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算谈论一下由罗纳德·W·巴切尔德和大卫·格拉斯纳写于1991年的一篇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论文。然后，我希望以这篇文章作为跳板，反思一下20世纪宏观经济学的演进。十分对不住巴切尔得先生，为了简化起见，我把它称之为“大卫的观点”。（我熟知大卫，他在我这个博客里提供了一些很棒的评论。）在货币政策上，大卫和我有着相似的看法，很多时候都是他先于我发表自己观点的。不幸的是，我所谈论的这篇文章并不能见诸于互联网。

　　文章的重点在于拉尔夫·哈特利（Ralph Hawtrew）和古斯塔夫·卡塞尔（Gustav Cassel）的观点，这是两位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学家，他们非常不公地遭受了人们的忽视。这两位经济学家热切地支持国际金本位制度，但是两人也都担忧：一战前的（货币）体系潜在中是不稳定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国家为了支付战争费用而廉价抛售它们的黄金库存。对黄金需求的大幅下降导致了黄金价值的急剧下跌，这意味着物价水平翻了几番。这样的情势在1920-21年的通货紧缩中被反转过来，但是卡塞尔和哈特利担心，当各国重建黄金储备物价走高时，会导致较高的失业率。他们支持那些可以节约黄金使用的政策，比如把黄金铸币替换成以金做后备的纸币。另一个主意是，以世界公认的通货作为黄金储备的增补，比如说美元和（或）英镑。他们的一些改良观点也得到贯彻实施了。

　　当初，他们的忧虑似乎是言过其实的。20世纪20年代自始至终，以黄金表示的物价是相当稳定的。然而，1929年之后，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中央银行和私人对黄金的贮存引起了遍布全世界的严峻的通货紧缩，导致了大规模失业。那么，为什么他们并没有因为其预言而得到赞誉呢？为什么今天他们不是很著名呢？原来其答案是令人出奇的复杂，也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宏观经济学演化过程的事情。

　　哈特利和卡塞尔实际上是属于一个更为广阔的传统（我将称之为“进步的”）。这些经济学家支持利用货币政策使得经济稳定，一般来说，是以价格水平作为对象。费雪和凯恩斯也持有这些带有几分进步色彩的观点，尽管他们不支持国际间的金本位制度。费雪主张，应该每个月修正黄金的价格，以防止物价水平上的变动。凯恩斯的观点稍微有点猛烈，他要求钉死金价，但是大体上他还是支持把一个稳定的物价水平作为国内政策的目标的，及其称之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式的国际货币制度。黄金仍然居于后台，但是，当汇率限制与国内的稳定物价的目标发生冲突时，各国可以调高或者调低金价。我相信这4个进步经济学家（他们也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之无愧的最好的货币理论者）的观点，大致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顶级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立场。从不开放的经济视点来看，我们可以把费雪当做现代美国的新凯恩斯主义者。卡塞尔和哈特利更近似于Mundell，他有着更为国际化的观点。而凯恩斯将会介于两者之间。

　　然而，他们都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四个在另一位经济学家的光辉下都显得黯然失色---他是哈耶克。以下是他们描述的哈耶克的影响：

　　“此外，当哈耶克--应莱昂内尔·罗宾斯所邀--在伦敦经济学院做了四篇关于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的讲演时，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在1930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他们（指奥派）对货币理论史的运用和他们分析方法的卓越之处给人们以极大的印象；一时间，这些演讲在英国经济学界引起轩然大波。使得哈耶克在1931年于伦敦经济学院赢得一席教职，也使得其著作《价格与生产》在同一年出版。”

　　奥派的读者们，请注意了：我所描述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并不像今天George Selgin所描述的那样，而是更像那些听过1930年演讲的人所感受的，也和如今那些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奥派相一致。根据这一观点，美联储在1927年错误地采取了一个过低利率的政策。美联储试图对英国施以援手，并保持美国物价的下跌，但是他们仅仅成功地吹起了一个股票市场的泡沫。长远看来，这些过度投机会导致不良投资和破产。对清算经济体中的累赘及资源的重新配置来说，破产是必要的。大卫非常热衷于卡塞尔的观点，他认为，非常“令人吃惊”的是，这些观点竟然会被奥派的光辉盖过：

