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华西都市报》报道（http://news.sohu.com/20110618/n310598253.shtml），自2011 年3 月开学开始，位于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一直处于舆论关注的中心。6 月初45名学生缺席高考，更引起社会各方的热烈讨论。 热议中，一件波澜不惊的事情被忽略了包括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在内的4 名协助创办南科大的香港科技大学教师，在开学前后，便已先后离开了南科大。创校之初，南科大明确把香港科技大学作为改革的模板和方向。2010年，在港科大与南科大签订的合作协议框架下，李晓原等3 位对高教改革怀有浓重情结的教授，来到南科大协助筹建工作。面对采访，几位港科大老师并不掩饰，他们是带着失望离开的。在这场悄无声息的离开背后，隐含着一场内部的激烈争论南科大的办学策略和路径，筹备工作进展的缓慢，应何时开始招生等等，都受到他们的强烈质疑。朱清时曾把南科大的创建比喻成建一所世界一流的别墅，“那么从每一块砖头开始，你都要按照世界一流的标准来选择。”目前，这所尚在搭建之中的“别墅”，已经迅速接纳了第一批“住客”首届教改实验班的45 名学生。然而，作为关键的“ 砖头”的教师团队仍在招募中。目前的授课教师，仅有两人为全职聘任，其余皆为兼职。而吴家玮及该校教授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都认为，南科大的一些做法违背教育规律。这几名从2010 年春天开始前来协助南科大办学的老师，坚持认为在正式招生、开学之前，必须将教师团队、培养方案、管理规范等全部制定完备。“你不能还没有设计图纸就开工建设什么一流别墅，更不能别墅还没建好就让‘住客’入住。”李晓原说。一直以来，南科大作为高教改革的探路者，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我原来以为南科大教改实验的阻力会来自外部，没想到最大的问题和争议出在内部的办学策略上。”一位熟悉内情的人士说。著名物理学家陈应天院士、葛墨林院士、雷清泉院士以及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等3位港科大教授的名字都在南科大“消失了”。李元杰教授和唐叔贤院士共同教授物理课。从朱清时的公开信中可以看到，这门课的老师原定为陈应天教授。但是在开学前，由于理念分歧等原因，陈应天也淡出了南科大的工作。 原计划讲授微积分课的张景中院士，依然在授课教师名单中。但他事务繁忙，同时兼有广州大学计算机教育软件研究所所长以及四川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多个职务，无法每周到校讲课。因此，在临开学前，学校找来了一位来自美国、恰好正在学术休假的教授“救火”。与之类似，同时兼职至少四份的陈国良院士，也依然担任了计算机课程的教学任务，但他请来了3 位教授组成“教学团队”。负责通识教育课程的丁学良教授如约开设了“比较现代化”，但南科大学生证实：丁学良并不能做到每周来上课，“他每月来一次，一学期一共上4 次课”。对于这些情况，港科大创校校长吴家玮并不满意。“根据我的教学经验，5门课就应该是5个教授，怎么能那么多老师？”对照一年多以来的学校公告和媒体报道，可以发现除几位港科大老师和陈应天教授外，还有多个曾经出现过的名字最终“消失了”，其中包括葛墨林院士、雷清泉院士等等。与教师团队类似，南科大的规章制度、行政架构、培养计划、学术委员会等，都未能在招生前完成，实验室也没能准备好，第一学期的课表，也是在临上课前最终敲定的。在至今没有副校长、诸多行政架构缺失的情况下，朱清时不得不亲自处理许多细节事务，甚至包括敲定每一名员工的工资。学术团队迟迟未能组建，也给行政管理团队带来了影响。按照朱清时的想法，在这所去行政化的学校里，应该先有学术团队，然后再确定管理队伍。但在至今没有副校长、诸多行政架构缺失的情况下，朱清时不得不亲自处理许多细节事务，甚至包括敲定每一名员工的工资。“全世界任何一所大学，都不会由校长来直接决定每个员工包括各个部门秘书拿多少钱。”李晓原说。朱清时本人，也深感没有得力团队的困扰。“我在中科大时，有一个很大的团队在运作，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都知道自己有责任干什么事，不需要领导催促、指示，我出国一个月也没有问题，学校照样运转得很好。”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个人人脉。例如，讲授国学课程的魏承思，与他同为南怀瑾弟子。更多的资源则来自中科大请他之前的秘书来从事教务、协助招聘人才，以及请中科大教授来主管物理实验室。基于在中科大当了10 年校长的经验，朱清时认为，自己为南科大选择的道路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中科院院士杨叔子近日也向媒体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按照香港科技大学一模一样办大学不可能，因为深圳不是香港。”但质疑者则认为，大学赖以生存的土壤之间的差别当然存在，但对于如何办学，是可以用科学理性的分析来探讨的，国外的经验、教育规律是可以借鉴的。以此衡量，南科大办学中的许多做法已经违背了常识。事实上，对于南科大为中国高教改革探路的目标，几乎没有人会反对，但在具体的实现路径上，已经产生了不小分歧，影响到南科大的筹建工作，并有可能会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下一步走向产生影响。

　　    看到上面这个报道，我更加认识到，我对于南方科技大学先前的估计是对的，这所大学走在了一条错误的路上，必须进行生死抉择，才可能起死回生，重振雄风，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先锋。

　　    作为一名大学的老师，也作为一名曾经在香港科技大学混过日子的人，和一名曾经到过国外一些大学的学生，我完全理解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离开南方科技大学的决定，因为他们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无论是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

