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丛书(1)
日出东方
王先金 编著
第九章 中共“一大”代表和主要人物的结局(1)
（一）第一个离开人世的“一大”代表王尽美
王尽美于1925年8月19日，因严重的肺病死于青岛医院，年仅二十七岁。他是第一个离开人世的中共“一大”代表。
王尽美，原名瑞俊，字灼斋，山东莒县北杏村（今属诸城）人。他是农民的儿子，家里几代都是佃户。在他出生前四个月，父亲就去世了，留下孤儿寡母，艰辛度日。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小，王尽美就学着干杂活，下地耕种。等他稍长大后，正好碰到地主家有个儿子准备进私塾读书，需要个陪读，就把他选了去。王尽美很聪明，学得头头是道，颇得私塾老师的赏识。下了课，他还帮母亲下地干活，非常懂事。
过了一段时间，地主家的儿子生病死了。地主由此迁怒到王尽美的头上，说王尽美命不好，克死了他的儿子。
不久，村里的另一户地主家里，有个儿子上学也需要一个陪读，又找上了王尽美。读了几本书，地主家的儿子发神经病，也死了。由此，王尽美背上了“克星”的“恶名”。
回到家里后，酷好读书的王尽美白天帮母亲干活，晚上就想尽办法来读书。
1918年，20岁的王尽美离开家乡，上济南去求学。由于交不起学费，他报考了公费的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在一师，王尽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王尽美在出席中共“一大”回到济南后，思想认识有了更大的提高，下决心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要迎来一个尽善尽美的国家，就此，原名为王瑞俊的他，改名为王尽美。他在一首诗中说：
贫富阶级见疆场，
尽美尽善唯解放。
1920年在济南组织共产主义小组。
中共“一大”之后，王尽美出任中共山东支部书记。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王尽美和张国焘、邓恩铭、柯庆施、高君宇等作为中共代表出席。大会还邀请了国民党代表王乐平出席。
会议期间，王尽美得到了列宁的接见，得到了他的教诲。
王尽美在苏联学习、参观半年之后回国，出席了中共“二大”，向大会汇报了莫斯科会议的精神和列宁对中国革命的指示。出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副主任，罗章龙为主任。从此，他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组织者之一。
他的诗写得不错。他在济南历下亭写过一首流传很广的诗：
无情最是东流水，
日夜滔滔去不停。
半是劳动血与泪，
几人从此看分明。
1923年2月，他因在铁路上开展工人运动，在山海关被捕。工人们闻讯，重重包围了县衙门。县令无奈，只得释放了王尽美。
1923年10月，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他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一个月之后，他当选为国民党“一大”的山东代表，出席了国民党“一大”。
1924年12月，孙中山北上，途经天津时，王尽美闻讯赶去求见孙中山。五十八岁的孙中山已患肝癌，二十六岁的王尽美已患肺病。孙中山委任王尽美、王乐平等四人，作为他的特派员，在山东开展工作。
1925年，王尽美到上海出席了中共“四大”之后，便已病重。他仍在青岛坚持工作。连日吐血，他终于病倒，不得不回到故乡养病一年后，由母亲陪同，前往青岛。不久即病逝于青岛医院，年仅27岁。
王尽美在山东老家结婚，育有二子：大儿子王乃征，二儿子王杰。兄弟俩都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
（二）李大钊从容就义
蒋介石背叛革命尚未正式动手，北洋军阀的“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先在北京下手了。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兵突然包围了苏联驻华大使馆，冲入俄兵营内，一举逮捕了李大钊等中共党员。
李大钊身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在受审时，毫不惊慌。
军法会审于4月28日上午十一时在警察厅开庭。审判长何丰林中坐，主席审判官颜文海和法官、检查官多人分坐两边。依次召见预定宣判死刑的二十名共产党人到庭，审问姓名、年龄籍贯及在党内职务。只用了一个小时即审判完毕，十二时三十分，即押赴刑场执行。
绞刑架共有两架，是军阀政府从外国进口的洋贷。每次执行两人，从下午二时至五时，执行完毕。
第一个登上绞刑架的就是李大钊。他神色不变，就义前，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
