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村民拍村民：外面的人该怎么看我们啊！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陈军吉   2011-04-07 09:40:48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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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美国女人无偿为黔东南月亮山区的一个寨子修了一所学校。寨里的头人坐在一起开会，觉得无以为报，决定把一件百鸟衣送给她。他们不知道，这个美国女人修学校的目的就是为了换百鸟衣——当地没人愿意卖。

　　3月23日，第五届云之南纪录片展在昆明举行，“社区影像”单元展映中，从一个叫“乡村影像计划”的活动里脱颖而出的作品，全部由少数民族村民自己完成，其中一部就是摩梭村民拍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类似于“美国女人换苗寨百鸟衣”的故事。

　　云南社科院2000年发起了“社区影像”的核心理念，与福特基金会合作，把摄像机交给云南中甸、德钦三个村子的藏族村民拍摄。2005年，吴文光开始了“村民影像计划”；2007年，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进行了“乡村之眼”培训，“乡村影像”、“村民影像”的概念逐渐被接受。

　　这些项目几年来的成果，在这次“社区影像”单元首次面向公众大规模放映。以前，一个民族的思想和理论不为外人所知，他们也没有对外说的意识。现在，摄像机给了他们把这些东西说出来的可能。

　　摩梭村落：祖母房卖了

　　泸沽湖的偏僻处，常有国内和欧洲、美国、日本的电视台来拍风光民俗，还有拍电视剧、电影的，一两个星期来就会一群。落水村村民尔青好奇地去看，发现很多是对摩梭人的误解：他们主要对摩梭人的走婚感兴趣，觉得摩梭人像原始社会一样可以随便乱走婚。其实摩梭人的走婚很专一，绝大多数伴侣都是终生的。

　　落水村是旅游区，村民有给游客划船、牵马的，先入为主的记者们过来，老想证实走婚的传说，问他们半天这些问题，得不到就会很扫兴。知道记者想要什么，村民就开玩笑地说可以乱走，是怎么怎么走的。记者满意地走了。

　　为了让村民知道外界怎么看自己，2006年，尔青办了一个电影节，放了搜集来的二三十部有关摩梭人的片子。村民这才发现，玩笑话都被播出来了，还一板一眼打上了自己的名字，猛然感到：“不能乱说啊！”很多人开始想：外面的人这么看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对外界表达自己的文化，怎么保护它？尔青2009年完成的第一部作品《离开故土的祖母房》，试着回答这些问题。

　　片子讲一位摩梭青年卖自家祖母房前后发生的故事。买主是美籍华人唐女士，她想保存摩梭文化，把祖母房运到北京展览，选中了泸沽湖相对偏僻的古老村落里家咀村。第一次来，整个村子都不卖。第二次来，买到了一间，10万块，修两三间新祖母房的价格。卖房子的是在外面工作过的年轻人品初，他在旅游区认识了一个香港女孩，两人成了男女朋友。品初是摩梭人中第一个卖祖母房的。

　　祖母房在摩梭家庭地位非常高，老祖母睡在这里，孩子也在这里出生。摩梭人崇拜火，认为祖先的灵魂就栖息在祖母屋的火塘上方。一日三餐前，食物要先放在火塘上方的锅庄石“冉巴拉”（灶神）前祭祖。品初的母亲不愿意卖房子，跟他吵过很多次，后来终于忍不住，在买家面前哭了。当被问到为什么哭，她说，她想爸爸妈妈了——她也是在这里出生的。但房子还是卖掉了。拆房子时，经年灰尘簌簌而落，房梁上的木头被卸下。为熄火，母亲只能在不能浇水的火塘上浇了水，对着空中说：“你们被烟熏了。”又喃喃自语：“保佑我家的神灵，会跟随祖母房远去了。”家人不愿把屋顶的镇邪器、屋里驱邪的羚羊角给外人，这些最重要的东西留下来了。买方觉得它们不值钱，换成新的就好。

