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教授董藩近日发微博称，高学历者的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并对研究生提出要求，“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家）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对此，多数网民持批评态度，认为教师不应用金钱来衡量学生。

　　董藩教授的话很招骂，因为他把我们私下的

　　念想搬上了公共的台面。即便是微博，在公意的假面舞会上，谁要不高喊“道德万岁”，或者不假装是高蹈精神的粉丝，你就没资格谈什么“人生指南”。如果董藩识趣点，说“无论成功和失败，你们都是我的学生”，这境界就可以上“艺术人生”了。

　　我们不妨还原一下董藩的原话：“培养其财富意识是我工作内容之一，当然前提是合理合法致富。自己富了意味着创造了很多GDP、税收、就业岗位，社会贡献大，也帮助了低收入者，并避免自己、家属及亲属成为社会负担。”董教授只是强调了一下财富意识，若以为堂堂大学教授偏执到只认钱的地步纯属断章取义。其次，市场经济这么多年，创富能力与意识的激励竟然还未“脱敏”，这实在诡异。

　　而且，身为国内一流大学，如果培养的高学历学生不能为社会贡献对等的物质力量，这不是耻辱、不是失败，又能是什么呢？许多高校都打出百万年薪或配车配房的姿态来招揽人才———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投入产出比，国字号高校的成本基本是纳税人买单，在全民勒紧裤带读大学的当下，一流大学的高学历毕业生，难道不应该承载社会对其的物质期待？

　　“40岁的4000万”，只是一个虚指，借以论证“高学历者的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这个价值判断。那么，高学历者该不该贫穷呢？贫穷的高学历者当然有，也许还活得很好，或者甘之若饴，但如果凡事以“出家出世”这样的极端例子来论证，永远得不出一个普遍性的道理。当然，我们说的是当今的高学历者；同时，他们中并不包括一些为了祖国和人类的需要而无名无利地躬耕于特殊园地者。

　　古人早就看透了这个理：赵恒的《劝学诗》中说，“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然后才是“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有时候，道理其实很简单，爱人民，不等于就不能爱人民币；读书为了改变命运，不等于为悖逆世理人情。怪只怪我们的教育或者这个时代，多少有些人格分裂：基础教育的时候拼了命地搞奥赛，到了高等教育眼看着要出成果了，忽然又立起牌坊来，要“不沾铜臭味”。

　　更可怕的是：该赚钱的时候，它和你谈理想、谈情感；该底线的时候，它又只看得见利润和金钱。说到底，这就是规则阙如、道理不清的乱象。骂董教授的时候，我们也不妨问问自己：高学历者的贫穷真的值得骄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