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金政策新框架与内需结构调整

黄飞鸣

江西财经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摘要：因存款准备金制度的软化、存款准备金的减少带来了货币政策低效或无效的局面。通过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资产各项贷款征收法定准备金构建了一个准备金政策新框架，用以分析货币政策的需求结构效应，以实现针对性地调节总需求结构。并且，实行贷款准备金政策还可以消减存款准备金的制度缺陷、重建准备金制度的威力、强化货币政策的效果。

关键词：货币政策；贷款准备金；需求结构调整

 

 

New Policy Framework of Reserve Requirements and the Adjustment of Domestic Demand Structure  

 

Abstract：Monetary policy falls into the unfavorable situation of low effection or even no one because of the deposit reserve requirements system’s softening and decrease of the deposit reserve. The paper constructs the policy framework of the loan reserve requirements that the central bank levy reserve on the assets of commercial banks,and analyzes demand structure effection of the monetary policy. Further, it states briefly if put the policy framework of loan reserve requirements into practice that cut down adverse effects of the deposit reserve requirements system,and rebuild the regime of the reserve requirements, and strengthen the effects of the monetary policy.

Keywords：Monetary Policy；Loan Reserve Requirements；Adjustment of Demand Structure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扩大国内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批准号：08&ZD034）。

 

一、引言

目前被普遍用作一种调控社会信用总量的工具的存款准备金制度，是美国在1930年代大危机时期创立的，原旨在为客户提现做准备，以减少客户存款的风险。存款准备金政策是传统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之一，是一种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基本工具。恰如Walsh(2003)所表述的，中央银行通过对（存款）准备金的干预影响市场利率，并最终影响经济活动和通货膨胀。^[1]

根据货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存款准备金政策是一种威力强大、不宜常用的政策工具。但是，近二三十年来，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增强了客户存款的风险保障；金融创新工具可避开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影响；金融全球化使得银行跨国竞争更趋激烈，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相继放松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的管制，存款准备金制度出现软化发展趋势；另外，随着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巴塞尔协议》所倡导的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推行，其在相当大程度上覆盖了存款准备率约束商业银行信贷扩张的功能，也使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出现软化发展趋势，表现为实行较低准备金率或零准备金率（黄飞鸣，2010a）。^[2]

Clinton(1997)指出正的（存款）准备金如同对银行等存款类金融中介征收的一种税而存在三种不利影响（adverse  effects）或制度缺陷：税负转嫁、机构歧视和表外化规避，而实行零（存款）准备金制度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实施。^[3]在零准备金制度中，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目标转向了短期名义利率，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就主要体现为其调控短期名义利率的政策设定。尽管降低或取消法定准备金率可能会影响利率的波动性的，从而降低中央银行货币操作的有效性，但是Woodford(2001)认为在零准备金制度下的短期利率有可能变得更稳定，也可能波动更大，要看商业银行对未来利率的预期是否正确而定。^[4]近二十年来，通过短期利率调整来实现货币政策对物价稳定目标的有效性，得到普遍的认同；但是考虑资产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金融稳定时，这种货币政策操作是非常不成功的，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是个最好的例证。

在国外，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的软化、零准备金政策的实行，使得存款准备金政策等数量型工具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地位下降，更多是从配合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而中国反其道而为之，近几年频繁动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一“威力”强大的货币政策工具。从2006年7月到2008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共计22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从6%上调最高到达17.5%；2010年1月和2月又两次动用这种政策工具。在中国金融业全面开放下，在国外央行普遍调低存款准备金率或实行零准备金制度的情况下，国内高企的存款准备金率势必给中资银行带来巨大竞争压力。国内本外币存款准备金率差别很大，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为5%，而本币存款准备金率16%左右，这对外币存款占比较多的外资银行有优势，不利于中外资金融机构的公平竞争。加之，中国现行的外汇存款准备金缴存制度固有的缺陷，2006年以来出现了金融机构外汇贷款余额高于存款余额的“超贷”局面，也将使得个别中资金融机构（如中国银行）不公平地获得了竞争优势（汪洋，2008）。^[5]因此，目前中国的存款准备金政策应比照国际通行做法作出相应的调整。

