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再次显现。5月31日，路透社披露，中国监管当局准备清理2万亿－3万亿元可能违约的地方政府债务，拟采用的方式包括将部分债务转入数家新创设的公司、中央政府偿还及银行承担等数种，并考虑解除省级及市级政府机构出售债券的限制。随后，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等人的表态间接确认了这一消息。

　　这种局面并不突然，其祸根早在2008年“四万亿”政策就已经埋下。“四万亿”只是2008年下半年经济刺激计划的一个笼统的数字，实际上各省拟定的投资计划足有数十万亿。

　　如此大的手笔，筹资以及偿还能力原本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以振兴经济为借口的大环境下，投资项目泥沙俱下，偿还能力被刻意回避了。以基建投资等为主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其资金的源头，几乎都来自于银行信贷，与之相称的是近几年迅猛增长的M2。

　　彼时社会各界对仓促推出经济刺激计划的批评声音不绝于耳。我们在《陆家嘴评论》2008年12月号的专题《困惑四万亿：对本轮经济衰退政府经济决策的分析》中，也指出四万亿之后，银行业必将重蹈1998年经济刺激计划的后果——大面积的地方政府债务和银行坏账，并且坏账的比例和规模将远比上次更加猛烈。只是不曾想到，风险显现的如此之快。

　　一个链条已经形成：经济衰退—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快速增长的地方政府（或其控制的企业）投资贷款—商业银行坏账—商业银行剥离坏账—财政（或通胀）消化坏账损失。昨日之繁荣、今日之泡沫、明日之苦果，这已经成为近十几年来经典的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投资周期，今天我们要面对正是这个轮回。更需要考虑的是，这个周期过后，我们明天是不是还要继续忍受这种“意料之中的经济刺激败局”。

　　对中央政府来说，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是其政策的目标之一，在抵御经济衰退的驱动下，动用积极的财货政策刺激经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不仅是中国计划经济以来的传统，更贴上了“凯恩斯主义”等貌似先进的标签。自西方现代经济学发轫以来，凯恩斯学派的主张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绝佳理论支持。被诸多学者（包括张五常等学者和投行经济学家）盛赞、被政府引以为经验的朱镕基赤字政府，更成为2008年以来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案例。

　　但实情却非如此。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决策和执行者，朱镕基在任上启动了大量的体制改革，大规模的国退民进，释放出来了巨大的经济活力，国有企业比例从70%减到30%，私营企业比例则大幅上升，不仅搞活了经济，也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这才应该是朱镕基在1998年经济危机中的贡献。

　　正是因为这种故意的曲解和对凯恩斯主张的过度演绎，最终形成对政府能力的过度迷信。这一过程中，经济结构被大幅度扭曲，经济周期不仅没平抑，反而被放大——波动幅度更大、频率更快，使得近十几年来，宏观调控年年有，却年年形势严峻。退一步讲，哪怕凯恩斯主义真是一剂良药，我们也不能把它当饭吃。令人沮丧的是，我们预言到了结果，政府却不知悔改地朝着错误的方向一路狂奔，听不进任何意见，直到碰到南墙，才意识到错误的成本是如此巨大。或许，救经济只是政府为了控制资源寻求的借口。

　　政府过度干预经济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危机的源头，但融资并不必然导致债务危机，适度的赤字财政还可以优化经济增长。关键在于地方政府融资的困境如何解决？谁来决定地方政府融资的规模？眼下的问题则是，如何消化当前的坏账及应对未来的融资困境？

　　眼下学者论及地方政府债务及土地财政问题，多归咎为中央与地方日渐失衡的财政收支格局：地方政府越来越少的财政收入却应对越来越多的支出，使它们必须开发新的财源，土地财政透支未来资源和融资平台向储蓄者借贷，成为当前的主要模式。

　　但细究下来，其实并非中央与地方财事权关系那么简单，更根本的源头应该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向谁负责的问题。当前的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负责，在中央政府控制金融资源（信贷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下中央控制了商业银行）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的本质是向中央融资，形成“地方政府—中央政府—资金市场”的融资。在土地财政渐显颓势的背景下，今年更发展出央地合作新模式，地方政府与央企合作已成规模化、批量化的趋势，投入资本均在万亿以上。

　　换言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危机正是地方政府对中央负责、向中央融资的结果。在操作中，中央政府也未将这部分债务偿还的压力推给地方政府，显然中央对危机的本质是心知肚明。这些债务的处理或将通过发钞、国有资产减计等方式消化，中央和地方都非利益受损人，还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一举数得，受损的只是纳税人和平民百姓。这也是地方政府债务周期性轮回的根本原因。

　　然而，在日益开放、透明的社会环境中，在纳税人权利意识日渐觉醒之时，政府肆意损害纳税人利益、浪费公共资源，无疑将透支政府的信用，在各级政府信用已近破产之时，任何一次透支行为，都有可能产生毁灭性后果。

　　这时，我们认为以往的地方政府融资方式应及时调整：让地方政府越过中央政府这一中介，直接向资金市场融资。从中央政府来说，解除地方政府软预算约束对中央政府信用的透支，以保持中央政府控制全局的威信。而地方政府则直面以纳税人为基础的投资人，可以在多个方面优化地方政府投融资的治理机制。而解除省市级政府发债限制，地方政府直接向本地或全国发行市政债是一个较优的措施。

　　首先，面向直接资金市场的融资模式，将约束地方政府融资的规模、使用范围和效率。投资人的理性行为，将大批量排除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本地投资人的长期理性，还会提高民生投资的融资规模。其次，将逐渐建立地方政府对投资人、纳税人进而到选民的负责机制，彻底改变地方政府的治理机制。在食品安全、职业安全、环保、治安环境等多个涉及纳税人幸福指标的项目上，资金市场的动向将真正地给予地方政府压力，那时，财政公开、亲民政府、民主政治等，也自然可以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