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公众的道德观与高房价放在一起讨论，绝非牵强附会。先看下面一个例子。

几年前有个见义勇为的年轻人在长江落水，找来的打捞人乘人之危索要高价，媒体曝光后，大家既悲伤又气愤。在公众眼里，驾船捞人前趁机要高价，是缺德而不能被容忍的。于是一阵鞭笞过后，这一带的地下打捞行业被严厉打击。话说回来，落水是很小概率事件，但涉及的地域范围又很大，当地政府很难做出这方面的公益性安排。把乘人之危的打捞人消灭以后，再碰到落水的人，还能不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找到可以驾船打捞的人和船只？这是一个典型的、公众道德观和市场矛盾的案例。

高房价是在始于三十年前、住房市场化改革到今天出现的情况。

在计划经济时期，住房主要靠工作单位解决。大概是在1989年那个时候，笔者出差到位于北京建国路的某工厂联系业务，当时该单位刚刚在建国路南侧、国贸的对面建起一栋住宅楼。据说工厂里的普通工人要分到一房一厅的套房，须是五十年代参加工作的职工才可以。当时的感觉是，天哪，他们都马上要退休了。

计划经济时期每个单位分房，都要考虑许多人为设定的条件。从人的自私本性来看，要做到公平分配，非常困难。而且各单位、各部门的经济情况和社会地位不同，建设职工住房的能力也相差很远。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因素的推动，逼迫住房伴随着宏观经济改革，开始了市场化的演变。

虽然计划经济时期大家没房住，但公众并没有因此而觉得有什么不道德。住房市场化到现在，在80%的城镇居民拥有自己的住房、剩余20%的居民住在单位提供的住房或自己租房居住的时候，许多人把高房价与道德联系到了一起。眼下，高房价正变得不被公众容忍。

再看高速公路。当我们出行的时候，一边抱怨着高速公路的高额收费，一边享受着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带给我们的便捷和舒适。高额收费确实有问题，但没有高额收费，今天从厦门驱车到龙岩，可能不是两个小时，而是要在山路上盘旋五个小时左右。

因为有了合适的市场化环境、房价的增长，带来了房地产行业的增长和竞争促进：城市住宅快速建设，人均居住面积快速增加，以及越来越漂亮的建筑外观和小区花园。当我们越来越享受更好的居住空间的时候，对逐渐高涨的房价的诟病也逐渐增强。应该承认高房价有问题，但没有现在的高房价，也就没有目前城镇80%的自有住房、和那么多可供出租的房源。

说高房价者，很多都是有房的人、而且他们不一定眼下要买房，是市场的局外人，他们发自内心觉得高房价是不道德的，应该打击高房价。但公众的道德观，有些时候和经济学的市场规律相矛盾。再比如说高利贷，大家都憎恨。但打击高利贷市场后，事遇紧急的时候，可能就贷不到救命款了；或者，因为被打击，高利贷生存受影响，市场萎缩，高利贷的利息变得更高了。因为公众认为不道德而消灭高利贷，其实是堵截了紧急时需要贷款的人的活路。

公众的道德观之于高房价并没有错，但高房价也并非市场经济的错。这个矛盾，需要理性疏导，而不能火上浇油、或干脆改变住房体系的市场化方向。

眼下热火的保障房建设应该是应一时之急、弥补过去的欠帐。政府的财税体系不支持长此以往的、大规模的保障房建设，应建立保障房建设的长效机制。总的来说，住房市场化应是大方向，保障房是住房市场化的补充。真要把保障房当成社会住房体系中的主流，住房的市场化改革就算回到了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