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后面的话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各自的一部简短生活史，无论是帝王将相或才子佳人还是平民百姓。而部分人的生活经历被社会史学家戴着有色眼镜依从自己的视角取舍汇编成史书，只有极为微少的人记忆自己真实的生活见闻写下回忆录。授人以柄的名人传奇往往经不住历史的检验，而恰恰是那些名不经传的低俗趣味文字受人追捧。故而有的垂名青史，有的视为过眼云烟，有的却为滥竽充数。由于中国悠久的文字历史而被认为是世界上拥有大量最优秀史学家的国家，这也是中国随着印刷术的发明，知识文化阶层制造了大量书本之缘故。

 

我的记忆记载了我五十多年真实的社会阅历，当然不可能记忆所有的全部生活经历。我是一个极其普通的社会公民，曾经失去了正统的学习专训机会，难免词句构成方式不合时限，一般识字的人应该是能看懂。所记一切都全凭自己的理解感知生活而领悟真实的人性异同。我认为，空想也好，理想也罢，作为一个社会中的自然人，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都有各自不同的思想观点。人在顺境时的思想认识必定随波逐流，而在逆境中的思维意识定然百花怒放且能表现自己的真知灼见。显然，人的最高智慧只有介于二者之外去感悟，方能达到理性的认知境界。人类社会的演变，是不是存在或依照一定规律，中外学者有着不同的评述，中国传统思想者认定万物轮回交替，而西方的马克思则确信客观规律，承认实证哲学，用经济行为阐述社会阶梯式的变化规律，其《资本论》就是一部论述社会劳资关系的经济学著作。目睹人类社会已经走过的风雨路程，足以证明马克思的理念胜过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国共产党赢得的中国社会革命已经证实了这一点。现时的中国正处在传统观念与现代理念的新一轮碰撞融和阶段，在眼下的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知识精英总是竭尽全力寻找说词为官方及其既得利益团体充当代言人，为了生存而人云亦云，基本没有系统的个人观点，但也有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少数精英站在弱势群体一边据理力议，可仍然受其文化底蕴的局限而无可超越新思维，回头来，不得不落入俗套、顺应安身。可见，只要身处这片土地就无法突破这片土地上固有的回归磁场。大部分知识分子只是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洋为中用”地零星阐述一些观点，几乎见不到具有严谨逻辑思维的理性的系统论著，尤其是在国家政治管理层面的著述更是凤毛麟角。社会运行好坏完全取决于或依赖于各个时期政府高层的智慧和胆略，中庸的文化基因决定着各个时代社会制度的近似性，政治的主导核心是训导与说教。这就是中国社会的最大不确定性之使然。

 

人，按照各自一定的组群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彼此相近的组群形成一定的共同体或称作人类社会。因此，人必然依附社会而生存。那么，交融与对抗怡然成为人类活动的两个基本面。纵观中国社会历史不难觉察交融与对抗的必然性总是互为作用。对抗是为了征服，交融是为了寻求对抗的机会。中国社会史可以说是征服史。故而，其演变视乎延续一种隐约的潜规则：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几乎成为了潜移默化的一种共知。虽然人们并不愿望分合之争，因为纷争呈现出惨无人道的血腥场面，实在是目不忍睹。上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近一亿人生灵涂炭足以使人类永志不忘。但那可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必然存在现象。人类从低级社会走向高级社会的一个显著标记，那就是纷争的时间区段的延缓和强势国家群体融和力的有效性拓展。人类文明的优越性在于能形成广泛的共识和开放的包容性，而非排他的民族主义局限性。20世纪民族主义猖獗霸道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由军国列强发动的战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却引发了更为激烈的无硝烟的国家间的竞赛，民族主义思潮更加显著。中国自清朝消亡，结束了皇权继位的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结束了一人独裁的极权统治，实行一党专制的威权政治，而一党专制政治制度之基础在于历史悠久的传承文化积攒的中华民族深厚的民族情结。随着人类社会科学信息的发展和先进文明智慧的渗透，中国的社会制度必会有所创新，公民社会的民权政治必将产生。

 

中国近代着重将儒家伦理道德次序作为社会稳定的基础，使其政治制度坚持传播一种服从归附的思想观念。首先是知识精英的归附赢得统治者的赞赏，继而知识精英通过各种方式将统治思想传达于民间。统治阶层的习俗和思想，形成政治制度的基础。通常被历史学家称之为“盛世明君”的开明君主（即国家元首），总是表现出一种能随机应变的思想意识和开阔的视野，如中世纪唐代的“贞观之治”和近代清代的“康乾盛世”时期执政的君主。即使是太平盛世时期，也未能实现长治久安，怎样都无法摆脱奋发图强——国正民顺——利益纷争——社会裂变的循环怪圈。数千年的可考中国社会史足以佐证历史的这种循环轨迹。由此可知，中国社会史历来是帝王将相之历史，人们只知道如何视听开明君主和昏君污吏的说词典故，作为构成社会主体的布衣百姓即广大劳作平民，从来只是依附天命听凭左右，现代的“社会公民”尚未形成一定的社会共识。所以，中国民权政治的产生缺乏社会层面的文化熏陶和教育领域的历史局限而难以形成社会共识。