“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他最后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在中共“一大”之后，李大钊负责中共北京区委和北方区委工作，先后担任区委委员、委员长和书记。在中共“二大”，他成为中共五位中央委员之一。最初当马林提出国共合作时，李大钊也曾想不通。但是，他仔细倾听了马林的见解，虚心接受。在西湖会议上，他是最早站出来支持马林的一个。他指出：中国国民党“抱民主主义的理想，十余年来与恶劣势力奋斗……从今以后我们要扶助他们，再不可取旁观的态度。”
此后，李大钊奉派执行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作为中共代表，他多次与孙中山会晤。李大钊直率地对孙中山说明，他是第三国际的党员。孙中山毫不介意地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在1924年1月国民党的“一大”上，李大钊成为主席团的五个成员之一，参与了国民党的核心领导。
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领导十万多北京民众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军阀政府下令开枪，死伤二百余人，史称“三·一八惨案”，震惊全国。
此后，李大钊遭到通缉，罪名是“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
1926年6月，李大钊作为中共首席代表，赴苏联出席共产国际“五大”。
就在李大钊被捕后的第六天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从此，形势急转直下，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到处捕杀共产党人。
（三）张太雷血染羊城
1927年，张太雷在中共的地位日显重要：四月，他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五月，调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不久，他成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五人小组成员；八月七日，他在中央紧急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十一月他奉派去广州，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并兼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为了扭转“四·一二”后的低潮，中共走向了武装对抗国民党的道路：八月一日，南昌响起了枪声，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在那里举行了起义；九月九日，毛泽东在湖南领导农民起义，后转入井冈山，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和革命根据地。
张太雷此时从上海南下广州，负责发动广州起义。
就在张太雷到达广州半个月后，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广州起义的炮声响了。
顿时，三路兵马齐出动，分东、南、北三个方向出击。每路兵马的最前头，都飘扬着鲜红的铁锤镰刀大旗。
两个小时后，广州便落入中共起义部队之手。上午六时，原广州市公安局的大楼上，高高挂起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红色横幅。
身为起义总指挥的张太雷，出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兼人民海陆军委员。叶挺任工农红军总司令。秘书长为恽代英。
第二天中午十二时，庆祝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召开。张太雷身佩步枪和毛瑟枪，衣袋里装着手榴弹，出现在主席台上。
张太雷主持大会，他大声宣告：“同志们，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
顿时，全场欢声雷动。大会在下午两点多结束。
张太雷刚刚回到起义总指挥部，得知大北门一带发生战斗。他与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罗乃曼一起登上汽车，赶往那里指挥。途经大北直街（今解放北路），遭到粤军伏击。密集的子弹朝汽车射来，张太雷当即血流如注。他只用俄语说了一句：“哎哟，可恶的魔鬼！”这成为他二十九岁生命的最后一句话。
（四）李汉俊遭捕后当天被处决
李汉俊原名书诗，又名人杰，湖北潜江人。中共一大后不久，由于对陈独秀、张国焘不满，并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自动退党。党的四大将他开除出党。
李汉俊脱党后，积极投入国民革命，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就在张太雷血染羊城之后的第五天1927年12月17日被桂系军阀胡宗铎逮捕，杀害于武汉。同时被枪决的还有詹大悲。
