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最后一刻避免了美国出现历史上首次政府债务违约，但投资者对于美国债务状况和经济前景的担忧情绪依然笼罩市场。在美国债务上限被毫无悬念地被突破之后，标准普尔在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中率先将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调低。

　　虽然此举遭遇从总统到财务部长的美国执政者的一致诟病，而且其他两大评级机构均保持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虽然中国评级机构大公国际已下调了美国国家信用等级。但依然引起了国际资本的极度恐慌。

　　美国经济恢复正面临重大困境和考验。政府二次量化宽松措施结束后，美多项重要经济指标更显疲软，尤其是失业率攀升至9.2%，二季度GDP增幅只有1.3%，制造业指数接近萎缩边缘等。

　　美国的国债上限风波，以及美元的信用等级下调，给国际市场带来了轩然大波，投资者丰富突然之间变得理性而悲观，从美国到欧洲再到亚洲的股市均出现了剧烈的震荡，原油、黄金等大宗商品的价格纷纷出现暴涨。

　　“债务上限”在美国财政部的定义中，指的是美国政府根据国会授权为了履行现有法定义务而能够举借的债务总额，这些法定义务包括社会保障、医疗福利、军饷、国债利息、退税以及其他开支。

　　美国国债上限源于1917年，是由美国国会立法通过，具有美国特色的一种债务限额发行制度，如果联邦政府债务总额接近法定上限，美国财政部必须采取非寻常措施满足承担义务。设立国债上限制度的初衷，为的是使国会与政府能够定期检视政府的开支情况。其根本目的在于对政府的融资额度做出限制，防止政府随意发行国债以应对增加开支的需要，避免出现债务膨胀后“资不低债”的恶果。

　　美国的负债上限演变轨迹是：2001年 5.95万亿美元（触顶），2007年 9.8万亿美元（触顶），2011年5月 14.3万亿美元（触顶），2011年6月计划提升至16.7万亿美元。

　　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在8月2日至8月31日期间，美国政府需要支付到期债款为3070亿美元,但目前可自由支配的财政收入仅为1720亿美元,存在约1350亿美元的融资缺口。如债务上限不能及时上调,则会构成违约。无法偿还美国国债券本金和利息，这种情况可能让国际金融市场陷入混乱。

　　债务上限方案中的开支削减，一启动就将意味着10年内削减五角大楼开支3500亿美元。如果第二阶段妥协方案失败，第二波10年5000亿美元的军事开支缩减则将自动启动。

　　实际上在两党就债务上限激烈辩论的后期，五角大楼就提出了自身的担忧：对美国军事开支的大幅削减，将导致美军被迫在全球实施战略收缩。当然，那是美国人的事。

　　在文章《破产情况下，美国何时止戈为武》中，本人深入说明了：美国人实际奉行的并不是“止戈为武”，而是一直在执行双重标准，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为原则，而且都是煽动当地的反对党在武装夺取政权。

　　美国即使破产，都不会“止戈为武”。

　　美国的国债风波刚刚告一段落，中国的国债又映入人们的眼帘。

　　2011年8月10日，新一期凭证式国债通过多家商业银行柜台向老百姓发行。本期国债发行总额300亿元，其中1年期60亿元，票面年利率3.85%；3年期150亿元，票面年利率5.58%；5年期90亿元，票面年利率6.15%。

　　一些投资者表示，投资国债虽然也跑不赢CPI，但相对来说风险小、稳健、踏实。

　　专家在媒体通过对比给百姓算一笔帐：以投资10万元购买五年期债券计算，那么这5年收益为3.075万元。但如果将10万元存五年定期，目前五年定期利率为5.5%，最终收益仅为2.75万元。

　　另外，中国财政部早前公布将在香港发行200亿元人民币的国债，其中供机构投资者认购的国债为150亿元，供个人投资者的部分为50亿元。中标投标者会按国债发行价获配发国债。在竞价投标中，被接纳的最高中标利率将被定为该品种国债的利率。

　　CPI一路走高、股市不景气等因素的影响下，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选择稳健型的投资品种。