在存款准备金制度不断软化情况下，Friedman（1999）研究指出，准备金的减少，以及缺乏准备金与经济活动之间的连接，货币政策可能变得没有效果。^[6]实际上，存款准备金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归根结底是通过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及由此而引起的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而实现的（施兵超，2008）。^[7]只有在存款准备金政策能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及货币供给产生有效的调控时，这一政策工具才是有效的。如果该政策工具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及货币供给的影响很小或没有任何影响，则这一政策工具是低效或无效的。因此，结合中国的现实，准备金政策应该强化，但是需要转向，转到对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征收的贷款准备金政策上来。如果实行直接与银行信贷挂钩的贷款准备金政策工具，就可以克服和缓解Clinton(1997)指出存款准备金政策的三种不利影响，无疑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将会得到更大地提高。

更为重要的是，在现实中，货币政策效应应该表现为总量效应与结构效应的加总。而经典理论多是将货币政策视为总量政策而忽略了货币政策的结构效应。这主要是现行货币政策框架下的政策工具：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等“一刀切”的总量性特征决定的。[①]对此，本文引入对贷款征收法定准备金的政策操作来构建一个新的准备金政策框架为货币当局提供解决思路；并分析如何实现货币政策的结构效应与总量效应的结合。

其余内容结构安排：第二节是对贷款准备金政策研究的文献回顾，第三节是构建引入贷款准备金的货币政策模型，第四节是介绍新准备金政策框架的总需求调控机制，最后是做结。

 

二、贷款准备金政策的提出和研究进展[②]

Brainard（1964）研究指出存款准备金制度在货币控制上的有效性是模棱两可的，^[8]至此引发了学术界对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反思与改革探讨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美联储的Andrew Brimmer 和Sherman Maisel提出用贷款准备金政策作为向资金匮乏的社区调控贷款投放的工具，从而开创了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中的贷款征收法定准备金的研究和实践。1971年法国的货币当局认为只用存款准备金政策不足以对付流动性过剩的局面，继而又补充采取了贷款资产项准备金政策而成为到目前为止唯一实行过贷款准备金制度的国家^[③]（Gehrig，1976）。^[9]Finkelstein（1980）通过构建模型研究了贷款准备金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进一步说明了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对有效的货币控制的作用是模棱两可的，并认为贷款准备金率政策可以作为货币当局的工具箱的一部分，充当经济的一种自动稳定器（automatic stabilizer）力量。^[10]此后对贷款准备金率政策的研究一度沉寂。Pollin（1993）重引这一理念并把它作为一种潜在的经济稳定工具（economic stabilization tool）。^[11]亚洲金融危机后，D’Arista和Griffith-Jone（1998）建议使用该政策工具来抑制银行的短期国际借贷，因为东南亚货币危机在本质上可归于过多的国际短期借贷。^[12]Palley（2003，2004）从金融创新、资产价格泡沫等不同视角对贷款准备金制度作了纵深研究，并把它的目标主体扩展到不仅是对商业银行还包括对保险业、共同基金等所有的金融机构，操作对象也从银行贷款扩展到全部资产项目的资产项（asset-based）准备金政策。^[13-14]

国内学者吴兰君（1999）提出实行贷款准备金制度取代现有的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建议。^[15]黄飞鸣（2009a）提出用贷款准备金政策作为推进中国经济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进程的金融控制工具；并主张在对目前实行的存款准备金政策调整的基础上，推行贷款准备金制度，二者相互结合来提高准备金政策的效果。^[16]黄飞鸣（2010a）结合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国际性的软化发展趋势，提出了对金融机构贷款征收法定准备金的新准备金政策框架，为货币当局就信贷、资产价格的“繁荣—萧条周期”所体现的金融亲周期性问题提供解决思路：通过差异贷款准备金率来实现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调控机制，从而可以实现对以信贷和资产价格“繁荣与萧条”周期循环为主要特征的金融亲周期性问题的消减。^[2]黄飞鸣（2009b）分析了在开放经济下贷款准备金政策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维系功用，破解了开放经济下的“三元悖论”问题。^[17]黄飞鸣（2010b）研究指出了在贷款准备金政策框架下，货币区能在保证其内在要求的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基本前提下，区内各个成员仍能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18]

三、准备金政策新框架

新框架的构建是以选择代表性商业银行的最优化问题来进行，其业务仅限于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资金头寸可以通过同业拆借市场调配，满足规模报酬不变和客户提款的非随机性等条件，则其利润函数 可表示为：