　　“然而，在机缘巧合之下，1927年后，当奥派的分析变得越来越为人所知时，哈特利和卡塞尔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似乎是减退了。现在看来，极其令人惊讶的是，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所意涵的通货紧缩政策竟然在政策制定者中吸引了一大群追随者。他们在道德上十分反感20年代的贪婪、投机、和金融过度，他们也憎恶那些在物价水平减退时拥有极大金融利益的人，这些有实力的债主们把其利益集中在主要的银行上。（Temin 1990 巴切尔德和格拉斯纳 1991）”

　　我将要表明，完全没必要为此而惊讶。我认为奥地利学派的说法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虽然，最后我将要说明它并不是完全正确的）。那些经历过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的人，尤其是那些秉性保守的人，可能会觉得奥地利学派的说法非常有说服力。20年代的投机过度是建立在廉价货币（cheap money）之上的，宿醉之后你必须付出代价的。这样的老调重弹的故事有着无数版本。但是，这里有件事是非常出奇的，仅仅两年之后，整个奥地利学派的分析突然失宠了。而更出奇的是，经济学界并没有清醒过来、返回到卡塞尔和哈特利（还有费雪、罗伯森、凯恩斯、维克赛尔等等）进步的传统中来。相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被第三个学派思想的光芒盖过，这一学派在1930年时甚至不存在。

　　大卫非常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衰退。30年代，哈耶克指出，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是为以前的过量所付出的不幸的代价。后来，哈耶克承认通货紧缩太过火了，但是，那一阵子，奥地利学派正日益和反进步的政策打得火热，这就好像是大萧条的恶劣事实迫使人们把政府的激进主义作为解决之道。在他们的文章中，暗示着1932年会是一个转捩点，这一年，凯恩斯改变了其1920年的想法，而有了一个大大不同的观点。

　　这里，我想把大卫的文章先按下不表，而谈论一下，我认为1932年所发生的事。在这样做之前，让我们先考虑一下观察类似1930年代通货紧缩经济衰退下货币政策的三种方式：

　　1、  进步的/新凯恩斯主义：为了稳定经济，利用货币政策去拉动价格和/或总需求。

　　2、奥派的：推行消极的货币政策，因为任何“资助”经济的努力都只会在以后带来更大的破产。

　　3、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会是有益的，但是在物价飞跌的萧条时期，货币政策是无效的。你只能把马带到水边……（译注：谚语。省略的后半句为“喝不喝水由不得你决定”）

　　当然，这只是粗糙简陋的说法，关于奥派的观点尤其如此。但是，我确实认为，以上说法把握住了解决这一问题的三种方法的基本点。很明显的，1932年，凯恩斯的观点从1转到了观点3，几年后，一大批经济学者跟随了他的说法。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要指出三个理由。首先，英国在1931年9月，货币贬值（亦即通货膨胀）；到1932年时，非常明显的是，这种行为对尽快恢复英国的繁荣来说是不足够的。大卫认为这一点削弱了卡塞尔/哈特利关于萧条的解释力度，这一解释的焦点聚集在国际金本位制度上。我还要指出，1932年春天，美国的公开市场（译注：公开市场的购买是债券，也即增发货币、通货膨胀）上巨大的购买行为并没有使得美国的经济复苏。而最后，利率在1932年跌至非常低的水平，这是另一个迹象表明：货币政策虽然是“万金油”但是收效却颇微。

　　我认为，凯恩斯几乎全部是错的。英国确实得益于通货的贬值，但是它也面临着经济结构的问题，刚性的劳动力市场，和一个不断衰退的世界经济。失败的美联储在公开市场的购买—在《通论》中凯恩斯将此称为流动性陷阱（在《通论》中被称为完全的流动性偏好）的一个例子--实际上正是国际金本位限制所在的一个例证。当然的，低利率并不是便宜货币；它们是通货紧缩货币政策的指示器。尽管如此，凯恩斯的观点仍比我的观点有吸引力的多，我明白，这是因为，去年我辩论无数，而在辩论当中，人们仍然接受着凯恩斯的观点。

　　因此，这儿是我的解释。这全赖“时代潮流”所赐。也许我过度使用了这个概念，但是我真的认为它可以解释许许多多。在20年代，不管“进步的”观点有多么的好，它们也不可能比得上奥地利学派在30年代所提供的强大有力的解释。每一个人都曾接受奥地利学派的思路，因为他们相信其中多少有点深刻的意义（荣格主义的？）。这一点加强了他们的成见。试图以学术理由反驳就好比是在力图阻截潮汐。

