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首季对外贸易收支与居民消费价格的交叉分析

　　近来，在宏观经济层面有两件事情十分值得关注。一件事情是中国的对外贸易出现了近6年来的首次季度逆差。据海关统计，2011年1-3月，我国进出口总值800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9.5%。其中出口3996.4亿美元，同比增长26.5%；进口4006.6亿美元，同比增长32.6%。受国内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以及春节长假等因素影响，今年一季度我国累计出现10.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而去年一季度为顺差139.1亿美元。引发我国对外贸易出现季度逆差的因素很多，但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件事情则是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高企。根据国际铜经济刚刚发布的统计数据， 2011年3月份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尽管环比下降0.2个百分点，但同比上涨幅度却达到5.4%，创下32个月以来的新高，而1月份和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同比上涨幅度则均为4.9%。平均下来，2011年第1季度我国选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约5.0%。实际上，未及国家统计局公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之时，通货膨胀的压力就已经尽显无疑。因而，在4月13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就已经强调，要千方百计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把物价涨幅控制在可承受的限度内。

　　历史地看，贸易逆差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逆差的年份多，顺差的年份少。同样，通货膨胀对于中国来说也不是什么新鲜事。1993-1995年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上涨14.7%、24.1%和17.1%。目前来看，这两件事本身还够不上令人“惊诧”的份儿，而最令本人“惊诧”之处则在于季度贸易逆差与高通胀几乎出现在同一个时间段。之所以有兴趣特别关注季度贸易逆差与高通胀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是受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前不久一番话的启发。今年2月26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24次报告会上，央行的易副行长提出，贸易顺差过大是通胀的源头。此言一出，引起一片惊讶，因为这番话关系到这些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路子是否正确。

　　对于通货膨胀，中央已经给予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闭幕之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我们注意在抑制通货膨胀中，要管好货币。也就是说要减少货币的流动性，从根本上消除通货膨胀的基础。可是，怎样才能够真正做到减少货币的流动性？显然，在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仅要通过提高利率、央行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紧缩银根，也要从压缩外汇占款入手来控制货币投放规模，而以前过高的贸易顺差自然也会带来更大规模的外汇占款。从这个意义上讲，相信易副行长前不久提出“贸易顺差过大是通胀的源头”也并非空穴来风。只不过，在前段时间诱发通货膨胀的诸多因素中，贸易顺差这个因素在分量上也并不是最重的一个。

　　应当看到，无论从狭义货币供应量还是从广义货币供应量来看，我国每年需要有所增加，而刺激经济与调控经济的差别只不过体现在货币供应量增加幅度的大小方面。相比之下，我国的贸易收支状况有顺差，也有逆差，而即使贸易顺差规模再大，由此所形成的新增外汇占款在新增货币供应量中都只占到“小头”。历年如此。当然，易副行长不仅要看贸易收支，也要看非贸易收支，同时，不仅要看经常项目国际收支，更要看资本项目国际收支。对外贸易收支只不过是诸多种类国际收支项目之一，但如果这个项目外汇占款增加一点，那个项目外汇占款增加一点，加起来也会不少，也会为形成通货膨胀的货币基础“添砖加瓦”。就在国家统计局公布3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幅度的前一天，中国人民银行则称，2011年3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0447亿美元，同比增长24.4%。可见，即使贸易收支不给力，其他方面的国际收支也在使我国的外汇储备增多，客观上迫使央行要印制更多的人民币来收购这些新增外汇余额，通货膨胀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怎可能不加大。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资金平衡表(资金运用)”显示，2009年我国金融机构资金运用额为68.19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19.21万亿元人民币的外汇占款，占28.3%，而外汇占款在同期更易货币供应量余额中也占31.3%的比例。所以说，易副行长重视贸易逆差对通货膨胀造成的影响出发点是没有错的，但也要注意“度”的问题，大可不必将抑制通货膨胀的重心过多放置在减顺差方面。随着我国对外贸易出现了6年来的首次贸易逆差，当前特别有必要在抑制通货膨胀过程中另外寻找“靶子”。