  （1）

其中 为第i种贷款余额，i=1,2,…,n； 为吸收的第j种存款量，j=1,2,…,m；M表示银行在货币市场同业拆借， 为借入， 为借出。 表示第i种贷款的单位贷款预期损失率， 、 、 分别表示第i种贷款的利率、第j种存款的利率和货币市场利率， 、 分别表示第i种贷款、第j种存款的单位管理成本。其中 是可以由货币当局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控制的外生变量，它是存、贷款利率的基础。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为简化模型，假定边际成本恒定不变，这就忽略了银行规模大小对成本的影响，信息充分，不考虑银行固定资产的影响。存、贷款准备金是法律强制商业银行存在中央银行的资产,准备金制度适用范围､准备金率水平以及是否对准备金存款支付利息,会影响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假定银行向中央银行缴纳的准备金存款没有利息收入。这里架构模型来分析实行法定贷款准备金政策会产生的利率效应（黄飞鸣，2009b）。^[17]

若实行法定贷款准备金政策，以 表示第i种贷款的法定贷款准备金率，且 [④]， 之间可以相等也可以不等，相等表示单一比例的准备金率，不等即为差别准备金率。则代表性银行的利润最优化问题可由下式表示：

      （2）

则该银行利润对变量 、 和M的一阶条件分别为：

        （3）

            （4）

而在现有货币政策框架下，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等政策工具来调整货币供应量间接影响市场利率或直接调整基准利率来影响市场利率，进而实现政策目标。这里以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例来分析。以 表示第j种存款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且 [⑤]，与 一样， 之间可以相等也可以不等。则代表性银行的利润最优化问题可由下式表示：

      （5）

则该银行利润对变量 、 和M的一阶条件分别为：

          （6）

         （7）

比较式（3）、（4）和（6）、（7）可以看出，实行法定贷款准备金政策与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利率效应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外生的货币市场利率 是各种存、贷款利率 、 的基础；而实行法定存款、贷款准备金政策对存、贷款利率的影响完全不同。在实行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时，存款准备金率 的变动会影响存款利率 的高低而对贷款利率 没有影响。在货币市场利率 和管理成本 不变的情况下，一种存款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越高，银行支付相应的存款利率 就越低。Clinton(1997)指出对银行征收不能带来收益的存款准备金税，银行会通过压低存款利率或提高贷款利率进行“税负转嫁”。^[3]因此，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就会降低存款者的收益率，从而导致存款意愿降低，甚至是不愿存款，所以才会出现NOW等存款类的金融创新产品。

而在实行法定贷款准备金政策时，贷款准备金率 的变动只会影响贷款利率 的高低而对存款利率 没有影响。贷款利率 除了受货币市场利率 和其预期损失率 和管理成本 的影响外，还受法定贷款准备金率 高低的影响，法定贷款准备金率 越高，相应种类的贷款利率 越高，贷款的成本越高。金融市场资金的成本更多的体现在贷款的成本高低上，因此，法定贷款准备金政策的现实意义更为重要。

在现行存款准备金政策框架下，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等政策工具来调整货币供应量间接影响市场利率或直接调整基准利率来影响市场利率，进而实现政策目标。实行法定贷款准备金政策产生的利率效应与现行货币政策框架下的利率效应不同。就调整准备金率调控信贷而言，实行贷款准备金政策比实行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更具有针对性，也比存款准备金政策通过影响商业银行可贷资金的数量来控制信贷规模更为直接。因为，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会减少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从而制约其信贷扩张，其操作变量与目标函数是间接挂钩的。而实行贷款准备金政策是要求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的同时，按比例同步向央行缴纳准备金，用增加银行贷款负担的方式制约其信贷扩张，就信贷控制来说，央行的操作变量与目标函数是直接挂钩的。另外，贷款准备金政策在实施上可以扩展到对一切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征缴法定准备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Clinton(1997)指出的存款准备金政策的机构歧视。

而实行结构性法定贷款准备金政策影响不同种类的贷款利率的高低，可以实现货币政策的结构效应。而由易知，如果中央银行对代表性银行发放不同种类的贷款 分别征收贷款准备金率 不等，则实行法定贷款准备金政策就具有信贷的经济结构调整效应。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不同类别的贷款实行高低不同的贷款准备金率，较高的贷款准备金率会使相应贷款的利率提高、借款人的成本增加，这样中央银行就可以有选择性的控制商业银行信贷的流向，调整信贷结构。

