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虽然疆域辽阔，但有30%的国土不具备居住条件。剩余的70%的国土虽然具备居住条件，但因为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导致人口相对集中于东部地区，而在东部地区，又以京、沪、穗、深为中心形成几个人口相对集中的集团。这种人口分布不均衡的状况使得少数大城市的住房问题成为无法解决的问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出于“发文”的习惯思维，认为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发文”理顺，所以，从2004年至今，各级政府都热衷于“发文”，一个部门发文不奏效时，就几个部门“联合发文”，试图通过加大“发文”的力度来强化效果。结果是，从2004年至2011年间，各级政府发文成山，但中国的住房问题并没有解决，相反，在几个中心城市中，住房问题几乎成为撼动政府公信力的炸药包，政府谈房色变，老百姓谈房也色变，全国上下都是谈房色变。温氏组阁以来，似乎深知民生之苦，误以为“房价”是老百姓住房问题的要害，于是，又追发了一大堆“文件”试图“扼制”房价。但是，从2008年至2011年，北京的房价不降反升，涨幅超过100%。这种情况说明，房价不是解决中国住房问题的要害，要害在于人口资源的分布和住房资源的分布如何达到相对均衡。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鼓励生育，结果是短短20年间，中国人口从4亿窜升到7亿，人口增幅达到75%。这在世界各国以及中国历朝历代都是罕见的。无论当时的中国政府鼓励生育的原因是否合理，但结果是人口增加了，但社会资源却相对减少了。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又强制实行计划生育，试图把人口的增幅降下来，但中国的人口基数已经降不下来了。可以说，现在的住房问题、入托问题、入学问题、就业问题、交通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以及人口质量问题的根源都是上个世纪中期鼓励生育的政策带来的副作用。

住房问题表面上看是房价太高，老百姓买不起房子，而买不起房子的根源并非是价格，而是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即使北京的房价降低到每平方米3000元，住房资源仍然会集中到少数拥有资金实力的人和机构手中，仍然不能实现人人买得起房子。所谓人人买得起房子，实际是人类的梦想，不是现实。发达国家做不到，发展中国家也做不到。利比亚的卡扎非似乎是做到了，但利比亚人口小国，房屋资源的供需矛盾相对缓和。但在利比亚也仍然存在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状况。中国的现实和利比亚不能比，我们疆域广、人口多，且分布不均衡，于是，中国的住房问题实际成为少数大城市的负担，而不是全国的问题。半封建半殖民地时的中国社会中，城市人口中只有3%左右的人具有房屋的产权，97%的人口都是租房，而那时的住房问题似乎并没有困扰当时的政府和老百姓。那时的情况会说明，即使是在社会动荡、社会保障提阿建很差的时期，租房也没有成为动摇当权者公信力的要害因素。而在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了，社会保障相对健全了，租房反而成了“隐患”，所有的人都在为“产权”奋斗。这不是意识问题，是政策和法律问题。实际上，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用很短的时间把全国的住房私有化了，而且，有通过各种政策把住房资源变成了增值最快的财富，最终导致少数中心城市住房出现危机。这个责任完全是政府的政策和法律导向出现了问题，而不是市场出现了问题。

现在的政府可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抓保障性住房。但长达30年的欠债需要更长的时间偿还。简单地喊降价不仅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出现原本紧缺的住房资源更加集中于少数人，导致社会矛盾更加激烈。我不是悲观主义者，但我不认为解决了房价就解决了住房问题。这就如同家庭轿车的价格并不贵，但由于家庭轿车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却日趋激烈，不仅是道路交通问题，家庭轿车在中国仍然不能普及，仍然不能做到每个家庭都买得起一辆或两辆汽车。难道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平均每个家庭不能拥有一辆汽车老百姓就不能生活吗？如果我们不能做到每个家庭拥有一套住房的产权，难道就一定是民不聊生吗？其实，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根本问题是要解决房屋居住权（或使用权）的法律保障和政策保障问题。中国政府实际上是暂时拿不出那么多资源来实现房屋居住权的保障，所以，只能通过房屋私有化来让达到暂时的平衡，但这种平衡时完全靠不住的。少数人拥有房屋产权并不能维系社会的长远稳定，相反，少数人拥有房屋产权比然导致国家对房屋市场的控制力衰减，最终导致更激烈的社会矛盾。现在京、沪、穗、深几个大城市的住房问题实际就是一个警示。如果政府仍然固执地认为降低“房价”就能解决住房问题，将来的问题就会更多、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