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连宁：怀念毛泽东：好了疮疤忘了疼

 

问一问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尽管不满现状，但是否愿意回到过去？”我想，我有十拿九稳的把握，记忆健全的老人，回答都会是一个字：“不！”

 

为什么？为什么过来人不愿重温毛泽东时代的生活？太穷？太苦？太惶恐？挨整？不自由？答案可能很多。但我想来想去，正确答案可能只有一个，就是：那个时代，对基本人权的剥夺太多。

 

你可能马上会反驳我：“胡说！不是说那个年代比现在公平多了吗？不是说那个年代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吃穿住行有保障，而干部清廉没特权吗？怎么成了剥夺基本人权太多了？”

 

我对你的答复是：撇开扭曲的历史宣教不说，好了疮疤忘了疼的健忘症，其实有着生物学、心理学基础。就是说：人体感官会选择性地篡改记忆，通过缩减以致丢弃痛苦经历，留存以致放大安慰经历，把原本创巨痛深的身心亲历，化作一场值得珍惜的温馨旧梦。

 

老革命的南征北战史，下乡知青的青春无悔史等等，都是打哪儿来的，就打这么来的——明明是充满了恐怖、劳役、饥饿、禁锢与不安的亲身经历，却被不满权力腐败、市场不公与贫富悬殊的现实否定给篡改了、美化了——就这样，毛泽东时代成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大家各得其所、皆大欢喜，百姓安居乐业、普天同庆的旧梦。

 

于是，奥威尔在《1984》里揭示的“双重思想”，铸就了众多过来人的健忘症。什么叫“双重思想”？就是相信黑即是白的思维能力，也就是能“同时拥有并接受相互矛盾的两种信念的思维能力。”记忆的假象遮蔽了历史的真相，好了疮疤忘了疼，创造出借怀念毛泽东争夺既得利益的虚假的宏大历史叙事。

 

还是让史实说话吧。马斯洛的有著名的人类需求五层次之说，从低到高的排序是：生理需求的层次；安全需求的层次；爱与社交需求的层次；个人尊重的层次；个人实现的层次。比照这五个层次来看,毛泽东时代，是个几乎剥夺从高到低各个层次需求的时代。

 

最高层次的个人实现，能做到吗?做不到.你是驯服工具,是螺丝钉,是铺路石,是一块组织上想往哪搬就往哪搬的砖,谈何个人实现?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都不安全，都不能善终,普通人，遑论个人实现?

 

次高层次的个人尊重，能做到吗?做不到.那是个冠名权(帽子)和肢体语言(棍子)满天飞的时代,“落水狗”“小爬虫”不是最难听的,挂破鞋,抽耳光也不是最难受的。那些把名誉看的比生命重要的高洁志士，只能自杀。据披露，运动来袭时毛泽东会预见到一批人自杀。他曾不止一次对拜见者说：“这次，大概又得有几千人自杀了吧?”

 

下来的层次,爱与社交的需求更做不到了：爱心只能上缴给党和领袖，防范、戒备与仇视才是日常功课。那种天天排队、集训、办班、开会、交心的社交，你更受不了。人际之间相互监督,一句话说错，有人告密，就会大难临头.那年头，能安心独处或当逍遥派，会被人羡慕。

 

起码的层次：安全的需要，注定做不到。相信自己在家烧日记、烧书、砸“四旧”的事，大家都干过。“被揪出来了”，是亲友间最担心的事_____开会时，会突然高叫“把某某某揪上台来”,没准，就是该你倒霉了——要整谁，用当时的话说，都是“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的。至于上班、上课时，被叫去问个话，训个话,只算个毛毛雨吧。

 

最低层次的，生理的需求，那时也无法满足。我知道，饥饿感会让我啃铅笔,会患12指肠球部溃疡。营养不良，会使母亲肝损伤,64岁就殁于肝硬化。我知道，从小的玩伴，都是鼻涕趟过河(流进嘴里,穿不暖，冻的)，身上长虱子、长癣的(没有洗澡条件)。我知道，犯什么错误，都不要犯“作风问题”。革委会保卫部的判刑布告上，都有一大串“通奸犯”。而红卫兵的暴行，就和性压抑有关。

