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湖人在冲击珍珠产业中心的变迁中，先后有好几波的努力。第一波是上世纪的80年代，是珍珠大规模的养殖和到香港实现民间贸易的阶段；第二波是本世纪初，是实现珍珠的深加工，以及正规进入珍珠国际市场的阶段。阮华君说，“我有幸参与了第二波，做了三件事情。”

原来，在第一波的几年里，阮华君的弟弟在珍珠贸易中赚了钱，并且在那个时候获得了贩销大户的嘉奖。但是弟弟在珍珠贸易中看到，如果中国人在珍珠交易中不做深加工，不做品牌，就会受制于人。他想做一家企业，又觉得做企业需要人才，需要理念，就邀请哥哥阮华君帮他打理，主要是做珍珠的深加工、做自营出口、做珍珠品牌这样几件事情。

弟弟当时建立的企业叫阮仕珍珠，阮华君上任总经理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珍珠产业的上端，即高档珠宝的加工上实现技术性的突破，让中国的淡水珍珠获得更高的价值。

当时，世界珍珠产业中心的位置已经从日本东京转移到了以珍珠加工和珍珠贸易有国际地位的香港。在那个时候，诸暨山下湖珠农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一箩筐一箩筐地向国际市场提供廉价的原料珍珠，以2007年为例，山下湖的珠宝级珍珠出口均价约为113美元/公斤，而国际采购商贴牌后的售价高达800美元/公斤。

阮华君意识到，世界珍珠产业中心转移到中国来是迟早的事情，但是先决条件是必须提高珍珠的加工档次。他组织专家进行科技攻关，攻克了淡水珍珠漂白增光技术的难题，获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有效提升了珍珠作为珠宝的价值。

阮华君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结束了珍珠私下出口的历史。阮华君认为，在实现世界珍珠产业中心转移的过程中，诸暨人在珍珠交易上敢于冒险和有胆量是一个决定因素。他告诉我，当时诸暨山下湖家家户户养珍珠，产量很大，但是珍珠的贸易受到管制，不能够自由买卖。诸暨的农民胆子大，他们坐火车南下到广州、深圳，把珍珠带过去卖给港商，再卖给台湾人、日本人及欧美的客商，靠私底下交易赚了钱。珍珠有了销路反过来又促进了山下湖的珍珠养殖业。到了后来，诸暨人的胆子更大，他们直接跑到香港去做交易，还赊账给对方，你买我100万的货，你给我写个条子，你拿去，大家都赚到钱了。

诸暨农民用现货或赊账的方法卖珍珠原料，虽然带动了珍珠养殖业，但是这样的做法风险也很大，也不能让珍珠正规进入国际市场。阮华君在当地第一个成立合资公司，让珍珠产品自营出口，开始了正常的和正规的国际贸易。后来诸暨人用这样的方法直接接触和掌握了客户，香港的客户、日本的客户、其他欧美市场的客户，珠宝生意越做越大。

阮华君说，将珍珠产品的交易纳入正规的国际贸易，才有了诸暨一些大型珠宝企业的诞生。“你通过正常的国际贸易做法，不但纳了税，规范了，而且还可以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同时，因为有生产、有加工、有出口，企业也受到了银行的青睐。以前你不过是一个个体贩销大户，银行怎么贷钱给你？成为规范的企业后，在银行的支持下珍珠企业就有了更大的发展。有了资金，珍珠企业就开始买地、造厂房、搞加工、搞出口、做品牌，这些都是以前不可能有的。”

第三件事情，是珍珠珠宝的品牌建设，他协助弟弟打造了阮仕珍珠这个品牌。阮华君回忆说，“在阮仕珍珠公司，当时做了许多品牌意识的培育工作，那个时候公司没有品牌，连公司商标都没有，我们开始注册商标，走品牌建设的路，现在阮仕珍珠已经成为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珍珠行业里面的领头品牌，就是在国际市场上也很有名气，一条珍珠项链可以卖到25万美元。”

对于回到诸暨最早几年的努力，阮华君说自己只是“参与”。但是我看，他做的这几件事情对当时诸暨的珍珠产业是很有意义的。阮华君告诉我，其实他更关注的，是他在参与中的发现，他看到了珍珠产业原来还有更长的价值链，还有更薄弱的环节，还有更有潜力的事情要做，为此，他在2003年自己创建企业，转身投入到珍珠粉新法加工的探索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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