四、贷款准备金政策的总需求结构调整效应

下面通过对宏观经济学主流的分析工具IS-LM模型的扩展来分析说明法定贷款准备金政策的宏观经济稳定效应。

1、IS曲线的扩展

在开放条件下，四部门的产出恒等式为：     （8）

其中，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函数表达式为：

   （9）

        （10）

   （11）

其中：y代表产出，消费函数C引入信用，即可以通过贷款消费[⑥]， 为消费贷款的利率，I表示投资支出， 为投资贷款利率，G外生给定，NX为净出口，e为直接标价法下汇率，t为收入税税率。并设国内外产出同比例增长，净出口的变化仅取决于货币汇率e的变动，一般地汇率e的函数表达为：     （12）

其中， 为国外货币市场利率。为了考察汇率变动的利率效应，[⑦]这里设定汇率函数为：

     （12’）

式（8）—（12’）构成IS曲线方程。

2、LM曲线的扩展

LM曲线是货币市场均衡 的集合， 为货币供给， 为货币需求。

经济学的主流观点认为货币需求主要取决收入和利率两个因素，因此， 可表示为

    （13）

关于货币供给，现有理论无论是货币效用模型（MIU）、预付现金模型（CIA）、跨代交叠模型（OLG），还是货币搜寻模型（Search model），模型中的货币都是外在货币（Outside money），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控制基础货币量，达到控制货币供应总量的目标(Moore,1988)。然而，现代货币体系以信用货币（Credit money）^[⑧]为主体，商业银行货币创造的作用绝不容忽视，货币供给具有很强的内生性（Endogenous）。^[⑨]这样，货币的供给者，一是中央银行，二是商业银行。前者供给基础货币，后者供给由基础货币派生出的信贷货币。实际的货币供给，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1）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虽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货币创造获得铸币税（Seigniorage）收益，通过持有资产（贷款、国债或外国债券等）获得利润，但利润本身并不是中央银行的目标。可以认为，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 的市场利率( )弹性为0，货币供给函数为：

，      （14）

其中 为其他影响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因素。这样， 的货币供给曲线是一条垂直直线。

（2）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最大的不同在于其经验目标是盈利。商业银行创造的货币量，是由其追逐利润的活动所决定的（Minsky，1991）。^[19]商业银行通过提供贷款来实现利润，而利率则是贷款这种产品的销售价格。其他条件不变，利率越高，商业银行愿意提供的贷款就越多。贷款的供给 与贷款利率 之间满足如下函数关系： ,     （15）

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过程，也是一个创造信贷货币的过程。假设信贷货币量 与贷款存量 之间满足线性关系：      （16）

其中 是常数，则信贷货币 和贷款利率 的关系可表示为：

，      （17）

这里的 为影响信贷货币供给的其他因素。则总的货币供给 是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货币供给之和：

,     （18）

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的负债，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操作调控 的大小。货币供给 则是商业银行决策的结果，中央银行能否按照自己的意图，达到控制总货币供应量的目的则取决于商业银行的行为，这使货币政策的实施难度加大。

在贷款准备金制度下，假定不存在现金漏出的情况，考虑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则货币供给 取决于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掌控。基础货币可表示为：

     （19）

其中，B为基础货币， 和 分别为对贷款 和 征收的法定贷款准备金率。式（20）表示基础货币等于相应的贷款准备金。

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假定所有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为零，则整个商业银行体系通过发放贷款派生存款向市场提供的货币供给量 是对应于给定的基础货币数量、法定准备金率、对银行业监管约束的资本充足率和银行自我约束的流动性管理综合指标所实现的货币供给量。因此，总的货币供给 可表示为：

，（i=C，I）    （20）

其中， 为法定贷款准备金率， 为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为商业银行自我约束的流动性资产比率[⑩]； 为货币乘数，它是 、 和 的函数， ，并且： ， ， 。调整贷款准备金率 和 既改变基础货币B的大小，又改变相应货币乘数 的大小，它们共同决定货币供给 。应注意的是，货币乘数 既受中央银行的制约、也受监管当局的制约，又受商业银行信贷货币的创造行为的影响，这削弱了中央银行对实际货币供给量的控制能力。

根据前述式（3）易得：

    （21）

    （22）

将（7）、和（21）、（22）分别代入（9）、(10)、（12’），再代入（8）得，

        (23)