　　卖祖母房是很不好的事，品初慢慢感觉到别人的议论。快去北京搭祖母房时，他有些后悔，找借口想不卖。但协议已经签了，他只好和几个村民一起到了北京，在一个艺术区搭起了房子。

　　摩梭人的家由一圈房子组成，除了祖母房，还有经堂、花房、关牲口、住人的地方，在乡间和周围环境很协调。而北京的艺术区很高，孤零零的一座祖母房蜷在那里，又矮又小。旁边还立起了一个铜像，是和唐女士合作的荷兰女艺术家塑的自己。给铜像穿摩梭人衣服时，村里的木匠对尔青耳语：“好像在摸死人。”——摩梭人只有人死了，才会这样洗一遍穿上衣服。尔青觉得艺术家是在自我崇拜。她还给铜像穿上了一双崭新的登山鞋。

　　开展那天，有参观者来问品初：你们这种婚姻能过一辈子吗？你老了走婚走不动了，对方是不是会再找一个？问的人完全不了解摩梭文化。还有很多外国人来，现场充斥着英语。一个懂摩梭文化的老外若有所思地看着他：“嗯，你还是感觉不舒服。”品初答：“有一点点，”很快走开了，他其实很难过。

　　片子拍完放给村民看，大家都很沉重，感觉到自己的文化在流失。品初也看了片子，没说什么。尔青想，自己的片子对他可能是一种伤害，“不止是泸沽湖，到处都是这样。其实他有很多自己很难的东西，可能我的片子太批判了。”他也把片子给了唐女士：唐女士觉得自己在保护，这是一种文化差异。

　　一年后，唐女士方面打电话来：房子有虫了，怎么办？尔青说，一生火就没事了。但北京的艺术区不准生火。摩梭人家一日三餐都在祖母房烧饭，烟熏后木头越来越硬，刀都砍不进去，防潮防虫，可以用几百年。“只有那个环境，才有那个文化。”尔青说。

　　云南苗寨：麻没法种了

　　在27岁的云南文山州青苗侯文涛记忆中，麻（当地种的是火麻）是1997年被禁的：因为麻可以提炼毒品，政府不让再种。慢慢的，老人没有原料教年轻人纺线，年轻人不再用麻做衣服，传统的纺织工艺就快要失传了。

　　但麻是当地青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平时可以穿棉布、化纤衣服，去世时必须用麻的寿服、草鞋、盖脸巾、枕巾入殓；女人要有麻布绑腿。如果这些都没有，至少要有一根麻线，一头拴在死者拇指上，一头拴在要杀的鸡身上“交”给死者，告诉他：当这只鸡在阴间一叫，有一只鸡会回答它，那只鸡的主人就是老祖宗。

　　极少数人曾偷偷种麻，但那时麻的种子已经很少，偏僻的地方最多保留一小碗，在菜地里随便撒一点，种一个车位的面积。因为大家都需要，村里人都不对外说。这么一点麻不够织布，只能做麻线。苗族老人很担心下一辈没麻用，死后归不到老祖宗那里，在阴间变成孤魂野鬼。

　　看到麻即将消失，侯文涛想，干脆从种麻、收麻，到剔麻、机麻……一样样用摄像机记录下来。他叫很多村民来家里讨论，村民们都说肯定不容易拍到了。侯文涛说，就因为难拍，才要拍。

　　他花了三年找素材，去问村里的老人和亲戚还有没有地方种麻，还有没有人纺线。文山苗寨很多，侯文涛一个一个去问，基本走遍了。

　　一开始没有收获。一天，侯文涛在屏边县的一个叔叔说，我们那里还有，你跟我去。屏边县挨着文山，叔叔从原始森林打鸟回去，背着火药枪，走的是毛毛路，80度的崖子，下面是深渊。下到谷底，再爬上去，到了山对面的一个村子，但村子里没有。到另外一个村子，又没有。后来听说，对面一个村子有——在之前翻下来的那个地方。又爬了一回崖子，终于拍到了织麻布的镜头。