 

中国的政体总是传播一种官方教育，继而渲染新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并极力排斥异己。因此，中国文人学者从未有独立思考的哲学思维传统，虽然也不乏博学多识的思想者和天才学人，但他们基本是依附权贵而明哲保身的风雅之士。对于现实社会的评说，只能乐见于品学兼优的文人雅士的传世之作且寄望后人的引荐，以满足人们日后的一睹为快。如14世纪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和施耐庵的《水浒传》、17世纪吴承恩的《西游记》、18世纪曹雪芹的《红楼梦》等文学作品。后来人们把这四部小说称为中国四大名著。从这些小说家的思想中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丝毫未放弃其批判精神，但他们却又不得不与其时代保持完全协调，否则不可能写出旷世之经典。这充分印证了中国儒家思想之使然。同时给专制统治政权的延续留下了自然的人文基础。中国的政治结构恰似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描述必然性思路，而其政治理念完全貌似家庭治理模式，等级顺承观念和森严的家长作派被教育灌输而固化，人的自主个性和尊严有违统治者推崇的伦理法条，所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强者之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乃强者之理。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缺乏个性创新元素。

 

自19世纪中国蒙受一连串屈辱而随之而来的外来文化思潮的渗入，新文化运动有了新的催化力量。比如康有为的《大同书》作为维新变法的激进思想代表，引领了中国近代的社会制度变革。康有为的思想与西方思潮的不谋而合使得后来“科学的思想与方法、实证哲学、对专制制度的批判”在中国成为了可能。孙中山的共和意识开启了中国民主革命之先河， 后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把这位“三民主义”倡导者视为国父或革命先行者。自上世纪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制度发生了可谓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千年固有的皇权帝制被彻底打破，社会政治史从20世纪开始改写，明显特征是个人权力继承的消失。随即持续的战火硝烟又开始弥漫中华大地，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为争夺统治权进行数年的浴血奋战，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赢得战争的胜利，从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继而进行中国化的探索之路。

 

中国历代专制政权总是被操纵在掌握兵权的统治者手中。中国现代社会最为成功者毛泽东一样凭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道理，赢得统治地位。他的核心思想“为人民服务”曾经震撼了中国人民渴求的美好意愿，如今这一核心思想仍然被很多中国人认同。虽然现在的中国与上世纪毛泽东时代的断裂十分明显，但仍然不可能否认中国在这一区间的思想意识有别，中国的主体意识是奉承一种革命精神。因为这恰好符合传统的平均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民间向往，而西欧马克思主义无疑同中国革变革思想之基本方向较为吻合，使得共产主义在中国找到了非常特殊的国情。伴随邻国俄罗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成功，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借势发力，于上世纪中的1949年十月一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着世界东方这个曾经有着悠久辉煌的民族重新站立起来。

 

中国革命的成功与此前的社会变革显然有着不同之处，那就是有民族忧患的一些知识精英吸收西方实证哲学和平等自由理念的激进思维且极力推崇。首次中外观念碰撞产生超然的社会效应，人们思想的长久封锁与禁锢终被打开，一种新鲜的文化思想激活起新生活的灵感。历经数十年的社会变革之痛，中华大地百废俱兴，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在短短的六十年时间里，将一个快速发展且举世瞩目的人口大国展现在当今国际舞台，并引起发达国家的刮目相看和世界眼球的高度关注。如其说是中国奇迹，不如说是东方智慧的又一次并发。这也充分验证了个人的智慧不及集体，集体的智慧不及全体。而政治智慧在于对全体国民智慧的有效动员。显然，一度使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取决于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把政府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否定“两个凡是”，强力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所以，人们不可否认，“改革开放”发展了中国经济。提出改革思想的是称为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邓小平。这位被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思维独特，眼光远大，曾经在中共高层较为复杂的环境中“三起三落”。这位个子不高的四川人，有着与众不同的个性，自从十多岁离开家乡就再也没有回过他的出生地去看看。他的改革意识是否与他年少出国勤工俭学的那段经历有关，人们不得而知。但他过人的胆略与他在革命年代长期担任共产党军队的高级将领且战功显赫不无关联。过去的历史充分证明，中国需有强人领导，更需要强人政治，上世纪的改革开发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回过头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走过的六十年，国家逐步强盛稳固，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从时间距段看，六十年的变化，六十年的发展，六十年的成就，可以说超过中国历史的任何时代；国家的富强，人民的生活水平，正处于史无前例的提升时期；尤其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表现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实乃昔日之中国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贫穷、肮脏、野蛮、愚昧的农村，已经大为改观，绝大多数农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状态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城市建设更是发生了诱人的巨大变化；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亚洲的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任何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呈现的社会问题在所难免。