当天下午五时，李汉俊在汉口日租界家正与詹大悲下象棋，危浩生在一旁观看。突然，几个便衣密探在日本巡捕的陪同下，出现在李汉俊面前。
李汉俊的续弦之妻陈静珠正怀孕，见状声泪俱下。李汉俊自知在劫难逃，尽力安慰着妻子。
密探押着李汉俊、詹大悲和危浩生走了。
陈静珠赶紧叫了一辆黄包车去找到嫂嫂，向嫂嫂薛文淑哭诉。薛文淑急忙去找到李书城，急告李汉俊被捕的消息。
李书城也是为了躲避密探，住在一个旅馆里。他一听弟弟被捕非常着急：“你先回去，我马上就来！”
正是祸不单行，李书城未能救出弟弟，自己也被捕了！
李汉俊和詹大悲被捕后，先是押往武汉卫戍司令部，迅即押往汉口特别公安局。未经审讯，立即押往刑场，执行枪决。
李书城究竟是同盟会元老，在狱中被关押了一百多天，经冯玉祥、程潜等出面营救，才被释放。
中共“一大”之后，当陈独秀回沪主持中共中央局工作，李汉俊又与陈独秀产生明显的分歧。这样，他在1922年离开上海回到武汉。不久，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中共“二大”时，陈独秀曾致电请他参加“二大”，但是他托人将意见书从河南带至大会，自己却始终没有到会。随后便和陈望道等退出中共。党组织曾做过他的工作，根据马林建议，中共的“三大”在他没有出席的情况下，仍选他为五名候补委员之一。1924年，监于他自动脱党，中共中央便正式将他除名。他的退党与陈独秀的专横和张国焘的打击有关系。
李汉俊脱离中共后，曾在武汉大学教书，又任汉口市政府督办公署总工程师，北洋军阀政府外交部秘书。
在北伐军占领武汉之后，李汉俊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青年部部长。
然而，国民党右翼仍不放过他。桂系军阀、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下令缉拿李氏兄弟。从而使李汉俊和詹大悲死在桂系军阀手中。
解放后，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给李汉俊家属颁发烈士证书，写着：“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证书由毛泽东签发。
李汉俊牺牲20天后，妻子陈静珠生下一个女孩。李汉俊的前妻陈氏于1920年病故，生有一儿一女。到21世纪初，李汉俊的后代四代人中共有共产党员5人。
（五）邓恩铭“不惜唯我身先死”
邓恩铭，字仲尧，又名黄伯云，贵州荔波人。水族，“一大”代表中惟一的少数民族代表。
1918年考入济南省立一中，五四运动中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0年与王尽美组织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1921年初，又与王尽美共同发起成立济南共产主义小组。7月他作为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和王尽美一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成立了中共山东区支部，他成为山东党组织最早的领导者之一，为党在山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31年4月5日，邓恩铭被国民党在山东杀害。死时年仅三十岁。
在刑场上，邓恩铭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反动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 邓 恩 铭
和邓恩铭同时遇害的共有二十二位革命者。他和他的战友们在纬八路刑场上唱起了《国际歌》。他在雄壮的歌声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中共“一大”之后，邓恩铭回到山东，担任中共山东支部委员，支部书记为王尽美。
1922年，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2年7月，邓恩铭出席了中共“二大”。此后，邓恩铭到青岛工作，任中共青岛支部书记、市委书记，领导了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领导了青岛纱厂大罢工。
1925年11月，邓恩铭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受到重刑审讯。结核病又发作，被中共组织托人保释，在狱外就医。
1927年，邓恩铭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共“四大”。回山东后，接替病逝的王尽美出任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
王复元又名王全，曾因贪污中共活动经费，被开除出党。这时，王复元叛变，向山东当局报告了中共山东省委机关的所在地和活动情况。于是，1929年1月19日，邓恩铭和中共山东省委的一批负责人在济南纬十路庆余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省委党、团负责人何自声、朱霄、杨一辰、宋耀亭等十余人也先后被捕。他们被关押在济南省府前街的警察厅拘留所里，邓恩铭想方设法组织越狱。