　　村子里第一个找到的是一个精通芦笙的退休干部。他唱道：“麻线啊！麻线乱糟糟，像白鹅毛……”他说这是最好的歌，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现在会芦笙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很多不会唱了。

　　他带侯文涛找到一个老人，老人的麻布在织布机上十年了，十年间没人动过，都是灰。屏边也禁麻，但老人的独生子喝酒中毒死了，丈夫瘫痪，她要照顾病人，没有心情做麻，就保存下来了。老人穿着全套漂亮的麻布衣裙，套上腰机，织布给侯文涛看，拍了两三个小时。侯文涛觉得她太苦了，硬塞给老人100块钱。也有人主动要钱，直接说，先谈价钱吧；还有人不喜欢被拍，看到他拿起摄像机就骂，这时往往就拍不了。他拍的都是35岁以上的妇女，只有她们才懂纺织。十多岁的，织布机都没见过。

　　在文山，有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收一人半高的麻，她捋着麻杆上的叶子对侯文涛说：“我什么都做不动了，但是我要给你们种一点麻留着。我只种今年了，我死了种不种就随你们吧。”镇上的印染店老板说，麻布相当好染，机器布就不行。但现在都是机器印染，用电脑设计完图案一下就印好了。而以前从头到脚做一套苗族衣服，光手工就要一年。

　　拍完片子，有人建议片名叫“纺织工艺”。但它只能反映纺织的这部分，而最重要的是青苗去世之后跟麻的关系。最后侯文涛想到一个名字：“麻与苗族”。在村里放的时候，很多女的过来看，不会织布的说，“要来看看这个学一下。”会织的就说，又回到我们以前的日子了。

　　片子最后，侯文涛两个年过八旬的亲戚坐在家门口，拿出早就备好的全套寿服给他看：枕巾、盖脸巾、纱巾……全是麻的。

　　老婆婆让他看绑腿，说沿顺时针绑是活人的绕法，逆时针是死人的，然后沿逆时针一圈圈绕在自己右小腿上；把盖脸布盖到脸上，示意怎么遮住死者的脸；展开裙子，说上面的三道线代表着我们祖先从黄河流域过来时渡过的长江、黄河、红河。老爷爷则笑着穿上三层麻布寿衣：“你千万要记住，你们的老人以后也照这样办。”手里还在理麻绳。两位老人一点都不忌讳谈到死。这些东西备好了，他们就安心了。

　　侯文涛说，现在政府不反对种麻了，但是已经没人有麻的种子了。

　　青海藏区：高山秃鹫成朋友了

　　青海果洛州久治县有一百多种鸟：黑颈鹤、高山秃鹫、胡鹫、赤麻鸭、斑秃雁……白玉乡白玉寺的佛学博士扎西桑俄从小就很喜欢它们，不停地观察。他发现小时候在寺院看过的鹰、隼现在不见了：以前寺院烧牛粪，现在烧烟煤，猛禽飞翔需要高能见度，空气有污染就离开了。另外，以前黑颈鹤和赤麻鸭11月初已经飞到拉萨的温泉过冬，现在它们11月底还在。噪眉以前在森林生活，现在搬到了牧区；猕猴、中华猎羚……很多森林里的野生动物都搬过来了。“可能山区开矿的人多了，也可能气候变暖草场不冷了，它们就来了。”扎西桑俄现在和同寺的喇嘛周杰合作，保护藏族圣鸟高山秃鹫，《我的高山秃鹫》就在讲这些故事。

　　扎西桑俄和周杰经常爬到附近悬崖上观察高山秃鹫的窝，已经行走自如。一天，两只10-20天大的小鸟死了，怕它们有传染病，两人都不敢动。五十多公里处有一个五个县的大天葬台，天葬喇嘛说，它们是饿死的。以前他的天葬台常年有60-70只高山秃鹫，2005年后突然增加到300只了：没有吃的，它们都来天葬台找吃的。