 

古人也有类似人生欲求层次的论述。认为人有六欲，分别为食欲,性欲,长寿,安逸,愉悦和尊荣.“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吕氏春秋.贵生>).全生，就是六欲都能满足,亏生，就是只能部分满足.而迫生还不如死.所谓迫生,就是六欲皆不能满足,“皆获其所甚恶者,服是也,辱是也。``````故曰迫生不若死.”这里服，指服劳役,辱，指受侮辱。

 

古人认为，正当欲求全不能满足,还要服劳役和受侮辱,就是生不如死。读这些典籍，不由我不联想当年。我想按字面意义，把“迫生”理解成被强制过某种生活——或按领袖意愿（如胡乔木、胡绳说，挫败，是毛泽东为了人民而探索、实验的失误；而史实则是，毛泽东似乎始终知道，人民并不喜欢那些“探索与试验”），或按主政者的设计蓝图。我认为，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强迫人民过其本性本不愿过的生活，大约就能叫“迫生”。

 

当然了，“迫生”的特例，什么年代都有,而我们不得不悲悯的是，那个年代大众化的常态：一想到众多终年辛劳，却被高征购掠走粮食而“闲时吃稀”(毛泽东语)的社员,一想到几十万没受过军训，便长眠在朝鲜的战士,一想到众多海外归来却报国无门，被罚苦役的知识人才,一想到众多长年分居两地(避孕药叫做“探亲一号”)的职工,一想到众多父母因忙得无暇顾家，而酿下的孩子悲剧,一想到众多在“与天斗,与地斗”的蛮干事故中死伤的人,一想到8亿人，只有8部戏,一想到众多在百般挫辱下自杀、致残或精神失常的人；总之，一想到亿万普通人的时代命运，我就不免黯然神伤。

 

林语堂说，人生好比赴宴,能吃饱喝足才死而无憾。而当年，未能体验人生乐趣就早早夭折的人何其多?虽幸存下来，但心灵伤残或至今“灵魂出窍”的人何其多?

 

反省使我们发现，全民族一度”返祖”,复辟了原始状态,被唤起了人性中的野蛮。不止是法律废弛得差不多了,也不止是下层造反打翻上层的“权力财产再分配”;不只是武斗取代了文斗，流血取代了口诛笔伐，也不止是“要么座上客，要么阶下囚”的你死我活；不止是扯个旗成立个“兵团”，就有夺权和被夺权的便捷，也不止是领袖们“红得发紫又紫的发黑”的“走马灯”；不止是这些荒诞剧，空耗了相对过量人口历来稀缺的资源，也不只是其虚掷了几代人的学业、事业和人生价值。我所说复辟了原始状态，是指不但要消灭分工和商品交易，而且，在学大庆、学大寨、学解放军过程中，极大地简化社会结构为“班排连营”，最后，简化为一个大王率领8亿子弟兵。

 

这种返祖，是对社会几千年越发育越复杂的否定，实在是对人类进化史的亵渎！我所说唤起了人性中的野蛮，是指唤起了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好不容易渐行渐远的同类相残、弱肉强食的暴力主义游戏规则，是指唤起了社会在发育过程中，好不容易摒弃得越来越少的丛林法则，山大王法则，山寨“土围子”法则，人身依附法则等低等生存法则——这种对原始生存法则的复归，也亵渎了人类文明，令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人蒙羞！

 

还有，“返祖”还指在暴力、谎言、告密、计谋大行其道时，对人类道德的亵渎。什么“红色恐怖万岁”呀，“革命就是暴动”呀，“斗则进不斗则退”呀，“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呀，“你不打他就不倒”呀，“警惕冻僵的毒蛇”呀，“痛打落水狗”呀，“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呀，“除恶务尽，斩草除根”呀等等，其精神残毒，至今留在我们这个民族体内，有一点气候就能萌芽。听今天愤青的语言暴力，就不难闻到狼奶的气息。