　　对于央行来说，要分析通货膨胀压力的形成，必然需要监测贸易顺差所带来的外汇占款变化情况，这也是央行的职责之所在。不过，如果要想全面、准确地把握贸易收支状况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联，还需要使用两分法。固然，贸易顺差过大会从增加外汇占款方面增厚通货膨胀的货币基础，但现阶段在针对进口大宗商品依存度较高的情况下，如果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幅度过大，即使消除了贸易顺差甚至出现贸易逆差，也依然会加剧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只不过，这种从外部施加的通胀压力并不是走“货币基础”这一路，而是走“价格接轨”那一路。

　　前不久，国家统计局有关人士表示，今年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将大过去年。根据海关公布统计数据，2011年第1季度出现的贸易逆差与中国进口铁矿石、原油、天然橡胶、大豆、食用植物油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关系甚大。据了解，今年第1季度中国进口的原油价格涨幅达24%，铁矿石价格涨幅在59%，大豆、食用植物油价格同比涨幅分别为25%、35%，价格涨幅最高的天然橡胶，涨幅达到73%。甚至中国进口的废铜价格也上升了28%左右。现在看来，这种国际市场大宗商品的涨价很容易被国内所“接轨”。例如，伴随着国际油价上涨，国家发改委在国内成品油价格与国际市场“接轨”方面做出的动作看起来就很有效率。虽然不能说国内通货膨胀完全是由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传导近来的，但至少应当是一个主要因素。目前来看，这种传导的路线图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这就是在国际市场一部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直接传导至国内消费领域，如今年第1季度国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食品类价格指数同步上涨幅度高达11%，就包含了很小一部分直接传导。为什么说只有一小部分传导属于直接传导，主要是因为国内老百姓直接消费国外进口消费品的比例还不是很大。相比之下，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国内消费领域的传导过程更多体现为间接传导之上，也就是说进口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增加了国内相关产业的生产成本，而经过不断向下游传导下去，最终有相当一部分进口大宗商品的转嫁压力要由消费者埋单。事实上，就在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第1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化情况的同时，还透露，今年第1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7.1%，3月份上涨7.3%，环比上涨0.6%。在此期间，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10.2%，3月份上涨10.5%，环比上涨1.0%。看来，今年以来国内的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节奏要明显快于生活资料的上涨。不过，除了供应出口之外，生产者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无论经过多少增值环节，还是要体现在消费领域。因而，相对于较高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上涨幅度更大的生产者价格指数总会有很大一部分传导至居民消费领域，其中，有些属“急性”传导，刚刚公布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这种“急性”传导已经有所体现，而有些则属于“慢性”传导，结果要在未来数月中逐步有所体现。

　　现在看来，贸易收支状况对于国内通货膨胀形成所带来的压力是很复杂的。从前段时间来看，更多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的易副行长所言情形，但随着季度贸易逆差的出现，现在人们也需要考虑一下出现输入性通货膨胀的问题。事实上，无论是贸易顺差还是贸易逆差，或多或少都能够与通货膨胀扯上些关系，这些关系时而对国内通货膨胀起“火上浇油”的作用，时而对国内通货膨胀又会产生“泼冷水”的作用。至于如何判断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对外贸易收支状况对于国内通货膨胀形势所带来的影响，只需要搞清楚“火上浇油”作用与“泼冷水”作用在一段时间内谁重谁轻就可以了。

　　平心而论，易副行长的此番“源头论”如果加上必要的限定条件是能讲得通的。不过，在语言修辞上尚存进一步斟酌的空间。如果易副行长在此番“源头论”前加上必要的条件限定，如采用贸易顺差过大是“前段时间”通胀的源头，贸易顺差过大是通胀的源头“之一”、贸易顺差过大是通胀“一个重要的”源头等修饰性用语，则易副行长的话看起来会更加“天衣无缝”一些。

　　既然事实证明顺差与逆差都有可能带来通货膨胀，那么，对比了顺差之下的通胀与逆差之下的通胀之后不难看出，在越来越开放的经济环境下，要想在发展对外贸易过程中尽可能对国内通货膨胀少产生一些副作用，也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面对着前段时间顺差下的通胀，要尽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不再依赖粗放式的贸易扩张模式，更加强调要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另一方面，面对着当前逆差下的通胀，则要通过减少资源消耗、整顿大宗商品进口经营秩序、积极稳妥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以及实施“走出去”战略等方式，进一步强化我国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定价过程中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