分社会制度的基本立足点，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生与竞争的时代，坚持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最核心内容。在《邓小平文选》多处，邓小平在谈到社会主义本质时甚至只用了四个字“共同富裕”。他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应该说，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全过程中，都始终注意到贯彻“两个大局”思想。邓小平指出，“富裕起来怎么分配，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要困难。”针对当时已经出现的某些苗头，他说，“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因此，重庆强调“共同富裕”，恰恰是对邓小平改革开放观的最好的坚持。顺着邓小平改革分“两步走”的战略走下去，现在恰到了这样的阶段：需要先富起来的地区或者是人群要回过头来想一想后富起来的地区后富起来的人群。

　　促进共同富裕的突破口应该是统筹城乡发展

　　重庆日报：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复杂的工程，突破口应该选在哪里？

　　卢周来：从国家层面上看，按邓小平同志的思路，促进共同富裕的突破口应该选择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尤其是要缩小沿海与内地发展差距上。而从重庆一个地区层面看，促进共同富裕的突破口应该是统筹城乡发展，尽快缩小城乡差距。经济学家做过统计，在中国，尽管阶层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但最大的差距仍然是在城乡。

　　我去过不少西部地区农村，对比城市的繁荣，那种反差令人触目惊心。现在的确到了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时候了。与此同时，把突破口选择在统筹城乡发展，还可以避免由于收入分配政策调整触及某些特殊利益阶层带来的阻力，最大限度凝聚起全社会力量。所以，我认为从宏观层面上看，促进共富的突破口选择在统筹城乡发展非常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