 

经过反复地“一斗二批三改”，全民族真的回到了类似部落酋长或氏族长老的“家族式国家”治下——毛泽东是全国唯一“洞察和掌握历史规律”的先知先觉的天才，“几百年几千年才出一个”，已由“灯塔”“领路人”“北斗星”上升为“红太阳”“大救星”。

 

毛泽东是全国最高的、唯一的政治权威（林彪和周恩来自称是他的好学生），他的话叫做“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全国人民要“牢记在心坎上，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

 

毛泽东是全国最高的、唯一的学术权威，哲学，政治，伦理，历史，经济，文化，宗教乃至文学，艺术（诗词书法）各个领域，领袖说话一锤定音，无人敢质疑；郭沫若为他注释诗词，钱钟书为他翻译著作，所有专家，都得按他的“立场，观点，方法”做学问。

 

毛泽东是全国唯一最富有的人，“郭鲁茅巴”等所有人的稿费（版税）都停发了，领袖是全国唯一拿巨额稿费（版税）至数百万元的人，唯一拥有最多别墅的人，唯一拥有最多警卫、服务员的人。还是全国唯一有旅行自由的人，唯一有言论自由的人和唯一有私生活自由的人。

 

一个“哲人王”就这样产生了。这种一人治天下的原始状态，不要说在现代社会无法想象，就是在明清以前的“温和专制”年代，也无法做到。但是，借助革命运动，却在20世纪中叶被毛泽东“以革命的名义”做到了，真的是震动世界，永载史册。

 

我下乡时（1969年）与学长合作，在大队部前神龛似的影壁上，画过著名的《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就是潇洒地臂搭大衣的巨人脚下，是云海中影影绰绰的全国山河一片旗海的那幅。费正清认为，传统中国山水画的特点，是人物渺小到微不足道。而革命运动，把传统改造为巨人耸立，全国人民还是渺小到只见旗不见人。这的确是“一个人站起来了，8亿人却围绕脚下”的一个形象写照。

 

这种纵向的中国历代无法做到，横向的世界各国无法想象的“史无前例”，当然，是由于一场绵延半个世纪的革命造就的、革命逐步造就了一些古代和国外都不具有的历史条件。比如，宣传“共产主义人间天堂”所产生的心灵统摄，和宣传使命神圣所产生的类宗教的奉献牺牲情结；比如，“一头散发不好抓，编起辫子就好抓了”（毛语）的多重严密组织，与全民军事化动员；比如，“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决定一切” 的“敌、我、友”身份划分，与“思想政治工作第一”的褒奖、惩戒驱动；等等。

 

其中，从不间断的恐怖主义震慑手段，尤其有效,运动的从不间断，就是明证。那时，像纳粹强迫犹太人佩戴大卫星，犹太人住宅、商店贴上标签一样，给人戴上政治标签，是分裂社会、煽动仇恨的必要手段。我戴过红袖章，老爸戴过白袖章——所有人都在政治标签下，扭曲了本性。

 

今天看来，上述的“史无前例”，中国历代的确做不到。做不到，是因为历代都没有当时从国外引进的那些革命理论，革命组织和革命手段，包括传播工具。而世界各国也做不到，又是因为，他们没有中国革命所背靠的传统皇权主义，奴才主义，“家族式国家”，（韦伯语）“上智下愚”等等文化土壤。看来，这场革命，无疑是引进事物，在“中国特色”改造下异化、变形的又一个标本。

 

我早就不相信，中国有过什么成功的民主主义革命了。因为，如果真的有过那种革命，就不可能发生这么长时间、这么严重的专政文化变相复辟，就不可能有8亿人认真重演领袖崇拜大戏。这就是说，曾有过的那些革命，都未能铲除中国社会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李慎之语）。而今天的变革，不但要补市场经济的课，更要补民主政治的课。这一点，相信多数人也能认同。

 

