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公路收费需要顶层设计
杨于泽

　　公路，在中国别号“收费公路”。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现在全世界有20多个国家存在收费公路，总里程约14万公里，其中中国有10万公里，大致十有其七。而照中国目前的政策，二级以上公路都可以收费，而这些公路正是“公共性”最强部分。最具公共性的公路收费，是对公路之公共性的极大讽刺。

　  最近几天，央视集中火力穷追猛打公路乱收费、乱罚款问题，说货物运费超1/3被路桥费吸走，说高速公路收费暴利超石油、房产、金融证劵业，说乱罚款一年4000亿元。其实都是老生常谈，之所以大家唠唠叨叨，是因为大家确实觉得不舒服。我们可以把这种唠叨称为舆论监督，但舆论监督能否推动对公路收费的治理，并不令人乐观。
　　乱收费的是政府，起码有政府的巨大利益，我们寄希望于政府来治理公路乱收费，就是一个悖论。有人会说，两个政府主体还是有所不同，乱收费的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治之，还是大有希望。但中国治理公路乱收费17年不见其效，决非偶然，它不过是证明了，在封闭的权力系统内部来解决问题行不通。

　　上级政府有治理乱收费的道义责任，而地方政府有乱收费的财政根由。在现有中央与地方的制度安排中，中央拿税收的大头，地方得小头；国家层面百事待兴，地方层面处处要钱，教育统筹、社保统筹、医疗统筹都要花钱，架桥、修路、建地铁等样样缺钱。钱从哪里来？主要是经营土地、经营路桥。上级可以发发文件，“原则上”反对乱收费，而客观上地方不得不收。政策效应就是，上级也治理了，地方也有所收敛，但还是乱收费如故。

　　中国的经济高增长不是无缘无故的，它是政府主导的，而被政府主导的，正是各种民间与社会资源，这是经济高增长的物质基础。比如当城市要发展的时候，人们提出“经营城市”，把路桥收费权、供水供气权、土地推向市场，获得“滚动发展”的资金。如果不让“经营城市”，政府之所谓主导，也就有名无实了。

　　对于公路乱收费，现在人们设想了三种治理方案，分别是撤并收费站点、政府回收经营权、降低收费标准。不管我们如何撤并收费站点，前提都是承认公路收费。降低收费标准吧，交通部又提出延长收费期。终极的办法是由政府埋单，回收经营权，实现免费化，但政府埋单不也是花纳税人的钱吗？

　　我们一面欣欣于经济高增长，乐于享受它的某些好处，另一面又反对“经营城市”，反对像公路收费这样的事物。这的确是人性的体现，政府的经营行为加重了人们的经济负担，使每个人必然地不快。问题在于，主导经济发展的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照顾到个体的感受，与我们在收费问题上达成某种妥协？

　　实际上，我们要的是经济增长与个体负担之间的平衡，经济要发展，但不能让人们出钱出力过猛，活得太累。各地政府追求的是高增长，作为增长的前提，政府必然加税、卖地、经营路桥。但经过30年高速发展，现在已是政府尊重人民感受的时代了，人们不想让自己活得太累，发展与增长必须人性化，这已经成为强大民意。现在该做的是，通过制度的顶层设计，使政府与人民感同身受，使两者的意志交集。

　　当然，治乱也是需要的，但在顶层设计解决前，各地政府仍将处于自在自为状态，治乱跟过去17年一样，不会取得实质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