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平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告诫我们：中国共产党在改革进程中正面临许多“躲不过，绕不开”的社会难题。习近平副主席也在几乎相同时间里提醒党员干部要正视社会矛盾，勇于化解难题。“七一”讲话蕴含了丰富而密集的执政信号，需要党的各级干部认真解读，深刻领会。
一个遇到问题不躲不绕，敢于正视，勇于碰硬的执政队伍，无疑是一支朝气蓬勃的队伍，这样的政党必定拥有无坚不摧的力量。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还有没有无坚不摧的力量？答案是：还有，但释放出来难度很大。
长期执政的政党，每过一个时期都会染上特定的沉疴，根源首先来自自身，而且，这种藏于自身的“病理”在初始酝酿阶段，仅仅是一种全体党员干部相近的思想背景所导致的在思维方式上形成的微小偏差，它像“蝴蝶效应”一样，逐步助推执政党队伍出现了积重难返的问题。
我们先看看新中国前30年所走的路。创建新中国的那一代前辈，是走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创者、探索者和成功者。他们从惨痛教训中站立起来，摆脱了“唯共产国际为参照”的思维方式和决策方式，走出了一条既参照普遍真理更遵循中国特色的成功之路。按道理，这样一个依靠独立思考、依靠特色革命理论夺取了政权的执政党，它只需要不骄不躁就一定能避免和平时期的重大挫折。但是，人们很难预料漏洞是这样发生的：牢记两个“务必”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初创新中国之后也是在期待国际阵营尤其是苏联斯大林对新中国接受并拥抱时，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却不得不面临一个相同的思想背景。斯大林按照马克思列宁对政党的衡量标准认真审视中国共产党，最初作出的主观判断是：分析领导人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看不出这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那么，这个新的国家会不会坚定迈向社会主义？斯大林也不给定论。
对国际两大阵营来说，政党性质是一个天大的政治问题。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仇视孤立中国，如果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也不接纳中共，意味着什么？当时，苏共中央集体个个都出身于工人阶级，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排在前列的中共领导人，均出生于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出身旧军阀阶层。斯大林以领导集团的家庭成分和阶层出身定党性，成了建国之初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挥之不去的巨大隐痛（历次党史编修都没写出这一点）。抚平内心隐痛或改变苏共中央的看法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拿出党的行动和事实来说话！我们知道，毛泽东这一代探索救国救亡道路数十年，与劳苦大众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数十年，其工农立场不容置疑。我们也知道，毛泽东本人是一个为捍卫中共旗帜而能奋然争硬气，也能奋发图自强的人。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所以不像“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年代一样，它在建国之初就很轻易地告别了中国特色，轻易地走上了能左就尽量向左，能快就快马加鞭的轨道，恰恰与中共第一代有相同出身的思想包袱和思想背景有关。如前所述，这种藏于自身的“病理”在初始酝酿阶段并无显著过错，它只表现为一种思维方式上的微小偏差。但及至后来，经过全党迷信和崇拜式地推波助澜，也就演变成了党的旗帜就是“左”。
到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后，为什么中共仅用“九评”舆论攻势就能动摇赫鲁晓夫的政基，令他再三请求中共不争论了？这里的基本原因，就是中共“左”的做法实际上超过了苏共左的僵化。你革命？我比你“老大哥”更革命！我们对照理论条条列事实，你只能输！赫鲁晓夫的下台，一方面抚慰了中共领导集体的内心隐痛，另一方面也加大了中共进一步向“左”滑动的推力。此后，“反帝”与“反修”成为并重的政治纲领。这个时候，按照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衡量，中国已经成了所谓“响当当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革命的中心”。十年“文革”的缘起正是基于这种政治基础。但是，对“老大哥”的社会主义原则采取模板式套用，是要付出代价的。这种代价是在“左”的泥坑中不能自拔，及至党和国家命运一起濒临险境。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能左就尽量向左的时代，哪些人能实事求是呢？彭德怀，他没有阶级出身之虞。邓小平，划定家庭成分时，他把全家老少一个不留接到北京“我用我的工资养活你们！”邓家大院成了空宅，小平同志的亲属也因此没有阶级、没有成分。还有少数人，即那些敢于公开承认自己出身不好的政治家。