这里y，NX和e是内生变量，政策控制变量是t，G， 和 (i=C，I)，而政策调控的目标变量是产出y和净出口NX。一般地，属于财政政策控制变量的t和G在存在财政约束下不太容易操作；货币政策的实施更具灵活性。在西方国家，尽管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在现实操作中几乎仅仅考虑货币政策，因为选民通常更喜欢那些不会向他们征税的公共服务，这或多或少地限制了财政政策的运用，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也可能由于无休止的争吵而行动迟缓（Solow & Taylor，1998）。^[20]

实行法定贷款准备金政策，货币当局如果希望调节总需求中的消费需求，可以采取改变消费贷款准备金率 的方式来改变消费贷款的成本 ，从而增减消费支出C。在此政策操作过程中，由于没有调整货币市场利率 ，因此，决定投资支出I的贷款 的利率 不变而不会直接影响投资支出。反过来，改变投资贷款准备金率 的方式来改变投资贷款的成本 ，从而增减投资支出I也是如此。另外，在出现消费需求或投资需求局部过热、结构失衡的局面时，货币当局可以制定和调整对不同的消费贷款或投资贷款征收不同比例的贷款准备金来进行结构性调节。

五、结论与思考

随着存款准备金制度的软化，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实行零准备金政策，使得存款准备金政策工具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地位下降｡本文构建的贷款准备金政策框架可以重建准备金制度，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强化货币政策的效果，从而克服Friedman（1999）指出的——因为（存款）准备金的减少以及缺乏准备金与经济活动之间的连接，货币政策的可能变得没有效果的局面。

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持有的信贷资产征收准备金可以控制信贷规模，实现货币政策的总量效应；而有针对性地对投资性贷款或消费性贷款征收一定比例的差异化法定贷款准备金，就可以调节总需求结构，实现货币政策的结构效应。这与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明显不同，针对不同资本充足率和资产质量的存款类金融机构实行的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最终达到的目的是对信贷总量的调控，仍然只体现货币政策的总量效应，结构效应无法体现。

在现行货币政策框架下，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难以纳入政策目标体系和遵循利率规则等进行“一刀切”的政策操作，会进一步加重金融、经济的失衡，甚至催生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如此。而金融失衡在本质上体现的虚拟的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发展。这需要货币当局采取实现总量平衡与结构调整相结合的复合宏观调控。本文提出的贷款准备金政策就具备这种复合调控特征。因为，差异化的贷款准备金政策可以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的总量效应和结构效应。考虑到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的有效性，也考虑到不吸收存款却发放贷款的消费金融公司等贷款类金融机构的在货币政策实施中的传导作用，以贷款准备金政策为工具的货币政策操作有效性将得到大大提高。

考虑到目前存款准备金政策的根深蒂固，本文不主张贷款准备金政策一次性的完全替代存款准备金政策，而是分阶段地逐步替代。在操作上，贷款准备金政策与存款准备金政策并行不悖，并且与现存的再贴现利率、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等政策工具也不存在冲突，是对货币当局的政策工具箱的扩容。因此，在贷款准备金政策的实施操作上，可以比照着现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来实施。

相比于资本充足率监管制度，贷款准备金政策可以像存款准备金政策那样产生铸币税收益。《巴塞尔协议》提出的资本充足率监管从一开始就因存在明显的道德风险问题而受到批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此并没有改观，其亲周期性更使得该准则不可能成为一个稳定经济的政策工具（Palley，2003）。^[13]

李扬（2009）指出，长期以来以调控货币供应为主要任务的货币政策操作范式可能有问题。货币政策效力下降，并非中国特有，它具有全球的普遍性。^[21]而造成这种现象普遍发生的主要原因，在金融层面，则在于金融创新、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在实体经济层面，在于信息科技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乃至生活方式。因此，提高货币政策效率的根本途径，在于改革货币政策范式。对中国而言，自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以来，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对信贷的控制上，即便是在1998年停止信贷规模控制后。因此，调控信贷将成为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方向。这也是一个国际趋势，一些国际前沿的经济学家也在讨论所谓货币政策的“新范式”。以信息经济学为基础，Stiglitz and Greenwald（2003）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货币经济学理论范式。与货币主义学派等传统的货币理论不同，新范式关注的不是货币的交易媒介作用，而是信贷在促进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把信贷的主要提供者——银行的微观行为纳入了传统上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货币理论。^[22]“新范式”的重点就是否认调控货币供应的有效性，肯定调控信贷的有效性。对此，本文提出的贷款准备金政策就是顺应这一国际趋势，在具体的货币政策工具上的一种尝试，通过贷款准备金政策间接调控信贷可以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的总量效应与结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