　　然而，再一次的，这情形并没有持续多久。也许，如果大萧条止于1930年的话，那么1932年时凯恩斯或许会说：“我们现在全都是奥地利学派的。”但是情况并非如此，那次的萧条比一般的商业周期长得多，因此你会看到令人惊讶的场面：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时代潮流在接踵而至。到1932年，几乎所有人对货币政策都抱持悲观的态度。我阅读了许多那个时代的保守主义的报纸，我被保守权威嘲弄“货币政策可以阻止萧条”这一观点的频繁程度所震惊。1932年失败的公开市场操作总是面临着进步的观点。 “我们试图印刷大量的货币，但是这不好使”，这种观点在1932年中期成为了传统的智慧。请注意一下，这些文章写于《通论》介绍流动性陷阱之前的4年，而那时人们不喜欢进步观点，甚至更憎恶凯恩斯多一点。

　　所以，当1935年，凯恩斯介绍他关于货币政策的新观点时，他不需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来说服人们。他找到了一些乐于接受其观点的信徒，他们早就相信凯恩斯的教义的。他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指出：如果你身处流动性陷阱之中，那么所有疯狂的事情皆有可能。（查看一下这篇Wilkinson的非常有趣的帖子。）

　　看一下我所引用的段落，其中解释了30年代人们接受奥派观点的心态。你会如何检验我关于“时代潮流解释了哈耶克最初的成功”的理论呢？在1991年时，我对该检验只可能性只抱有极小的希望。想一想需要些什么吧！你会需要一个极富争议性的“廉价货币”的政策（即，低落的名义利率）。然后，你还需要紧随该政策其后的很大的资产泡沫。接着，你还需要泡沫爆裂并导致国民生产总值的下滑。而不知何故地，所有这些情况会产生民众对奥地利经济学汹涌的跟风潮流。

　　然而，在1991年时，整整60年都没有出现这一系列事件。即便是2000年我们有着一个巨大的股市泡沫，但它并非过低利率使然，其后也没有跟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下滑。但是，之后，这些事件都出现了。2003-04年期间的高度争议性的低利率，是为了预防通货紧缩。巨大的房市泡沫升起又破灭。而之后再2009，出现了1938年以来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最大下滑。

　　而发生了什么呢？我的“潮流”理论怎样才可以站得住脚呢？就在过去几周里，我偶遇了三名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他们表示，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突然有新的兴趣了。这种兴趣从何而来？是潮流啊！就是从舆论空气而来的。而如果这次我们没有一个大萧条的话，如果复苏仍然在进行的话，那么有可能奥派的观点就可以站得住脚。我们很快都会是“奥派的”信徒吗？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想想我的解释，仅仅在奥地利学派衰落的两年之后，以前占据主流的进步传统也跟着消退了，这两者是如何被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替代的呢？现在，思考一下下面的论述。在战前时期，通货膨胀成为了一个大问题，而经济学家们不再担心流动性陷阱了。新凯恩斯主义开始当家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大多数最好的货币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是新凯恩斯主义者，尤其是普林斯顿的“四杰”—克鲁格曼/史文森（Svensson）/伍德福特（Woodford）/伯南克。因而，你也许会认为，在次债危机之后，奥地利学派会以其具有高度说服力的解释（这个解释利用了我们最深切直觉）来重振声威，他们会和新凯恩斯主义者一决胜负。不是那样的，正如阿诺德·科林所指出的，新凯恩斯主义只不是那种静默的快要倒闭的商店。他们就那么消失、不见了。在利率达到0点的那一刻，所有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解决流动性陷阱的方法（由类似上面提到的普林斯顿4位所发展出来的）看起来要么被遗忘要么被忽视了。代替的是，老凯恩斯主义传统重振声威，再次进行着30年代初期的战斗。谁会胜出呢？让我们期待着是奥地利学派吧，因为如果凯恩斯主义胜利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将会有一场长久深远的大衰退。

