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已查实的河北香河县土地违规问题，河北省监察厅等相关部门对9名相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给予香河县政府县长张贵金行政记大过处分，并建议经由相关法律程序免去其香河县政府县长职务；撤销周春华香河县国土资源局局长职务；给予香河县政府副县长闫再兴行政记大过处分；对其他6名相关责任人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或免职处理。（据5月24日人民网）

　　这样的问责，容易给人一种感觉，是在为近期深受人们关注的香河强征耕地事件画上句号。这样判断以理解的，毕竟，这些年，像香河那样通过“以租代征”等方式，经政府层层包装，来改变土地用途，进行大规模“圈占”耕地的现象，在中国广泛存在，包括前两年河南发生的“灵宝诽谤案”也是肇端于此。然而，却鲜少看到像此次样的问责力度。从这个意义讲，香河县长等9人被免职撤职，的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安抚公众内心的激愤。

　　这些问责固然值得肯定，但是，对香河强征耕地的反思却不应止息。必须承认，此次香河官员之所以会跟着土地流转倒下，并非常态监察的结果。众所周知，前段时间，香河土地违规流转，引来包括央视、新华社在内的众多媒体记者频繁深入采访，甚至出现新华社记者在香河采访被跟踪，遭遇盘问，面临安全威胁等问题，而当地警方对记者的寻求帮助置之不理。这一切，都激起更大的舆论风潮，使香河处于关注的风口浪尖上，从而使民意与权力的博弈获得主动，进而迎来相关问责举措。

　　这其实意味着，对香河强征耕地事件的问责，并不是对违规土地流转迎来了常态制度问责的胜利。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遗憾。要知道，对于中国这片广阔的土地来说，不是在哪里都能遍布央视、新华视的记者，也不是哪一起违法强征事件都能激起像巨大的关注风暴。但是，不论是哪一起土地违法事件，不论是怎样规模“以租代征”的侵占，又都是在上演权力掠夺民生利益的悲剧，都伴随着公民权利的遭受侵害。

　　不妨再来看看香河强征耕地的代价。据当地农民反映，政府违规圈地达万亩以上。而香河县常务副县长凌少奎承认违规、违法占地4000多亩。据央视分析，这起事件牵涉到的各方利益，粗算起来就有六方。可以说，现在这些利益主体多是输家。比如，农民那些被开发的土地已经难以复耕，房地产商拍来的土地停建也损失惨重，买了房子的人当然也是输家，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因此丢官遭遇问责的官员，尽管罪有应得，但也可以看作为输家。问题是，谁为这一切支付的代价来埋单呢？

　　“土地流转要尊重农民意愿，不能搞强迫命令”，不久前温家宝总理曾如此强调。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国务院、中纪委、监察部、国土部等部门都曾下发指令，强调土地流转必须依法进行。悲哀的是，在“土地财政”的巨大利益诱惑之下，许多地方权力都一头扎进强征的泥潭。这本身也印证了长期以来这个领域的问责失灵，已经不能在地方权力心中形成强大的约束力，一些地方权力已经习惯性地越过民主与法治轨道，向公众伸出利益之手。试想，香河在土地违规上陷得那么深，难道不是因为当地权力头顶长期并没有悬着制度化问责这把利剑吗？

　　由此可见，香河县长等9人因强征耕地事件被免职撤职，并不值得过度激赏，而应该引起我们更多的反思。特别是在支付巨大代价之后，如何合理赔偿那些失地农民，现在仍然存疑。为此，我们期待，对香河强征耕地的问责，能够作为一个重要的警示符，来唤醒在土地流转问题上的秩序重建，来激活制度性的常态问责，来让公权力真正止步于私权利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