 

据中国社科院的社会蓝皮书指出：当前我国社会进入矛盾多发期。经济社会发展还面临许多社会矛盾和挑战，实际上进入了社会矛盾多发时期。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以及社会阶层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劳动争议案件高位增长，各种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社会安全形势比较严峻，矿难事故不断，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频发，环境灾难事件急剧增加、危害日益凸显。对这些问题，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加以重视。只要稍作比较，今日中国非常类似叶利钦时代权贵资本主义兴起时的俄罗斯。《华盛顿邮报》莫斯科记者站前任主任戴维·霍夫曼撰写的《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一书序言中写道：“即使有西方样板，这些大亨们的文化和精神背景仍然是独特的。他们生活在一个近百年经济和文化都根植在服从独裁者和领导权威的专制国家，他们生活在一个七十多年连最普通的人类本能、个人进取心和企业家精神都遭到压制，但仍一息尚存的社会。在经过西方土壤培育的市场经济到来的最初几年里，旧的思维方式盘踞在人们头脑中，很难轻易抹杀掉。”“这些大亨成长在这样一个国家：缺乏像西方社会那样成熟的法律制约和道德约束。近几年，俄罗斯是商业活动没有法律规范，充斥着谎言、偷窃、欺骗的国家，暴力、野蛮和强制是常用的交易方式。”中国与俄罗斯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没有抛弃社会主义，共产党仍然是唯一的执政党，共产主义还是国家和政党的奋斗目标；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融为一体，主要经济体即为全民所有的大型国有企业拥有国家资源且垄断市场、形成权力资本，而政府直接掌控国有企业的人事权，企业的生产经营权受国家主导和调控。俄罗斯公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国家控制并打压垄断资本。虽然俄罗斯走上向了资本主义，但与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有所不同，因为俄罗斯仍然实行国家强权政策，所以俄罗斯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权贵资本主义。

在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下形成的权力资本化的过程只能采取隐蔽的形式，而且很难在现有政治结构中找到合法性。权力资本扩张必然产生裙带资本主义，这种与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矛盾也就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比如中国的经济情况，只要关注一下国家审计署近几年审计报告披露的触目惊心的资金数据和严重的违法违规问题，就能发现权力资本的肆无忌惮且显示出法律法规的无奈。2009年9月2日，北京晚报刊登专栏文章说，国家审计署在其官方网站公布的第12号审计结果，公开披露54个部门“审出”的四大问题：一是挤占挪用和转移财政资金，问题十分严重；二是虚报人员编制和虚报项目投资，获得财政资金；三是一些部门单位利用手中权力巧立名目违规收取各种费用；四是有些单位利用公务出国的机会，虚列支出，套取资金。这是中国首次公开披露部分中共中央直属机构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也是自2003年以来对国家政府部门进行审计至今涉及部门单位最多的一次。被披露的部门中首次出现了审计署自己的名字。

由于中国的改革主要着力于经济领域，经济事务成为国家的工作重点，经济学不但已经成为大学教育的一枝独秀和一门独立科学；而且经济权力还支配社会实际行动，并影响其他权力，如组织的权力、舆论的权力，甚至是国家行政与司法的权力。因而，一切与经济关联的数据成了人们衡量社会发展的关注焦点。

 据社科院报告称2009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三成，2010年前十月全国财政收入破7万亿增速超GDP近一倍，“十一五”财政收入年增9500亿元增速高 GDP两倍。世界银行2009年底发布的一份中国经济报告指出，从1995 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仅增长了1.4倍，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则只有城镇居民的 1/7～1/3。政府的行政支出占到财政收入的20％，是日本的10倍、美国的两倍。与此同时，政府在民生支出方面则明显落后，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6.85万亿元，医疗、教育、社保、就业支出占比仅有14.9％。相比之下，用于医疗卫生的财政比例，印度是中国的2~3倍。美国、德国、俄罗斯的福利、社会保障支出均占财政支出的55％~60％左右。中国的卫生投入仅占世界的2％，中国的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居世界倒数第一。

 

2000年，WHO进行成员国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国位列191个成员国的倒数第四(188位)；卫生部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患病群众48.9%应就诊而未就诊，29.6%应住院而未住院，44.8%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约1.3亿人，享受公费医疗人数为5000万人；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另据《社会科学报》报道：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达到5140亿元，超过了当年的国防预算4806.86亿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年度分析报告指出：2010年，中国经济率先走出经济危机，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0.6%。但是，普通公众的生活满意度和各方面的信心度却较2009年普遍下降。人们对越来越不公正的分配模式和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极为不满。

 