还有，红色中国在领袖旗帜下的一度崛起，是背离与对抗世界主流文明价值体系的。革命在国内，酿出了人道主义灾难，在国际上输出革命，输出对于反帝、反修、反政府的策动与支持，汇入全球甚嚣一时的极权主义、恐怖主义、暴力主义、民族复仇主义的浪潮。所干的事，往往是反自由、反民主，反文明，反历史和反人道的。

 

历史不可预设，却不妨可以假设。假设没有发生这些连串革命，假设革命没有造成这些连串恶果。那么，今天我们会是什么局面？起码，改革开放不会迟迟才有，加入世界市场体系会早若干年，民富国强的蓝图，也会早早展开。随着时间推移，这一点，看得越来越清晰了。之所以从这个角度提出问题，是为了避开仅仅追索毛泽东个人责任的狭隘，把问题摆到需要全民反省与清理的平台上来。

 

毛泽东去世后，高层两败俱伤没赢家的权争规则被放弃了。当年，毛泽东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周恩来的斗争，赢了权力输了道义。尽管他说“与人斗，其乐无穷”，但我相信，那种游戏规则，对谁都是无奈：你不整人，人会整你——高层不得不玩“争夺唯一那把餐椅”的游戏。

 

毛泽东深谙“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文化，那些被诬“反党”的人，恨不得把心挖出来，证明自己愚忠。我父亲平反后，首先把补发的工资交了党费。其实，“反党”成了罪名，本身就荒唐——不准批评，还叫现代政党吗？文明政治的规则应当是：“我们拥护可以反对的东西，而我们反对只能拥护的东西”（朱学勤语）。

 

无疑，毛泽东属于大智大勇的杰出人物。但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言：绝对的权力会“败坏良知，麻木心灵，使人失去对环境的理解力”。譬如，他晚年，执着于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说“8级工资制，商品交换”都该限制，显然，这是自说自话。不要说彭德怀、刘少奇比他务实，就说林彪、陈伯达被否定的九大报告，也是讲要以经济建设为主。而邓小平的治国理念，比他务实。

 

问题不在于个人智愚高下，问题在于，当时那个权力运作机制，太过原始简单，无法吸纳不同政见，更无法调节权力冲突。一个过于集权的制度，使得毛泽东越走越远，最终误了国家，累及自身。邓小平对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变坏有见解，提出过《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可惜未能做到，留给了后人。

 

尽管革命造成了不可原谅的生命虚掷、资源虚掷与历史机遇的虚掷，我们仍能理解托尔斯泰的话：“政府的主要罪过不在于摧毁生命，而在于毁灭了爱”。革命，自始至终建立在对仇恨的煽动上。这种对人性中最野蛮、最黑暗、最愚蠢基因的唤起，不但表现在“高层成员的道德水准普遍低于普通人”，（单少杰语）也表现在民众整体道德品行的跌落。

 

正如我在《人没有权利只受表扬，不受批评》一文里所说：“那是一个全民愚钝到蛮傻，暴虐到血腥，虚妄到乖佞的时代，绝对会稳稳赢得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基尼斯世界之最——对这一点，我颇有把握，敢跟任何人打赌。那年代，人性之恶被从魔瓶里释放出来。每个人身边，都充斥着揭发，告密，伪证，变节和背叛。反戈一击，成了值得欢呼的行为！宣布离婚或脱离父女关系，会带给人快感！每个人身边，也充斥着凌辱，刑求，冤狱和自杀。人们在伤天害理的兽行面前，丧失了警觉、羞耻和罪恶感。人性，在为自保而不惜相残的原始野蛮中，堕落得一败涂地。”

 

又如我在《打扫虚妄与欺骗》中写到的：“奥威尔《1984》里的真理部，确定党的三大纲领是：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愚昧就是力量，想必中国人不会陌生与讶异。回忆革命时代，把人从财产到精神都剥夺干净，叫做“得解放”，叫做“谋幸福”。回到常识，这些荒诞，无异于以毁灭求保全，用赤贫求富足，把禁锢当自由。如果加上一连串熟识的话语，我们不难重温一遍这些荒诞：解放就是先打倒“群专”，再平反。关押就是保护，奋斗就得死人。牺牲就是崇高，献身就是忠诚。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知识越多越反动，越穷越革命。贫穷就是幸福，吃苦就是快乐。革命就是暴动，有权就有一切。私心就是罪孽，谈情说爱是堕落。仇恨就是正义，身边总有敌人，等等。”