　　说到中国的国债历史，不能不提作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的梁启超先生。他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

　　梁先生赞成举公债，他说，察各国公债的历史，都起源于十八世纪以后，因为公债与立宪政体有着密切的关系。越是文明的国度，它所担负的公债越多，由于人民信任他们的政府才会把钱借给国家。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国债史》中认为：假如没有外债可借，那么十年以前，中国就已经亡国了。试看一部二十四史，前代暴虐的君主所征的赋税无论苛重到何种程度，也不过是让当世的人受苦，等到新政府成立，让人民休养生息，那么子孙就可以忘记前辈所受的惨毒了。

　　为什么呢？因为政府所必需的款项，一方面骤增猛长，一方面又没有取得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加重赋税来增加收入。赋税突然加重，使百姓民心惊扰而有所怨愤，起义造反的情况，到处都是。因此政府没有办法来自救。历朝历代的灭亡，都是这个原因。

　　但是梁启超先生不主张中国举外债，因为外债的弊端大致有三节：

　　其一在财政上。募借外债，其利息常比内债利息低，国家不知不识，于是有不应借而借的情况，这是弊端之一。以用银国向用金国募借，当交还本息时，必然蒙受重大损失。譬如预算100多万就可以还清的债，届时如果银价下跌，就不能不多费数十万两，是弊端之二。外债非常沉重，在此情况下不得不加重赋税，这是弊端之三。

　　其二在经济上。募借外债，则一时的货物必然骤增，货物增多银价就会贬值，物品就会贵。所有货物的生产者、交换者、消费者，必然蒙受极大的损失，这是弊端之一。银价跌落，货物涨价，那么进口货物必然增多，出口货物必然减少，而商业上则常处于负差地位，这是弊端之二。因为进口货物增多，而正货的流出也会增多，所以一时正货增加之后，紧接着就会是正货缺乏之时，这是弊端之三。而且所谓募借外债，未必直接输入正货，不过是以物品交换，这不啻是奖励输入，这是弊端之四。

　　其三在政事上。外债一多，财政就会紊乱，于是债权国的政府和人民，就会有干涉政事的情况，这是弊端之一。纵然未必干涉政事，但财政权不能不为他们所操纵，以此作为抵押，这种作法有损于国家立权的独立，这是弊端之二。人生何事无远算，有不少人见事情有利可图而最终失败，这些都是政事上的弊端。

　　独裁政府借下了巨额的外债，其用途却不昭告天下，实际上是刮取民脂民膏供统治者大肆挥霍。从中国在晚清的状况来看，所借之款用于还债，已经是岌岌可危，况且政府又另作他用：自己未至庚子，颐和园续修工程，每年花费三百多万两白银，皇太后吉地工程，每年花费100多万两。戊戌秋季，皇太后打算到天津阅操，命令荣禄修建行宫，提取昭信股票款600多万两。

　　辛丑回銮费，据各报所计，也花费了2000多万两。辛丑后动工兴修佛照楼，花费500万两。皇太后70大寿庆典，花费1200万两，另外各省大员进奉1300万两。仅此小小的几件事，专为一个人所用，我们所知道的，就已经有9000多万两。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花销又更有多少！

　　梁先生说，当时的外债，可谓“门前债主雁行立，屋里醉人鱼贯眠”。

　　如此下去，就算有几倍于现在的外债，也很快就会用尽。现在国民每年缴纳4300多万血汗钱来偿还国债的本息，而所偿还的外债，有四分之一被北京城市一个人专用。人民节衣缩食，抛妻卖子，以此向地方有司献纳，而地方有司则进贡到北京，为慈禧太后一个人用作修花园、庆寿辰、筑坟墓的私款。这难道是应该的吗？

　　如何维持一个政府的稳定？

　　我们认为，在财政上，税收与国债应该都是发挥巨大的作用的。

　　税收首先要靠经济的稳定与快速发展，但势必会引发民怨沸腾，是将官与民，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对立，并最终导致矛盾激化的。阶级对立与矛盾激化势必会引发官逼民反，就更需要动用更多的财政放在军费开支上，就会加重政府的负担。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即使不考虑戍边因素，仅仅是评定内乱，都需要大量的经费。