执政党对当前社会不公及收入分配差距极大（基尼系数已接近0.5）的严重现象，采取的举措见效甚微。如果这种不公平只是市场因素的反映，则可用市场法则评判而缓冲，或许还可以激励社会进步。但很多不公平是因一些人通过腐败等手段攫取经济利益，或弱势群体圈的人被剥夺机会而导致。在当今中国，社会体系已经形成特殊阶层，而最让人忌恨的是官僚资本的滋生，既得利益者用纳税人的钱过着令人艳羡的生活。在透明国际2010年的清廉指数排行榜中，中国在178个国家里并列第78名。

以上这些有关政府财政、生产安全、生态环境、医疗卫生、收入分配等数字反映出的社会问题，已经形成当前社会的基本矛盾。而政府的导向主要依据知识精英含混的观点折中取舍，身居一定职位且具有相当知名度的权威专家构成影响政府决策圈子。专家大都根据自己的志向研读一些书本，结合自身的社会阅历，在保护自己生存安稳的语境前提下，或者受利益驱动，形成模棱两可的含混观点，很少有观点明朗、逻辑严谨、思维理性、善意的卓智思想的个人见解；或者是如同保罗·克鲁格曼说的“学术界里存在一种风气，就是最能招来一帮信奉者的理论，是一些能给头脑机灵但并没有创见的年轻人显示自己机敏的东西；”加之中国特色的社会体制，民间智慧难以形成社会共识，也就不可能成为左右政府决策的一股力量。所以，国家与政府的决策走势完全取决于社会惯性思维，并朝着一定时期执政党高层的领导风格位移。

 

目前的社会问题集中在经济领域，主要体现于分配不公。人生活在社会中，离不开分配，就经济层面而言，分配指的是财富分配。其实，经济学的核心就是财富的分配，因为人活着就必须吃饭、居住、穿衣、行动，而保证吃、住、穿、行四要素的离不了物质财富。按理论，人生而平等，应当公平分得财富，但是很明显不可能，就连共产主义学说创始人马克思也并非认为财富会公平分配，他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也不是公平分配。既然人不可能公平分得财富，那么，为什么又要刻意宣扬呢？这就是人的一种思想精神境界，暂不讨论这个话题。人们都知道，财富是用来消费的，消费体现了财富的真实效用，所以，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消费等综合关系。分配影响生产，分配决定消费。欧美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约翰·贝茨·克拉克认为社会收入的分配受到一个自然规律的支配。社会收入的分配有无“规律”或是“自然规律”？对于这样的问题，经济学家承认大凡是肯定的，只是怎样认识其“规律”或是“自然规律”各持不同的观点。各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均承认具有国际影响的经济学家的先进理论，同时，经济学家就站在各自的角度，按照各自的理解且尽所能地作可为引用的解读，中国的经济学家也不例外。这种断章取义的“拿来主义”时常导致逻辑混乱，结果产生混浊的经济现象。因此，随着经济发展带来了国家财富，难以使中国有效消解疯狂而无序的经济现象。一个强大的政府却为此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经济理论体系与社会体系本应是相互依存的一个整体，任何有意识的撤分或曲解一种理论体系并浑沦吞枣式的吸收，只能是违背科学发展观的一厢情愿，注定经不住历史的考验。

 

可以说，从来就没有纯粹的公平分配，一味强求或宣扬公平分配，只能是事与愿违。所谓公平的财富分配，只能从不同时期可比性统计数字去理解，当这种数字被社会公允以及公民默认并未超出容忍极限，应算是相应的公平分配。那么，什么样的统计数字会被社会公民公允并使大多数人感觉到能容忍呢？那就是统计数字公开的理性比较。中共中央党校的田应奎教授，曾在与省部级学员讲解科学发展观时，他运用统计数字客观而深刻地解说了究竟什么是科学发展观。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田应奎教授很坦言说他也“说不清楚”，因为数字难以支持。按照发达国家的数字标准，中国有约一半的贫困人口，而邓小平曾经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后来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色社会主义经过高速的经济发展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财富。问题是，一部分人富起来后怎样带动另一部分人或大部分人也富起来呢？中国第四代核心领导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03年7月28日的讲话中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即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这就是中国中央政府大力宣讲的“科学发展观”。也就自然成为智囊精英人士极力阐释中国共产党可延续发展的战略思想。鉴于中国的人文历史，尤其是近代特殊的社会史，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怡然自得，指望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带动其他人走向共同富裕，希望渺茫。而在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人民共同走向富裕，很难一帆风顺。

 

菲利普·鲍尔在《预知社会：群体行为的内在法则》一书中说：“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这种往复是固有的，并非是外加因素，因此是无法消除的。那么，一个波动的市场，为什么就一定要崩溃、而不是始终处于震动状态呢？有人认为，马克思的政治倾向，决定了他会如此分析。马克思认为，衰退每发生一次，都会导致更大规模的企业的破产，因此势必严重于以往。到头来，一场特别深重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生产停顿、严重失业和工资底下，会促成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实现，会使私有制走向终结，生产手段将转化为公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以武装斗争的手段加速这一进程。”马克思的理论中包含着与斯密的市场理论恰好相反的观点，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前正好在其相反的观点中践行。

