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民工幸福观给治理提出新课题
杨于泽

　　广州市总工会近日发布《广州市农民工幸福感调研报告》，报告指出，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第一要素不再是传统的经济因素，而是夫妻团聚等家庭因素。有学者建议，在“夫妻团聚比赚钱更重要”的幸福观下，政府、社会和企业应共同努力，为农民工家庭团聚创造条件。
　　长期以来，农民工打工挣钱即幸福，农民从农村进城找到工作，领到工资，也就找到了幸福。城市向他们打开城门，也就给了他们幸福。但现在其幸福体验来自于夫妻团聚、家庭团聚，而农民工进城打工的现实恰恰造成了其家庭分离，与他们的幸福感背道而驰。
　　由政府、社会和企业共同为农民工创造家庭团聚的条件，当然是对的，不过这有一个前提，即学者之所谓“政府”是指中国政府。但现实管辖农民工的“政府”，却是地方政府：户籍地政府可以让农民工家庭团聚，却没法提供工作岗位；城市政府可以给农民工饭碗，但没法保障他们家庭团聚。
　　现在各地政府都把“幸福”纳入施政目标，有些地方还制订了量化指标，诸如收入、住房、环境等。但城市政府在乎的，只是户籍人口的幸福。现行户籍制度，使城市政府对农民工的责任仅限于提供岗位，慢慢也延伸到社会保障领域，却不必对农民工的家庭团聚负责。农民工幸不幸福，不是城市政府乐于考虑的，至少不是他们现在急于要考虑的。
　　但让农民工幸福起来，首要的问题是让他们家庭团聚，这事既难也不难。让农民工家庭团聚，第一要提供更多饭碗，第二要有住房，第三他们的孩子要有书读，第四是构建一定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说穿了，是要赋予他们市民或准市民的权利。彻底的解决办法，是废除现行户籍制度，实现城乡平权，让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城乡居民平权，目前成都市已在“先行先试”，看来也不是太难。
　　退而求其次，我们可以把提供某种程度的住房保障作为重点，让农民工家庭居有所住。近几年，国家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农民工甚至在乡农民都开始享有相关权利，虽然远不及城市市民。城市公立义务教育学校，原则上也要接纳农民工子女。剩下的，就是要城市政府多建点保障房，并且惠及广大农民工及其家庭。同时，进一步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障，特别是提高对农民工和农民的保障水平。
　　必须承认，住房保障在当下还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要花钱的地方很多，保障房建设一直捉襟见肘，住房保障对市民来说也远未到位，遑论惠及农民工？但城市需要农民工，需要他们安心在当地企业工作。特别是近几年连年闹“民工荒”，如何吸引和留住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政府必要用心的一件大事。则为农民工提供一些保障房，让农民工安居乐业，就值得城市花钱去做。
　　如果各地在建设幸福城市时只考虑户籍人口的幸福，而置农民工的幸福于不顾，在道义上是说不过去的。光有户籍人口的幸福，市长的政绩将是残缺的。而要使城市政府真的在乎农民工的幸福，户籍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这是国家层面不能回避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