4月19日晚第一次越狱，由于个别人擅自提前行动，仓促举事，除一人脱险外，其余的又被抓回。邓恩铭不灰心，又着手组织第二次越狱。邓恩铭与越狱指挥机构的其他成员经过周密研究，决定于7月21日下午越狱。
这天是星期日，晚饭后，邓恩铭直接指挥的第一队难友，乘看守开门之机，从囚室一拥而出，夺下看守枪支，迅速夺得第一道大门，接着，“当当当”钟声大作。按照事先的部署，身高力壮雇工出身的王永庆，身背患病体虚的邓恩铭与难友们一起往外冲去。惊慌失措的看守们，妄图举枪镇压，第三队难友用石灰粉、沙土和棍棒同时打去，一时石灰飞扬，棍棒齐下。经过短暂而激烈的搏斗，难友们按原定计划，冲上大街。由于难友们长期被关押囚禁，身体孱弱，穿戴又与众不同，再加上道路生疏，这次越狱走出十八人，只有六人脱险。邓恩铭因有病，体质差，第一个被抓了回来。
从此，监狱加强了看守，越狱已无希望。
他早在1917年7月所作《述志》一诗中，便已表示：
“南雁北飞，去不思归，志在苍生，不顾安危；生不足惜，死不足悲，头颅热血，不朽永垂。”
在狱中，他一直以“黄伯云”为名。敌人一直不知道他是邓恩铭，是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直到1931年春，在审讯时忽闻有人直呼他“邓恩铭”。原来新派来的审判官张苇村，过去与他相识，如今做了国民党的官。
邓恩铭自知余日不多，三月在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书信中，写下一首诗：
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
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1961年8月21日，董必武赋诗一首，悼念王尽美和邓恩铭：
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
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 何 叔 衡
（六）何叔衡沙场损躯
1945年为悼念老友何叔衡沙场捐躯十周年，谢觉哉写诗一首：
叔衡才调质且华，独辟蹊径无纤瑕。
临危一剑不返顾，衣冠何日葬梅花。
何叔衡，字玉衡，号琥璜，湖南宁乡人。
出席中共“一大”归来，何叔衡和毛泽东一起在湖南建立中共组织，出任中共湘区委员会组织委员。1924年任中共影响下的湘江学校校长。
1927年湖南军阀何健、许克祥制造“马日事变”后，何叔衡转入地下工作，来到上海，出任聚成印刷公司经理，暗中印刷中共内部文件及刊物。公司的“同人”有谢觉哉、恽代英、毛泽民、熊瑾玎。
1928年7月，与徐特立一起去莫斯科，出席了在那里召开的中共“六大”，然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
1930年7月，他从苏联回到上海。在上海他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几个月后，进入江西红区瑞金。在那里，何叔衡任中央苏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长、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临时法庭主席。
1933年冬，何叔衡蒙受了沉重的打击，被撤消了全部领导职务，在中央刊物《斗争》上点名批判他“右倾”。
实际上，他和毛泽东一样受到了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年近花甲的何叔衡被留了下来。
1935年2月，中共江西分局决定，年老体衰的何叔衡、体弱患病的瞿秋白、已经怀孕的项英的妻子张亮，由体力较好的邓子恢和周月林照料，从江西经福建前往香港。组织上给每人一百元港币及一些黄金，交由何叔衡保管。
当他们越过江西边界，进入福建省会昌县时，中共福建省委派了一支快枪队护送。
4月23日凌晨，他们来到上杭县濯田区水口镇附近的小径村。他们在这里休息吃饭的时候，惊动了当地地主的“义勇军”，被敌人包围了。发现了敌军，负责护送的快枪队开枪了，战斗十分激烈。
快枪队一边抵挡，一边护送何叔衡等突围，逃往村南的大山上。
何叔衡毕竟上了年纪，又是秀才出身，况且连日劳累，还未到大山上，何叔衡便给保安团追上了。一阵乱枪射过之后，何叔衡受伤倒在一块水田旁边。两个保安团士兵以为他已死去，上前搜身。何叔衡身上带着组织上交给的港币、黄金，看到敌人来搜身，奋力反扑过去。砰！砰！敌人连开几枪，何叔衡栽倒在地，从此再也没有起来，终年五十九岁。
瞿秋白被捕后，牺牲在长汀。
（七）杨明斋死因终于大白
杨明斋在参加了中共“一大”之后，又出席了中共“二大”。