 

鲍尔认为，好的经济体制会给大众带来福利，他说：“经验告诉人们，对经济实行强行控制，结果会既损害普遍的福祉，也降低了普遍的效能。…换言之，这样的经济更容易趋向腐败。根据普遍的看法，腐败是人性的沦丧，而某些经济体制看来比其他的体制更能为之创造条件。”可见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并不能消减腐败，终其原因不单在于目前的经济体制，而在于系统的社会体制。

 

根据盖洛普公布的2010年全球幸福调查显示，仅有12%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美满”，71%的人认为自己生活“艰难”，17%的人认为自己生活“困苦”。可见，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人民幸福感的增长，那么，13亿中国人共同创造的财富，流入到了哪里呢？公认的回答是：大多数财富流入少数人的口袋。 因此，“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针对严峻的社会问题，一部分人认为经济改革还不完善，社会制度必须同步改革；一部分人认为分配不公是改革之过，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各种解读社会问题的观点累见不鲜，当然能引起社会关注的主要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拥有博士头衔的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和企业界人士。而这些知名学者几乎都不愿意相信洛克说的“谁认为绝对权力能纯洁人们的气质和纠正人性的劣根性，只要读一下当代或其他任何时代的历史，就会相信适得其反”这句话，总会是凭借所学知识，坐在自己的位上审时度势，迎合政府意向而解析社会问题。很少看到系统性的真知和科学观点，这势必影响政府导向政策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从而削弱政府的执行力。

 

改革开放促使当今社会信息的透明，国家一度从农业经济时代跨入工业经济时代，随之而来的显失公平的社会现象，又一次勾起人们对革命前辈们追求平等、自由、民主的立国理想的深切怀念。而且又从中国革命的原点派生出两种不同观点，一是坚守“平等”的革命情结；一是坚信民主、自由的人类理念。即所谓的“左派”和“右派”。根据不同的言论观点又分为所谓的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其实，平等、自由和民主都是西方信奉的社会信条，而“平等”与“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易于融合，“自由”、“民主”与中国的传统思维难以融和。故而，社会氛围自然偏向前者，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遇到阻力，这种阻力并不是来自本来就不知所措的劳动大众，而是来自既得利益群体中短视的犬儒主义狭隘思想。

 

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成果，得益于借鉴国际社会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国学习了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现代企业经营与管理层面的知识，而与之匹配的人文思想、社会结构、政治功能等关联理念难以或拒绝接受。中国政府着力平衡内外关系，调理社会矛盾，期望达到人民满意的预设目标，但效果不尽人意。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重温邓小平多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但未能得到响应。这充分表明，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积淀的政治思维方式，不是少数智慧精英所能改变的，因为不知还有多少生活在底层的国民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政治”，或者是知道“政治”的人，大都谈政色变。不难理解，今天那些有政治话语知识的人几乎都见过或是亲历过“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政治恐怖。所以，一个不能容忍言论自由的国家，他的人民也就最怕讨论政治。

 

一时间，社会意识形态也悄然使得人们模糊不清，比如令左派和右派都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就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孔子像的竖立。孔子是代表儒家思想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是完全不赞同孔子思想的。左派是坚决表示反对。政治思维的这种公然的意识矛盾必然影响社会和谐进程，对于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更为明显。孔子不仅被中国人称之为中国传统文化之圣人，并已成为世界文化体系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中华儒家文化代表。儒家思想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之所以中国始终未能达到仁和的理想社会生活，而是有着长期繁荣与萧条循环交替的历史，并非是儒家思想的误导，而是对儒家思想的误用。从中国热播的描述近代史的电视编剧中可以看到，在中国越是熟知儒家经典的人越是认为需要制定规则要求社会低微阶层人们的道德规范，而那些附和权贵的精英却不曾研究怎样才能让上层社会权贵们的道德行为与普通人同样也不再无拘无束。朝廷内部为争权夺利、乱伦夺爱而不断发生勾心斗角甚至骨肉相残的事件，使人们无法确信政治伦理。仁爱本是人世间最高的生活境界，无论东西方文化表现方式的不同，但对于追求最高生活目标来说，应是相同的，区别在于对世界的认识与因此导致的行为信念的差异。西方文化信奉上帝，崇敬“神灵”，人生来平等，自由乃是上帝赐给每个人的权利；东方文化迷信天理，崇拜“圣人”，人生来就不平等，自古尊卑有序，个人没有自由，皇权至高无上，一切顺从天意。不同的东西方文化底蕴，必然产生不同的思想观念。

 

自19世纪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数千年至高无上的一统皇权得以废除，但世俗文化的传承不会放弃。朱建军在《中国的人心与文化》一书中说：“近代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影响还未完全确定。