 

更惨痛的是，革命运动似乎深谙中国人自私、冷酷、嫉妒、相互猜忌与懦弱的民族劣根性，借力打力地四两拨千斤，调动出人性中最阴暗、最蒙昧、最野蛮的潜伏基因。当年那些燃烧并抛洒了几代青年热血的宏大革命叙事，今天看来，不过是煽动得下层民众妒火中烧，从偏见与嫉妒出发，用“打颠倒即公道”的办法，纠正尊卑、贵贱、贫富不均的社会弊端。

 

所以，革命不过是“傅立叶变态心理综合症”。每次，想到自己曾无比自豪、无上荣光所投身的革命，不过是“气人有”的小人心理大发作，不过是让好过自己的同胞倒霉遭殃，我就黯然神伤，不但怀疑自己的智商，怀疑自己的道德，还怀疑中国人自甘堕落。怎么讲？就是通过周期性的革命和准革命，不断把社会向下拉齐而不是向上看齐。人人往下出溜，最后难免汇齐在低洼处，酿制出酱缸文化。（柏杨语）

 

知道自己被愚弄了，这一点，对于反省毛泽东时代至关重要。当然，承认这一点，对于大多数人，很不容易。真正值得每个中国人扪心自问的是：为什么那么笃信不疑？甚至，为什么那么乐此不疲地全身心投入？毛泽东时代，政治生态畸形，社会道德病态。满口道义、满腹诡计的两面派大行其道；小人得志的前恭后倨、以怨报德，通行无阻；打断了脊梁骨的奴才人格，比比皆是；肝脑涂地、至死不悔的愚忠，倍受推崇；吓破了胆的苟且偷安，对于暴行与谎言的麻木，对于镇压、管制、株连、胁迫与欺骗的助纣为虐，甚至落井下石，都不罕见。

 

更为悲哀的是，由于这些年的淡化、粉饰与欺瞒，这些理念的虚妄、道德的堕落与人性的罪恶，至今得不到清理，得不到疗救，甚至连真相都得不到披露。这个需要几代人才能弥补的几亿失落灵魂的救赎，反证出那个时代对民族心灵的深重戕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革命的罪过不仅在于毁灭生命，更在于毁灭了爱。

 

由于从小能写会画两下子，我从小学起，就办专栏，写语录，画主席像。当了宣传干部，更是写稿子、做辅导地忙，青春活力，虚掷入时代潮流。回想起上学留下的教育结果，大致就是个“二值伦理”：革命好，敌人坏——比韩少功笔下的弱智人，强出不多（见《爸爸爸》）。

 

这种二值伦理，成长到青年，升华为“吾皇圣明，臣罪当诛”——就是今天看电视剧的人，还津津乐道的简单伦理——“吾皇圣明”，在当时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而“臣罪当诛”，在当时就是：“斗私批修”。检讨请罪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错误思想。

 

但愿这个有着几千年源流的低级伦理，不要再有现代版了。昨天看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恍如隔世。北京棉纺女工说，多织一尺布，就是支援了世界革命。我猜今天再采访女工，肯定不会说多织布，是为了占领世界市场，尽管这话，比当年那话还靠谱。

 

亚里士多德说“所有的革命都会滥用社会正义与公平”，我们身历的革命也不例外。当年民众的翻身解放感和感恩戴德的报恩心，曾被滥用过；泛滥的雄心和豪情，也曾浪费过。贺敬之曾高吟“圣人出，黄河清”，可黄河现在更混浊了。“芝麻油，白菜心，想吃豆角嘛抽筋筋”的陕北民歌，被改编成“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寄托了多少苦难民众的期盼与愿景。然而，中国民众还是孩子般地幼稚了。

 

我以为摆脱幼稚，不能唱再《东方红》，还是要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