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时，我还在浙江大学厮混，在经济学院的一个论文报告会中，我第一次见到姚洋教授真身。那次报告会是专门为他举办的，主讲他的新论文--《当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很凑巧的是，偶然的一次相遇，也颠覆了我对姚洋的认识，我发现我对姚洋原来是如此的陌生，完全不是我在以往论文读到的新生代经济学家的形象。对姚洋来说，这篇文章也是一个分水岭，他非常明确的宣告了他中间偏左的政治立场以及并不婉转的语气表达了对文革时代的好感。2005年之后，包括这篇文章在内很多文章，招至经济学同行的严厉批评，并将姚洋归为新左派。姚洋亦直承新左派（他定义为左翼自由主义）的身份的转向，并且不讳言他的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的影响。这一转向，我们或许可以从姚洋教授的新著--《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以下称“《道路》一书”），窥视一二。

　　林毅夫、姚洋、张五常等人认为，中国过去的30年的发展是一个奇迹：这包括持续而快速的经济增长，从计划到市场的经济转型以及绝对贫困人口的大幅度下降（当然仍有相当多的学者对林、姚等人的这一判断存在疑异）。如果这一判断成立，那么就有两个问题随之而来：为什么中国经济可以成功？中国未来应该怎么办？所谓的姚洋向左转正是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上派生出来的。《道路》一书的四大章，围绕的主线也正是这两个问题。

　　中国经济转型为何取得成功？姚洋观点一直保持了一致，在本书中《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由来》、《北京共识的终结》、《调整经济结构，重启改革议程》的三篇文章及专著《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中，他都明确的表示，“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经济准确无误地朝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市场信条迈进，强调谨慎的财政政策、经济开放、私有化、自由市场和保护私有产权”，这亦是灵活采纳“华盛顿共识”政策建议的结果。中国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主流经济学及其衍生经济政策的胜利。

　　对过去的解释意在揭示未来的方向。在《北京共识的终结》、《民主与法治》和《一条中国式的民主化道路》等文中，姚洋明确提出仅用经济发展替代社会一切问题的老药方就要失灵了，以增长共识为核心的执政策略，存在大量的负作用，如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财政对公共服务的缺席等。中国如果要继续发展经济并保持社会稳定，除了更多的民主和法治以外，别无他路。民主的实施不应因中国国情而有所区别，并且法治的建立必须先从国家权力机关开始。

　　这些判断构成了当前社会思想图景的一半--核心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的主张，亦即姚洋所指的右翼经济学家。在这些解释上，姚洋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分歧不大，与他自己定位的新左派的其它学者所不同的是，姚洋受过主流的专业经济学训练，他自然清晰的知道中国经济增长的政策根源是什么，并且观点一直未变。显然分歧并不在彼岸的选择。姚洋进一步追问到：既然“华盛顿共识”的建议如此之好，为什么只有像中国这样的少数国家坚持采纳了这些建议，而多数国家没有采纳。问题也就转化成，“为什么中国的政府采纳了正确的经济政策以及合适的改革路径以达到这些政策”？也就是“如何选择彼岸”？

　　姚洋认为，之所以只有中国走了“华盛顿共识”这一正确的道路，是因为中国政府是一个“中性政府”--不偏向任何社会集团也不被任何社会集团所左右的政府。这是中国有别于他国的主要原因。为何中国有“中性政府”？在《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一文中，姚洋总结到“中性政府”形成取决于两个基础：平等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上的贤能体制。以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及社会主义革命为主线的一系列革命产生了平等的社会结构，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了从古代社会向现代自由民主社会过渡的准备工作。而政治上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新、淡化意识形态，选贤任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保持了相对于中国社会的中性态度，把经济表现作为其执政合法性来源（亦即增长共识）。除此以外，姚洋在《当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一文中，特别指出文革对平等的追求是今天我们所继承的精神财富，以及文革时候计划经济所带来的工业基础。这些判断，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直觉观感形成强烈的冲突，使得姚洋饱受批评。

　　相当多的人对中性政府的定性表示怀疑，经济生活中，行政部门在吸引投资的同时，也派生了各种管制措施，使得腐败丛生最有才能的人不是致力于生产性活动而是削尖脑袋挤入寻租部门。这或许更符合施莱弗笔下的“掠夺型政府”的定义，把每一个人都降低到维持生存和稳定的效用水平点，对富人仁慈而对穷人过于残忍。这时的政府看起来不偏不倚，是个中性政府，但它要求所有人的服从，以至于到了听官者富、唯官是从的地步。这种状态下的平等的社会结构，也显得有些讽刺，和《动物庄园》中的寓言着异曲同工：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结论的缤纷多样，或许这是因为每个人对生活环境的贴身感受不同。以中国经济是否奇迹为例，林毅夫等人研究转型经济时，还特意将俄罗斯、东欧等的转型衰退作为中国成功的对立面。但在中国奇迹之光闪耀全球之时，从为数极少的官方报道中却可以知道，“东欧国家在经历了90年代初转型期的阵痛之后，在过去10年间纷纷走出低谷，成为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国家”。东欧国家中转型最顺利的斯洛文尼亚、捷克、匈牙利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而2010年的中国人均GDP仅为他们的四成不到，中国转型真的是奇迹吗？

　　正是这种“亲身体验”的不同，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增长千奇百怪的解释和未来道路方向的分化。时下此起彼伏的唱红歌、永远跟党走的纪念工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文革历史、政府角色、功过的判断已经成为当前社会思想界的一条重要分水岭。姚洋的转向只是这条分水岭的一个镜像，他代表了中国发展路线的一种分化，是对中国模式（亦称中国道路）的评价和对前途发展方向分化的缩影。

　　古今中外对类似中性政府、贤能体制的论断及推崇也并不新鲜，柏拉图笔下就将建设理想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一个道德高尚和哲学思想完备的完人（哲人王）身上，列奥·斯特劳斯的精英主义，亦有不信任贫民的高贵姿态。梳理中国转型的历史，中国道路方向选择往往是时代危机后的结果。文革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小岗村的实验，并不是决策者的冲锋陷阵。邓小平九二南巡时，“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的话也言犹在耳。这些方向的选择，哪里谈得上是“英明”？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想要依靠“伟大导师”、“护国主”来完成国家转型，带来的几乎都是灾难。现在也是如此，我们怎么可以指望一个贤明君主来拯救我们。一路被动选择的中国道路，自然具有世界意义，但绝对不是表扬执政者丰功伟绩的工具，更无法证明过去所作所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制度的转型是困难的，科尔奈在《社会主义体制》就表示了悲观的结论，“经典体制无法走出自己的影响，局部改革永远不可能突破自身，因此必须要有体制上的彻底变革”。俄罗斯转型时，索尔仁尼琴在大骂叶利钦自由主义的药方--休克疗法的荒谬的同时，却也不断地警惕人们不要因剧变后的转型艰难，而把斯大林时代的'灾难戏剧化地过滤成甜蜜的回忆'，这何曾不是一幅生动的中国现实社会思想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