　　国际化的局面之下，税负方面也在于国际接轨，当世界其他国家都在执行轻税负的政策，藏富于民并多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的时候，假如一个国家与政府依然拿居民生活压力的提升束手无策，同时却反其道而行之，我行我素地实行苛捐杂税，注定会丧失民心，这是指通过移民、投资以及改变国籍等“用脚投票”的方式。

　　精英移民海外，同时中国这样的国家又不承认双重国籍，所以当出现重大的利益导向与立场表决的时候，就会出现精英阶层“胳膊肘向外拐”的局面，而绝大部分没有到足够移民的民众，则用沉默与无奈的承受去面对政府的管理。

　　所以在明智的政府，是需要给百姓减税，藏富于民的，如此貌似政府少收了一些钱，但管理局面稳定，会让政府在维稳方面尽量少开支，少花的钱就是节省的钱，就是赚的钱。所以民富才能国强，国强才能有真正的尊严。

　　但国债是要靠税收来还的，同样，社会的稳定，应急机制的完善，都是需要税收来保障的，同时官僚队伍日益庞大，官僚机制日益完善，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稳定的税收就会逐渐丧失民众对政权的信任，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很难欣然购买国债。

　　所以税收与国债发行应该是互为促进的关系。

　　政府要良性运转，就需要给那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增加动力；但政府成为独夫民贼，管理成本加大。在内忧外患压力下，失去政权是迟早的事情。

　　而在那样的时候，政府只有求助于国际社会的帮助才能侥幸化险为夷，或者苟延残喘，但国际社会也是“无利不起早”，也是有利益需求的，为了满足其利益需求，政府就在无奈的情况下，卖国了。

　　其实卖国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而并非单纯在军事上投降那么简单。

　　但卖国的政府就更难以得到民众的支持了，所以注定加速其灭亡。

　　外债需要有一定的政府信誉做担保的，是借钱还本付息，只有当别人看好你，并对你的未来有信心的时候，才会购买你的国债；或者他们是用购买国债作为投资，以间接控制那个政府，这在无形中会加重政府对税收的依赖于渴求。

　　但不管是本还是息，都是钱，从本质上是货币，尚且是可以计算的数字，因此以国债的形式募集所需要的资金总是比出让股权、控制权甚至是资源与资产好得多。

　　因为让外人参股甚至出让资产就不同了，那相当于把自己的家产直接转手甚至是廉价典当给别人。自己则部分或者完全丧失支配权。

　　在开放之前，中国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策，不借钱给别人，也不从别人那里借钱，这种虽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但也活得踏实，不用看别人的脸色行事。

　　税收是收现在的钱，国债是募集未来的钱。

　　以美国的南北战争为例。

　　开动印钞机大量印钞，这也是独立战争时期所使用的主要手段。在南北战争时期，联邦政府总共发行了4.5亿美元所谓的“绿背纸钞”（简称绿钞），占了战争费用融资的13%，并引发了战时通货膨胀，使价格水平上涨到战前的180%。而南方政府拥有的融资手段远远少于北方政府，它被迫不断印钞以支付超过一半的战争费用，这使南方的经济完全失去控制，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南方的通货膨胀率达到战前的9000%。

　　为战争融资的另一个方法是借款。联邦政府借款的规模超过了此前任何其他国家所能想像的。1861年美国国债总额只有6 480万美元，到1865年已经激增到27.55亿美元，增长了42倍之多。战前政府支出总额从未超过7 400万美元，但到了1865年，仅利息支付一项就是战前政府支出总额的两倍多。

　　年轻银行家杰·库克（Jay Cooke）走上了历史舞台。库克的父亲是个律师兼国会议员，库克在俄亥俄长大，此后定居费城，就在内战打响时，他在费城开了一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私人银行。于是联邦政府请库克（他的父亲和切斯是老相识）作为代理人来帮助发行一系列5~20年期的新债券，这些债券可以在5~20年之内赎回，年利率6%，用黄金支付。