杨明斋是中共创始人中重要的一员，李大钊赞他“万里投荒，一身是胆”，周恩来颂他为“忠厚长者”。他出生于山东省平度县马戈庄，在中共建党初期联络“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联络济南的王烬美、邓恩铭等，传播马列主义，筹备党的“一大”，做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一大”后，杨明斋在党内从事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党外参加“东西方文化”论战，后又赴苏参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组建工作。
杨明斋在中共“二大”后，日渐受到冷落，其原因可能在于他曾非常坚决地反对马林关于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建议。
1927年夏，得知中共在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之后，处境艰难，他坚决要求回国，正赶上张作霖宣战阎锡山时，他在中共北方局从事秘密工作。
回国之后，环境险恶，杨明斋不得不隐居北平。他埋头于著述，写出了近二十万字的《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书分上、下册，分别于1928和1929年出版。
1930年1月，杨明斋未经党组织的许可，在走私者的帮助下越过中苏边界，在伯利总政治管理局直坐了13天黑房，才得到第三国际许可，做了80页的报告书。书送上去后，在伯力扫盲站当中文教员。后来转到海参崴，在《红星报》和无线电台工作。1931年，杨明斋被当作“叛逃者”流放到托姆斯克当勤杂工。
杨明斋被流放的原因是他那“80页”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对自1927年以来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上的失误，以及中共党内连续三次“左”倾路线的批评。他强调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尤其是要注意工作上的方法和农民的组织。在流放期间他仍没有放弃斗争，一方面关注着中国革命的形势，一方面埋头著书，系统阐发他的意见。他曾考虑此书书名定为《社会生存本义》，或《伟大革命和伟大创作》，或《伟大破坏和伟大建设》。至1932年10月他给张国焘写信时，书稿已写出230页，完稿时将达500页。
杨明斋此时致信张国焘，是因为“现在第三国际公开了关于中国改造问题的政纲在各报上，我见了这个政纲后，不知怎么的不安于充军生活了。因此，请你顺便到第三国际里问一问，究竟为什么把我充军，我的报告犯了什么错误？得知后请给我一封信才好……”
可是，无论是张国焘（他此时已回国），还是王明（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或者第三国际的其他负责人，都没有理会杨明斋的质问和要求。
1933年至1934年间，此时正在苏联西伯利亚保卫机关工作的师哲，他从托木斯克保卫机关负责管理流放犯的人员那里得知，在被流放的人员中有一位叫杨明斋的中国人，生活过得很苦，脾气很怪，自称是老中共党人，曾给王明、康生写过信，但没有人理他，整天埋头读书，钻研哲学、政治经济学，并著书立说。师哲借出差的机会去看望这位中共元老，见他住在一幢楼房的底层，他足不出户，不娱乐，不和别人交往，自己做饭，每日三餐只生一次火，日子过得十分清苦。师哲与他交谈，劝他与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团联系，告知他代表团团长是王明。可是，这位当年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负责总务工作的杨明斋，根本瞧不起那时还是中山大学学生而今一跃成为中共显赫人物的王明。他认为王明是个乳臭未干的娃娃。师哲笑着劝他说：“我们在莫斯科时，称王明为小鬼，可是他现在是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还是依靠组织解决问题为宜。”杨明斋愤愤地说：“决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更不愿向他人求助。”
1934年8月，杨明斋流放期满，来到莫斯科，在一家出版社当投递员、誊写员、校对员。
8月16日，杨明斋向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写信，要求回国工作，未准，又埋头他的写作了。稍后杨明斋又提出要求恢复因流放失去的中共党籍，王明拖着不办，又一直未果。
1936年苏联开始了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并很快造成严重的扩大化。1937年杨明斋被认为是“动摇分子”被捕过一次，不久被释放。可是，1938年2月7日，莫斯科内务部以捏造的“日本间谍、托派恐怖分子”罪名，再次逮捕了杨明斋。杨明斋这次以沉默相抗，于是未经诉讼就被判为死刑，于5月26日惨遭杀害。
中共的一位元老就这样冤死在苏联。
（八）马林死于法西斯屠刀
马林对于中共有两大贡献：一、帮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二、制定了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战略，使中共得以迅速发展。