中国一开始对西方持轻视的态度，但是这个态度很快被纠正，甚至可以说彻底扭转了。西方的坚船利炮轻易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摧枯拉朽一样摧毁了中国人内心的自负。

失败，使中国人在西方面前有了强烈的自卑，也使得中国人异常焦虑。

于是，我们开始向西方学习，焦虑而自卑中学习。结果我们未必学习到了西方的优点，也许反而更多地学习到了对方的缺点。

自卑，导致两个极端的表现。一种表现是，盲目追随西方，好像西方的什么都是好的。以追随西方的最新思潮为荣，并试图全面引进西方的东西，用西方来改造中国。以心理学为例，许多学者研究的课题，取决于西方心理学家近来研究的方向，最得意的成就，也只是自己的论文能发表于西方的杂志。其他各个领域也无不如此，甚至连城市的草坪上铺的草，也都是欧洲人所用的地中海区域的草种——而这种草常常并不适合中国的气候。

另一种表现看似完全相反，但是实际却出于很类似的自卑心理。那就是盲目地国粹主义，好像只有中国古代的才是好的，拒绝吸收西方的东西。而对中国传统的东西，不加鉴别地赞赏，甚至包括中国最腐朽没落肮脏的传统。我们的古装电视剧中，那些津津有味地演奴才、演太监、演宫廷勾心斗角的故事，可以看出有些电视剧和观众还真的是乐在其中。心理学研究指出，有种心理防御机制叫做‘反向作用’，是说当我们想掩饰一种心理时，很可能会不自觉地走向反面；不承认你恨一个人，你可能就会表现出格外爱他；不承认爱一个人，你可能就会表现出格外讨厌他；同样，当你不承认自己在外国面前自卑时，你可能表现得格外‘对中国传统自大’。因此，那些盲目的国粹主义者，也许内心同样自卑。

…焦虑，导致的是急躁。急于富国强兵，可能使我们对某种来自西方的思想文化制度不加深思地接受，有可能反而使我们走了更多的弯路，更延缓了中国社会改进的速度。

…经过200年左右的时间，已经有不少中国人意识到了西方文化中的积极价值：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等。但是如何吸收这些文化，并和我们原有的文化很好的结合，这个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

 

鉴于社会史上层出不穷的政治权力争夺以及不胜枚举的豪门财产纷争，无法判定东西方文化的优劣，其实，文化本无优劣，只是人为的界定。东方人说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隐喻人之本性；西方人霍布斯说“人类不断地企求荣誉和地位”，也是指人的本性。虽然都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认定。但不同的语气表达方式会影响人们不一样的感受。新加波《联合早报》刊登的一篇文章，这样说道：“中国过去30年发展的战略机遇是历史的一个巧合，也是不可重复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把罕见的好运看成是常态。”我认为这句话不无道理。历史的机遇总有不谋而合的时候，人们总是希望好运能常态，而历史告诉人们，任何社会都没有也不会存在常态的好运。但是，社会可能持续发展，可能断续发展，也可能停滞甚至倒退。如果我们善于找出自己的缺点与不足，发展就会持续；如果我们总是寻找别人的缺点和不足，发展就会间断；如果我们无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且强制别人，发展就会停止甚至必然就要倒退。

 

然而，回顾中国社会的演变历史，继续朝前发展并无可借鉴之处，而且回头不是出路；纵观国际社会的发展走势，可持续发展必将成为国家公民必然正视的社会问题，而且只有这样，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才有可能。可见培育“公民”意识势在必行，因为只有创建具有公民意识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保障国家的持续繁荣和长治久安。社会中的自然人都是社会公民，公民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应该享有自由权和话语权，介于社会的必然分工形成不同的社会阶层，也就产生了“官”和“民”，而“官”“民”都属于社会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涉及“公民权”条款而作出了“公民”的界定，有关“公民”的社会属性教育还是空白。公民意识是指公民个人对自己在社会中的自我认识，以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自觉地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核心，明确认识个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权利义务。也就是围绕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体现公民对待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等。它强调的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责任意识、公共意识和民主意识。

 

 

公民意识的确立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夫可达成，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官民本位潜在意识根深蒂固，不仅官员固有的官本位难以认可并接受公民意识，而且底层人民更是难以转换固有的民本位思想。这是因为，社会等级森严，老百姓习惯于对王公贵族和官老爷们的俯首帖耳。他们虽然会对存在的不公正耿耿于怀，却不会公开质疑。到了今天这样的社会结构，民众的顺从态度略有改变，但与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倡导的个人权利相差甚远。而要提升公民意识，必须推进政治改革。

 