　　高山秃鹫的食物被卖到城里去了。这一年，有人开始收饿死、被狼咬死的牦牛。藏民从来不吃饿死的牦牛肉，因为有细菌；狼牙有毒，被狼咬死的牦牛、羊不少人也不吃，都丢在原地。但后来牲口死了，不管怎么死的，都放到牛背上驮到镇里卖。前两年牦牛500-600元钱一头，今年涨到了5块钱一斤，一头大牦牛能卖两千多块钱。

　　商人多来自四川，小老板收了卖给大老板，小老板多是藏族，大老板全是汉族。肉有的已经腐烂，但他们还要，运到成都做牛肉干。“秃鹫可以吃烂的，但是人不能吃烂的。”扎西桑俄觉得无法理解。度鸦、胡鹫也靠这些肉生活，现在都在挨饿。

　　扎西桑俄的姐姐也收死牦牛，一年两千多头，生意最好时是3到5月：草原上的黄草吃光了，新草还没长出来，很多牦牛饿死。高山秃鹫也是这时饿死的多。它们最饿的时候，扎西桑俄去看，小鸟在窝里一动不动，用乌黑的圆眼睛安静地看着他。小鸟很可爱，但鸟爸爸妈妈不得不天一亮就离开小鸟，去300平方公里范围内找吃的，看起来很舍不得。中午飞回来，以前脖子里满满的都是肉，现在脖子空空的，只能喂小鸟一点口水。小鸟怕热，中午大鸟伸出翅膀给小鸟挡太阳，太阳落一点又去找。这样持续一个星期，小鸟就饿死了。以前高山秃鹫10个窝有10个蛋，现在10个窝只有4个蛋。再这样下去，有些高山秃鹫就不做窝了。

　　扎西桑俄和周杰为它们到处找吃的，运到相距十到三十多公里的6个点喂。一次一头黑牦牛从悬崖上掉下去摔死了，在一个快干涸的水塘里已经发臭，被他们发现了。牦牛很重，两人把绳子挂在面包车上，加大马力才拉出来，花了两个多小时。拖到喂养点，高山秃鹫很高兴，全部飞来看。他们把肉切成块直接放到它们窝边，减轻它们的负担；还去老百姓家要：“如果你家死了10个牦牛，留一个在野外可以吗？”家里有老人的就会马上答应。现在两人几个月要找一二十头牦牛，在老百姓那里要五六十头。

　　“我和高山秃鹫是朋友。”扎西桑俄觉得高山秃鹫认识他，知道他为它们做的事情。他甚至可以到窝里去看蛋有多重，摸一下小鸟，玩一会儿再放回去。“但白人（汉族人）这样做，小鸟的父母就不要孩子了，永远离开窝。”

　　有天他们找到一匹死马，切肉时一只高山秃鹫落下来在旁边看。一般高山秃鹫看见了肉会过来抢，但它不抢，悄悄坐着，看起来就像“谢谢你们”的意思。拿一块肉给它它就吃。两个人背着肉去另一处，那里的高山秃鹫知道还要分给其他伙伴，也不抢。

　　现在，扎西桑俄的姐姐每年会捐出五六头牦牛给高山秃鹫吃，都是好肉。这是出于佛教信仰，不能捐不好的东西出去。姐姐其实很愧疚：那是高山秃鹫的饭，她在这上面挣钱，这是一个坏事。不好的肉卖到城里给人吃，又是一个坏事，等于做了双重坏事。扎西桑俄拉姐姐去悬崖上看高山秃鹫的窝，她看了就决定每年捐出1万块钱——全部收入的近十分之一，给高山秃鹫买食物。

　　扎西桑俄还拉很多老百姓、生意人去悬崖上看，也把片子放出来，大家看完都不舒服。有的老百姓说：“以后再也不卖了！”还有个四川阿坝的藏族小老板用藏语骂扎西桑俄：“都是你！”开始他不知道，高高兴兴收肉，现在他发现生意不做不行，做也不高兴。后来，他也捐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