1923年6月，中共在广州召开“三大”，马林自始至终参加。中共“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贯彻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
1923年10月，马林被调离中国。1924年初，马林回到了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由于意见不合，当年四月，马林向共产国际辞职，回到了祖国荷兰，参加荷兰共产党的工作，担任码头工会秘书。
马林虽然远离中国，仍然非常关心中国的命运。1925年与到荷兰出席国际运输会议的罗章龙相遇时，他对罗章龙说：“中国是农业大国，无民主习惯，推翻一代统治者在中国历史上极为平常，但要建立民主制度却有重重困难。唯有通过工人运动可以接近民主，纵有困难，不宜灰心，舍此以外通向民主的道路可谓徒劳！”
一年之后，斯大林在共产国际及联共（布）开展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马林站在托洛茨基一边，使他再也无法在荷兰共产党内立足，于1927年宣布退出。
不过，1938年当托洛茨基组织第四国际时，马林拒绝参加。
1940年，德国法西斯侵吞了荷兰，马林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之中。
1942年3月6日，马林终于落入了德国法西斯手中。马林在狱中坚贞不屈。 马 林
1942年4月14日，马林视死如归地倒在德国法西斯的枪口之下，终年五十三岁。
(九)尼柯尔斯基被错杀
尼柯尔斯基
尼柯尔斯基和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到中国，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在出席中共一大的15人中,14人的履历、照片和人生故事，都一清二楚，惟有尼柯尔斯基，成了一个谜团，几乎无人知晓他的模样、他在故事。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里，就是缺少他的照片和事迹介绍。
1987年，苏共中央一位书记应中共中央邀请访华，回国后，他交给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一项任务：寻找中共一大参加者尼柯尔斯基的生平材料和照片。
直到2006年，卡尔图诺娃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帮助下，终于揭开了尼柯尔斯基的传奇经历。
原来，尼柯尔斯是军人出身的弗拉基米尔.涅伊曼.阿勃拉莫维奇的化名。他生于1889年,1921年成为俄共(布)党员。不幸的是，1938年，他因莫须有的“间谍罪”被捕，很快便在哈巴罗夫斯克被枪决。1956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为他平反昭雪。
2007年6月29日,来自俄罗斯的参观者、远东国立大学历史学教授阿列克赛.布亚科夫,要求面见“一大”会址纪念馆的领导，称手头持有尼柯尔斯基的照片。
原来，阿列克赛去年曾经来沪参观过“一大”会址。当时，同胞尼柯尔斯基留下的那片“空白”，给他带来震撼。回国后，他做了大量工作，终于，鄂木斯克州档案馆有了让他喜出望外的回函，一张光盘中，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尼柯尔斯基人事档案封面，另一张是带尼氏本人头像的履历表。档案馆中还有尼氏的几十页文字资料。他的本名与化名均有明确记录，其自传中还披露自己去过上海工作。
2007年8月，一个来自蒙古的电话，让一大会址纪念馆领导再添喜色：他们也找到了尼柯尔斯基的照片。
原来，2006年的4月、9月、10月，蒙古国研究共产国际历史的著名学者达西达瓦先后赴俄，在与尼氏有关的数家档案馆、博物馆，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尼氏的生平事迹渐渐清晰起来，并在鄂木斯克州的专业档案馆终于发现了尼氏的两张照片。
2007年9月12日，达西达瓦把照片拿来了，两张照片中，一张与阿列克赛提供的尼氏在上世纪30年代的照片完全一样，另一张则是新见，是尼氏在上海20年代的英姿——离他参加中共一大的时间更近。
很快，在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15位参加者的展示图片,那个醒目的空白不复存在了。
近来有资料说，尼科尔斯基是苏俄间谍。当时，为了准确选择和确定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未来中国盟友，苏俄需要准确而全面地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因此被派往中国开展工作的人员往往是复合型特殊人才，他们不仅执行共产国际交办的任务，而且还履行赤色职工国际赋予的使命，同时他们又是一名苏俄情报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