一个历史悠久的华夏民族，一个曾经领先世界的辉煌之地，一个如今唱响全球的响亮名字——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特别是改革开发三十年来，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极大提升，国民生活逐步改善。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既定事实。已经进入又一个三十年的眼下中国，改革风声再起，但没有实质性进展，原因是人们一般把政治改革等同于政治体制改革。我认为，政治改革并不等同政治体制改革，后者重在改革政治体制，也就是方式方法即技术层面的改革；而前者是包含后者且涉及政治内涵的改革。从人类社会制度演变看，人类初始阶段，无政治可言；从有文字社会开始，就有了政治。社会政治也有着不同的演变过程。

 

这就是：初级阶段是强人社会，奉行极权政治，统治者力行寻求社会正义，权力来源于世袭制，属于个人钦定，人们给予君权神授或“天子”的定义加以解读，政府是全能的掌控型机构；随后渐渐进入专制社会，执行威权政治，主政者主要强求社会公平，权力取决于举荐方式，一般由官员集体决定，实则是官权人授，政府职能是管理与服务；当社会生产技术逐步提高，跨入知识信息化时代，商品经济融入全球化发展方向，便随即转入公民社会，实行民权政治，当政者全力追求社会自由，权力完全是民主选举产生，基本由全体公民投票决定，顺应民意的公权民选，政府职能由管理服务转向职权与责任并存，即为责任型政府。

 

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了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中说的：绝对统辖权，无论由谁掌握，都决不是公民社会，它和公民社会的格格不入，正如奴役地位与财产制格格不入一样。显然，中国社会现在处于中级阶段，政府职能仍然器重管理和服务，在管理实践中排他性意识根本无包容性可言。其根源是中国社会浓厚的官本位意识遗传基因有着极强的生命力。这从近年国家公务员惊人的报考人数及不可思议的职位报名比例就可知道当今政府呈现出的巨大诱惑力和向心力的深层原因。直觉告诉人们，政府的强大作用必然给公务员带来稳妥而丰厚的收入是直接的主要诱因。而带有服务性的社会管理工作明显缺乏制约，只是一种顺承的替代管理，并无公民授权的法理上的约束力。

 

因此，中国社会转型必须取决于政治改革，要进行政治改革，就得找出改革的动力和阻力。改革的动力就是中国共产党高层共识与有良知和胆识的知识精英。目前中国共产党高层没有形成政治改革的共识，也可以说高层共识不明朗。再就是知识精英虽然很多，可是，同时具备良知和胆识的知识精英太少。更何况知识精英绝大多数又是当今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加之中国儒教文化最大弱点——人的思维方式僵化、保守，行为上习惯于循规蹈矩，创新往往被视为叛逆——首先体现在知识精英身上。纵观中国历史的改革者都没有取得成功。因而，高层共识是主要因素，知识精英是关键因素。两者的互动作用，方可产生政治改革的动力。

 

那么，何为改革的阻力呢？根据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力学原理可以得出解释，动力与阻力互为作用关系。也可以说动力即阻力，阻力即动力。由此可见，改革的阻力同样来自于高层共识和知识精英。我这样解释，或许使人感觉会是自相矛盾。其实不然，矛盾也是互为作用和转换的。动与阻既相互矛盾又互相关联，动力的出现和阻力的产生，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变化中互为作用和互为影响的。

 

找到改革的动力与阻力，又如何破解其内在关系，这是个及其繁杂的课题。文化决定政治，教育影响文化，智者决定教育，环境影响智者；中国内陆人的生存环境局限在家庭（观念）、民族（眼光）、国家（利益、）等小环境的狭义文化层面，欠缺人类（思维）、世界（视野）、国际（成果）等大环境的广义文化。

 

由此可见，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固有的狭义文化。正如近代哲学家尼采说的“一切弊病的根源：逆来顺受、贞洁、忘我和绝对服从。”

 

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在21年前，发表了一系列探讨文化问题的文章，谈到中国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时，周老先生说：“中国长期封闭，厚古薄今观念根深蒂固，以为文化就是固有文化，东方与西方势不两立，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时代变了，这种认识需要改变。现在再谈中国文化将统治21世纪是可笑的。统治21世纪的不是东方文化，也不是西方文化，而是世界共同的现代文化。”

 

中国社会历史演变规则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富、富则迂、迂则败、败则穷。如此反复循环。要改变这种循环，中国共产党必须改变执政理念，创建责任型政府。现代发达国家无一不把“责任”贯彻到政府自身的工作之中。美国比尔·克林顿在竞选连任总统时说：如果没有责任感，社会精英的智力只会创造出一种狭隘的利益集团政治，为自己的无能辩解，而不能为更大的公众利益服务。

 

公民政治、自由经济、多元文化、契约社会，这是已经被人类社会证明的最为开阔而顺畅的阳光大道。如何步入这种阳光大道，我认为：只有开启民智、开放民言、开发民愿，才是快速路径。

 