　　库克改变了以往把债券私底下出售给银行和经纪商，这些银行和经纪商再将这些债券作为储备持有的传统模式。这一次，库克在报纸和传单上广泛宣传要发行的债券，并说服财政部将这次发行的债券面值缩小到50美元。他在报纸上讲了很多故事，告诉美国普通的工薪阶层购买这些债券不仅仅是一种爱国表现，也是一笔很好的投资。债券销售的成功远远超出了原先最乐观的估计。

　　美国南北战争就是由于国债发行为联邦政府提供了推动力。

　　所以虽然战争是烧钱的机器，但不管是外战还是内战，用于战争的款，都是用于政治方面的投资。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其中外战是图谋独立，抵御侵略；内战是为了消灭反对势力，取得绝对的话语权、独裁地位并霸占国内资源的。

　　只有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才把所募集的债务都换成军事力量，并用大棒政策保持自己的强势地位的。

　　在本人感觉，对当今的国际环境而言，关闭国门，回到自力更生状态，必然是倒退，也不是很现实，至少需要有断臂求生的魄力才能实现。所以就需要在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之间图谋更高明的组合方式。

　　融资的策略是需要内外有别的。

　　在融资的时候，内债多了会招致民怨，会动摇统治根基。因为百姓不仅要上缴税收，同时要承担债务风险，这之间总是会有很多的微妙与纠结的地方。

　　内部的股权关系夯实了，就会形成支撑力量。因此给予自己人更多的股权融资机会，以得到更多的凝聚力。

　　而假如相反给外人机会，让他们取得话语权甚至决策权，总是会寻求机会转让出去获利。给予外人更多的债权融资的机会，让他们分享经济发展与市场所带来的固定回报。

　　一个外债到了只能赖账的政府反而更有可能得到外部世界的庇护，至少那些债权国是不会让其陷入经济衰退与毁灭的境地的。因为经济衰退会让他们所持有的债务会缩水，政权被颠覆甚至会让他们的债权荡然无存，下一任政府是不会承认他所推翻的政府所欠下的外债的。

　　所以外债的持有方就相当于被贪婪地发行外债的政府所绑架了。

　　高明的政府会有效利用外部力量，对内部动乱因素有威慑力量。因此外债多了，反而会在国际间形成一种保护力量。尤其是独裁型的政府，这种手段更是重要。

　　每个人都应该有三五知己好友，一个国家也是一样。所谓不结盟，从来都是对别人的要求，假如以不结盟作为对自己的要求，无疑是在作茧自缚。

　　所以假如举外债是用于刺激经济，拉动消费，或者说强化军事力量，则很难会有人给予买单，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就可以明目张胆地告诉债权人“我的国债之中的一定比例是用于军费的，你不要管我去打谁了，到时候还你钱就可以了”。如此只追求回报率而忽视立场与基本观点的债务投资行为，是很难让人产生尊重的感觉的。

　　相反，要想举债，你就需要给人家一个坚定的信心，就需要给人家充分的理由，对拉动本国经济有什么直接的利益回报？比如用放开投资领域限定，降低门槛，享受最惠国待遇，建立军事联盟，等等，都是推销国债的好方法，国债本身是一种纽带，有的人会买单，有的人会拒绝，那本身就是会把受众划分等级的。

　　一旦某些人手中拥有了你的足够多的债务，就相当于与你达成一种利益共同体。

　　可以想像，一旦中国对外发行国债的窗口被打开，就会有数不清的钱，进入这个市场，进行资源的掠夺。

　　至少银行家都希望政府放开国债的对外发行，那是巨大的发展机会，因为那是政府研发的金融产品，是以国家级别的信誉做担保的。

　　对于金融家而言，怕的不是没钱，怕的是没有人跟他要钱，因为钱在自己的账上总是会缩水贬值的，但拿出去不管是得到股权还是买到权威的政府关系，还是直接买到在政府里的话语权，都是一种难得的机会。

　　一家银行得以与政府级别的“客户”挂钩，无疑会提升自身的品牌形象，加大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这一点已经在欧洲数百年的历史变迁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