历史总会有预期的回归。改革开放后，苏共领导的“唯成分模式”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制度模式不再成为中共的参照。邓小平宣布用“人民民主专政”取代“无产阶级专政”，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应该说，后30年的所有成就都成于“中国特色”。在政治体制上，我们正在走扩大人民民主的渐进式发展道路；在经济体制上，已成功迈上多种经济体并存的市场经济道路。
历史也总有惊人的相似。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上找到了“中国特色”，但却很难预料新的漏洞会出现在哪里？这就是：党员干部的成分构成应该选择什么模式？苏共的“出身模式”已成历史，此时，却未能预料在现代化进程中加速前行的中共党员干部又有了另一种相同的思想包袱和思想背景，即全党自上而下共同参照现代化“典范”美国政府选拔人才的学历标准，羞愧于我国各级干部的学历文凭远远达不到现代化指标。于是，“唯学历指标为参照”的现代化的“唯成分论”成为我党改变队伍成分结构的参照。如前所述，这种藏于自身的“病理”在初始酝酿阶段并无显著过错，它只表现为一种思维方式上的微小偏差。但及至后来，到了提拔升迁“文凭少不了”时，则开始酝酿起一场“学历文凭大跃进”运动。
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官员队伍的假文凭开始迅猛普及。普及到今天，已经拥有超过80%的正县级以上领导干部或第一学历、或第二学历、或第三学历均存在水分、造假和不诚信行为。有的是第一学历造假，有的是第二学历或第三学历在职读硕读博，期间，或请秘书和他人代考，或花钱买毕业论文，或草率应付学完，或不参加考试记成绩，或开卷照抄，或考前泄题，或授意导师报名三年后直接关照其拿毕业文凭。其中，还能够自我安慰的，是这个庞大群体中有一部分多数，其第一学历是真实的。
不顾初级阶段国情硬套西方现代化模板，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授人以柄，被人掌控，作茧自缚。有不止三人曾经告诉我：如今中共领导干部有“两怕”，一怕上级，二怕学界。上级掌握着他的升迁命运，学界掌握着厅局级以上大批领导干部有关学历文凭的不诚信记录，它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可能爆炸。为官最怕不诚信，而我们许多党员干部偏偏就走进了这片雷区。当我们打开领导履历表，发现满眼都是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毕业的“现代化指标”时，同时也看到了一种政治危机正在酝酿。
如今许多党政干部与学界的关系，都是以学历文凭为纽带的衍生关系。中国改革已涉入深水区，各种利益关系所形成的社会势力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凡是误写不良记录、误入雷区的人，他们尚存的能量是坚守“好人”原则，他们不怕任前公示也不怕不诚信记录导师知情，按照默认契约，他们只怕在不知不觉中触犯了那些不该碰硬和不敢触犯的势力而被揭短。官做大了，只要不良记录不被公开那就是一个“讲诚信的人”？为官一生，如果其可能被颠覆的政治命脉已经被人摁住，这一生不为自己，还能为谁？
看起来这好像是中共难以克服的政治危机，其实，执政历史长久的中国共产党也有自己泛发青春的历史经验。即每隔一个时期都能采取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办法洗涤身上的污垢。我们建议，所有清楚自己某一文凭不够真实、不够诚信的领导干部都能向上级作如实汇报，并要求上级在今后的简历公示中不再公布这一带水份的学历。只有这样才能消除隐患，释放力量。要严防党员干部把上述不诚信记录隐瞒到一定高位而成为政治上不能自拔且足以被舆论一次性击垮的致命隐患。从西方政界近几年针对政治对手反复炒作出来的被隐瞒已久的不诚信记录中，我们应该学会点什么。
今天的中国，仍然需要并期待西方国家认可她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仍然在耐心等待美国面对中国和平发展的真诚愿望给个好评。但是，中国也绝不会因他国恶评自惭形秽。中共正在用历史教训举一反三。
胡志平，2011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