开启民智：就是打开文化教育的大门，改变固有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我们的教育理念过于意识形态化，基本属于理想的唯我主义，而且是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从过度张扬同一、程序、等级、优劣等，藐视自由、民主、平等、自然转向人性化教育理念。依照“生存教育——技能教育——创新教育”模式体现人的生存价值与生存权利，最大限度实现人的个性化发展。从传统的我“教”你“学”，转向我“教”你“怎样学”。改变一贯来的训导式教学模式，创新开启式教学模式。让人能凭自己的本能，自由发挥个人的潜在意识，告别中国只出知识精英而难出思想精英的历史。

 

开放民言：就是让人说话，放开话语权。就是自由表达。作为社会中的自然人，表达是人最基本的生存要素，是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由权。人们只有从浩瀚的信息传播和频繁的社会交往中，才能吸收更多有益的东西。借助空泛而狭义的理想，预设模式限定甚至剥夺人的自由话语权是提炼不到精华智慧的。从中国的历史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除了孔子再也找不到可称为大思想家的。我们应该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冲破迷茫，放眼全人类。

 

开发民愿：就是体现人民的意愿。人民的意愿是什么？人们都很清楚，简单说就是人们能够过上幸福生活。我所说的“民”是指社会公民。当然包括政府官员和社会团体成员。无论古今中外，无论何种政权制度，其政治理念的一个共同点，都是想让他的国民“过上美好生活”。问题是，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能使国民“过上美好生活”呢？这个问题就不那么容易回答了。我认为，只有智慧开明、敢于担当社会责任的当政者与有远见卓识的知识精英理性互动，才能开发人间美好意愿。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编译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有这样一段话：“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今天面临的困境乃是先天注定的。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但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对自身体系地位的相对下降并无感知，而且直到现代挑战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门口时，都未能领悟到这种挑战的性质。”

 

今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才净流出国，因为有人感觉在这里能活着就很不轻松。知识分子的心情是复杂的。整个社会你虞我诈，你争我夺，拜金主义盛行；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充斥官场；权能谋私，权能压人，官官相护。凡此种种，我们的知识分子心知肚明，很少有敢于担当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开出来讲真话。某些官员则是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彼此心照不宣。究其原因，那就是我们的社会，缺少智慧的、稳健的目标。正如格伦·延德所说“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一种令人忧虑的、使人虚弱的不确定性，不仅对传统的宗教信仰，甚至对科学的信心都很虚弱。对于什么是真实的或者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没有清楚的、稳定的概念。我们的精神状态糟糕透顶”。因此，我们感到很困惑。是什么使我们感到困惑呢？主因在于我们不但回避社会敏感问题，而且避免对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我想，人都会自然的爱自己的国家，而无需行使特定的某种说教和约束。

 

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说“当权力只限于成员中一个派别的人所有时，就不可避免地要实行严格的思想审查。忠实的信徒将积极传播正规的信仰；其他人将满足于外表上的一致。前者的态度压制智慧的自由运用，后者的态度则助长伪善。教育和文学一定会僵化，只图教人轻信，而不想使人创造和批评。假如领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神学有所偏私，那就会出现异端，而正统教义将被解释得愈来愈僵硬。受信条强烈影响的人们，对于一些相当抽象和离开日常生活稍远的事物，在感受能力上，和一般人是不同的。假如这种人掌握着一个不得人心的政府，结果是使本来就琐碎无聊，没有头脑的大部分人民大众更加浅薄轻浮，更无思考能力；这一结果，还由于一切思想都可能成为异端，因而都是危险的这种认识而更加严重。”

 

我赞同托克维尔构想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都把法律视为自己的创造，他们爱护并毫无怨言地服从法律；人们尊重政府的权威是出于必要，而不是因为它神圣强大；人们对国家领袖的爱戴虽然不够热烈，但出自有礼有节的真实感情。人们之间将建立起坚定的信赖关系和一种不卑不亢的互尊关系。同样人民也理解到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公民的自由联合将会取代贵族的个人权威，国家也会避免出现暴政和专横”。

 

我写这段回忆，是想依据自己大半生的生活变化和社会变迁，表达个人的人生意愿：构建一个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中国执政党和政府要善于弱化重形象、重政绩、重管控的施政方法；创新观念，注重哲学思维和现代政治科学，界定国家与政党的关系。国家是保护每个公民的生命和他的财产安全的必然机构，国家的利益是公共利益，国家的事务是公共事务，任何团体利益不可位于国家利益之上。政府的政策思维应剔除主导型的服务思想，注入公约性的责任思想。人是一切之根本，人性的不同，如同自然的万物，和而不同，同而不和，因此构成不同的社会群体。人性的唯一相同点就是人的依存性，和谐社会就是人与人的和谐共存。而人与人之间存在异质思维，只有尊重公民的不同意见，保护人的自由表达权，以包容情怀和健康心态对待不同观点。政府要精心营造不同话语的开放空间，甄别智慧的思维，使政府的制度设计不至于以为维护强势利益是为了施舍弱势群体之所需；或可避免让富人变穷也可是让穷人变富的愚昧思想；以免除给低微的公民预设并规定出不合时宜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