　　    首先，他们离开是看到南方科技大学如果按照目前的发展，其前途是可以预期的。据说，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离开是不满学生拒绝高考。我完全相信。因为作为一名曾经在香港科技大学混过日子的人，我也是坚决反对南科大学生拒绝高考的。我在香港科技大学的时候，可以说是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个困难时期，不仅面临港大和中文大学的竞争，而且当时香港房价大跌，经济临近崩溃，又有非典，政府削减开支，减少大学投入。但是，香港科技大学依靠内部的团结和努力，接受了政府减少投入的决定，而不是对抗，最终渡过了危机。因此，我深深理解香港科技大学的人们都会为目标积极争取，但一旦失败，也会泰然接受，而不是会去选择对抗这种非理性的自我毁灭的解决方式。因为对抗是不会有结果的，而且，大家都有难处，应该进行沟通，多协调。其实，这次教育部允许南科大学生参加高考，就已经是在争取弥补大家的分歧，寻找解决的办法了。

　　    其次，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是充分认识到高效的行政管理团队的意义的。大学去行政化是指大学的领导去行政化，而不是大学的管理失行政化。目前，就连朱校长本人也发现，没有有效的行政团队是很困难的，因为就连一个最基层的人员的工资都需要自己操心。香港科技大学的人对此应该是更有体会的。当初，我到香港科大时，就对其高效率的行政团队感到满意，甚至连清洁工的工作都是一丝不苟的。当非典袭来，港府减少投入的决定出台以后，朱校长召集教员开会，据说（我不是教员所以不能参加，只能听小道消息）提出两个方案：1）减少行政人员，教授要自己到垃圾；2）教授主动减薪2%，作为雇佣清洁工的费用。最后，教授选择第一方案。这是明智之举，也是专业精神的体现。其实，教授就不能倒垃圾了吗？当然可以，他们并非怕脏怕累，获得感到不体面，而是因为这耽误时间，同样的时间，如果投入教学和科研，完全可以弥补2%薪水减少的损失了。这就是专业精神与专业价值。所以，南方科大必须有一流高效的行政团队。国内的大学固然没有高效的行政团队，但是，依靠人数众多可以弥补效率，所以，朱校长感到南方科大校长比中国科大校长更加困难。

　　    第三，南方科技大学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就招收学生，不仅没有严格的教学大纲，培养计划，没有完善的教学团队，也没有严格的学生管理团队，这是不能持久的。

　　    第四，南方科技大学忽视现代大学管理人员的作用和价值，对于教授过度浪费待遇。南方科技大学可以说是中国最奢侈的大学，因为南方科技大学的一个教授年薪据说是400万起，但只需要教45个学生，评均1个学生要付将近10万元。而北京大学，我一年报酬是5万元，我每年要教授至少800名学生，一个学生只需要支付62.5元给我。所以，我的性价比是南方科技大学一位教授的性价比的1600倍。但是，我相信，南方科技大学决不会大方到给每个行政人员比如秘书1600倍于北大秘书的工资的。这种报酬，当然是不会得到一个高效率的行政团队的支撑的。

　　    第五，南方科技大学过度浪费资源，没有体现出其对于深圳本地的价值。上面提到了，南方科技大学的教授工资高的惊人，但其学生都是免费的，所以，这些教授的工资是来自于深圳本地的政府，即深圳人的税收，但是，南方科技大学每年却只能培养45名不知道可能会成为哪个国家公民的毕业生，对于深圳的价值令人怀疑，是否值得深圳政府长期这样投入呢？所以，其没有长期和长远的支撑，香港教授退出是可以理解的。

　　    第六，我个人认为，朱时清院士作为校长，年龄有些偏大，应该退居二线，让年轻人来。因为香港科技大学的创办校长吴家伟先生创办科技大学的时候，年龄是51岁，从校长退下来时是64岁。而朱院士今年已经65岁了，虽然作为院士还很年轻，但是，作为创办校长，很多事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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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名教师，我始终不认为，南方科技大学代表我国未来大学教学改革的方向和主流，因为它太奢侈了，一年400万雇一个只教授45名学生的教授，如果北大这么办的话，把我国全部的高等教育经费都给北大也未必够雇佣教授的。但是，我也不希望南方科技大学就此垮台。

　　    所以，我建议，南方科技大学应该顺应时代和形势，立即进行抉择，尽管困难，但是生死攸关。

　　    首先，应该挽留并要求香港的教授，并且由他们挑选和推荐专业的香港的大学行政管理团队；

　　    其次，应该加强与教育部的沟通，顺利解决招生和高考问题，当然，另一种选择是让学生参加香港的高考，但那样对立的形势会更紧张；

　　    第三，应该检讨对国外教授过度高薪的问题，让薪酬回归中国的国情，并应该立足本土教授为主的基本点；

　　    第四，应该考虑照顾深圳本地的教育环境，使深圳政府和市民感到真正受益，例如，创办高水平的附属中学是一个选择。当年，东吴大学就创办了一一系列的附属中学和小学，为苏州本地服务得到了本地民众的支持，也培养了人才，比如李政道先生。

　　    第五，应该选拔得力的年轻人才，帮助朱校长应对日常繁琐复杂的问题，使大学的创办及时回归正确的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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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说到底，南方科技大学成功的机会不大，因为南方科技大学的筹建团队中，没有真正懂得教学和教育的专家，所以，一切都是混乱的，没有充分准备和运作的。没有专业精神和专业素质是中国大学不能成为世界一流的最根本问题，无论教授，还是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甚至清洁工和大学保安，都缺乏专业素质和精神，这在南方科技大学事件上体现的十分充分。

　　    北京大学免疫学系  王月丹  博士

　　    于学院路3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