　　让我们来谈谈两个自30年代起的有趣的事情吧，看看你能否在现代中指出其相等的对应物：

　　1、凯恩斯开始是进步的主流，热衷于以货币政策来稳定经济周期。他喜欢把利率作为政策工具。在1932年，他经历了中年危机，后来，他表示，尽管他过去相信货币政策一直是稳定经济的最佳手段，但是他不再相信这一点了。这听起来还不熟悉么？他的看法令人抓狂地难以确定，而比起他的追随者，多少有点复杂、难以琢磨。有时候，他会表现出热衷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但是一周之后你会发现他在说，低利率之下货币政策时无效的。在我开设这个博客之前，我有时候会在给一个喜欢凯恩斯的朋友的Email中批判凯恩斯。他坚持认为，我关于凯恩斯的说法是错的，他会指出书中的段落来表明，凯恩斯在关于货币政策方面并非像我所宣称（我是建立在阅读《通论》的基础上）的那么愚蠢。如果你一直读我的评论栏目，那么你也许明白我的意思。

　　凯恩斯也是个伟大的作家，那种很有说服力的类型。他的拥护者们爱戴他，但是要当心你是否会成为他尖锐攻击的靶子。他是经济学家中最主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果你还没有明白的话。好吧！最后一个提示，他的名字是以“K”开头的。

　　2、现在让我们来谈论一下乔治·哈里森。我恐怕我对他所知甚少，而且我的记性或许并不是那么好。因此，如果我说错了请指正。我记得，Strong主管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时，哈里森是副总。哈里森对Strong的积极主义的立场表示支持。Strong热衷于稳定经济的政策，试图用货币政策抚平价格与产量的周期性的变动。他是一名“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的支持者。在1928年Strong死后（泡沫爆裂前的一年），哈里森接管了，他成为了美联储最重要的政策制定人（那时联储比较权力分散）。在股票市场崩溃时，他表现的非常积极。1930年年初，他成功地向联储的另一支--鹰派（译注：联储中鹰派更不喜欢通货膨胀）施压，使得政策更加积极。然后，由于种种缘故，当1930年后期及1931年经济走下坡路时，哈里森变得异乎寻常地消极了，尽管他早年以积极主义而号称。这是你想到了谁呢？

　　那么，所有这些派系会对今天的事情发表什么看法呢？克鲁格曼声称，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宏观上的“黑暗时代”，他忘掉了许多我们曾经学过的东西。他主要是指那些否认“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主要难题是总需求不足”这一说法的人。或者是那些认为“萨伊定律在经济衰退时期也成立”的人。他并不是指那些拥护非传统的货币刺激政策的人，因为克鲁格曼自己有时也支持这种观点。

　　在我看来，我们正在经历两个黑暗的时代，这可能是一种可怕的比喻。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学派我都赞同（这样我就不会冒犯到看这篇文章的奥派和凯派的拥趸），或者至少赞同每个学派的原始版本。类比一下，回想一下战争时期的政治局势把！法西斯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你争我斗，双方都“热情饱满”。相反而言，古典自由主义者却“失去了信念”。由于我在这篇帖子上提到了哈耶克，因此让我强调一下，写《通往奴役之路》的哈耶克是个政治英雄，他孤独地为古典自由主义的理念而战斗。

　　批评者们一致嘲弄着我，他们指出，我没有读过哈耶克的著作就批评他。然而，大卫的论文使得我更不愿意读哈氏的著作了。并非因为我认为他的书是没有说服力的，而是因为我害怕他的书会说服我。奥地利学派已经很有说服力了，以至于今天“我们现在都是奥地利学派的”了。还要加上哈耶克的修辞技巧。如果我像奥德修斯听从塞伦斯那样去阅读《价格与生产》的话，那么我就会被吸引住。但是，是什么东西阻拦着我服膺哈耶克的理论呢？这就像可卡因一样，最好不要冒险去读最有说服力的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我还是看点加里森（译注：Garrison加里森也是一个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幻灯片吧！

　　那么，我们是否是注定了要在奥地利学派的悲观主义、凯恩斯的财政政策和新凯恩斯主义的通货膨胀目标之间无尽地来回抉择下去呢？我并不那么悲观。和现在比起来，大萧条（1929年的）要糟糕得多了。每次我们经历惨痛的教训时，想必我们也有所得。因此，即使我从乔治·哈里森--我是指伯南克那里--引用了那种令人悲观的话儿，但是我仍然不会放弃希望的。没准儿哪天我们会说：“我们现在都是国民生产总值的期货目标的支持者”哩！

　　 

　　（翻译纠错。读者发现任何翻译错误请发邮件给我们，谢谢：caijingblog#126.com 将#改为@）

　　-----------------------------------------------

　　英文原文（地址：http://www.themoneyillusion.com/?p=3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