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二)
刘少奇挨批 林彪外逃
王先金 编著
第七章 “文革”中的周恩来 (6)
“四人帮”激怒毛泽东
张春桥一伙在会上大气不敢啃一声，会后却紧锣密鼓开始了恶人先告状。
当晚，由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个字条：
“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
仅仅几个小时后，毛泽东就接见了张春桥、姚文元，并听信了他们一面之词。
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了一份《2月16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当晚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们整理的所谓“会议记录”，采取歪曲事实，断章取义的卑鄙手法，根本不可能全面真实地反映会议的情况。之后他们策划了一个阴险毒辣的阴谋：在口头汇报中要把毛泽东最忌讳的事作为汇报的重点，以激怒毛泽东。他们密谋策划后，由江青安排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当晚深夜听取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汇报。张、姚按事先同康生、江青密谋的一套办法，除了送上一份会议记录外，还添油加醋地诬陷老同志们，说谭震林气焰嚣张，陈毅在会议上攻击延安整风，说延安整风冤屈了许多人，这次文化大革命也将冤屈许多人。
张春桥进一步挑拨说，陈毅在会上大讲斯大林晚年重用赫鲁晓夫，斯大林在世时赫鲁晓夫吹捧得最起劲，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就焚死扬灰……毛泽东晚年最不爱听这种话，也最忌讳有人否定延安整风，反对文化大革命。听了这样的汇报，毛泽东果然被激怒了。毛泽东脸色阴沉，气冲冲地说：“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要想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
他们在汇报中还特意说到总理对《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有意见。
毛泽东雷霆震怒了。
2月19日晚，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但没有通知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参加。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批评了陈毅、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毛泽东说：我等了你们三天，你们不来。如果是这样，我回湖南，陈伯达去苏州，江青留在北京，让你们批判、枪毙。他还说，陈老总不是很想王明吗？把王明请回来做文革组长，你陈老总做副组长……
毛泽东最后说，关于这件事，我提议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党来解决。
接着从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政治局被迫开了七次生活会。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拿着毛主席19日晚的批评反扑过来，说什么“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最严重的反党事件”，“这是政变的预演，复辟资本主义的预演”等等。他们还诬蔑李富春家里和京西宾馆、西山是“黑窝”，攻击陈毅是“联络员”，谷牧和余秋里被康生“封”为“二月逆流的小伙计”。他们还声称“揪出二月逆流的黑后台”，妄图打倒周总理。
自此之后，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再也没有开过，原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讨论的重要问题都由中央文革决定。
当时，觉得问题严重的陈毅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恳切地要求见面谈谈，希望能面对面澄清事实，消除误解。以往陈毅几次遇到困难，写信向毛泽东求助，都得到了及时的支持。所以信发出去以后，陈毅抱了很大的希望等待。然而连等了两三天，未见答复。焦虑中陈毅鼓足勇气又写了第二封信，大约过了两天，盼来了回信。陈毅非常高兴，以为终于有了机会可以面谈了。拆开信一看，只见开头写了一段“历来犯错误的改也难”的话，结尾写了八个字：“见面有期，稍安毋躁”。毛泽东实际已拒绝近期见面把问题谈开了。
李先念的阳刚不屈，坚持真理，却赢得了毛泽东的赞赏。
1967年4月30日深夜，在“二月逆流”发生两个月后，毛泽东将李先念请进自己的书房，同时参加的还有周恩来、叶剑英。毛泽东指着李先念，笑着说：“你在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党的会议上讲的，是阳谋，不是阴谋……”一锤定音，李先念的政治生命上了保险。
“二月逆流”事件后，林彪、江青一伙对老同志、老一辈革命家的迫害更加变本加励了。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陈丕显经历了长达八年之久的囚禁生活。
元帅身边的“卧底”
几位元帅和副总理挨批后，毛泽东还是不放心，特别担心老帅们在军队中的影响。据《吴法宪回忆录》记述：
毛泽东不知道在批判了他们以后，这几个人在背地里有什么不满，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有没有转变。毛泽东想知道他们在西山究竟干些什么，就想派人去暗地里察看一下。
毛泽东先找到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刘素媛，让刘素媛告诉叶群，要叶群乘机把王秉璋送到西山，去和老帅们住到一起，看看那些老帅们在干些什么，说些什么，都有哪些活动，有没有串联？情况直接向毛泽东汇报。
后来，叶群就带着她的女儿林豆豆来到王秉璋的家，向他布置了这个任务。后来，林豆豆把这件事告诉了我。
后来，王秉璋通过我转给毛泽东的报告至少有两个。在报告里，王秉璋把他与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位元帅，大概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一起散步、谈话什么的，都写得清清楚楚。两个报告都说，老帅们在受到批判以后，接受了教训，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都有所转变，一致认为这个运动搞得好，对“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作用很大。
毛泽东看了这些报告，曾经批转给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的人传阅。
吴法宪在书中评论：“王秉璋实际上是做了一件好事，他这两个报告实际上起到了保护几位老帅的作用。”1967年五一节，毛泽东批准除谭震林以外的其他老帅和副总理登上天安门城楼。他们总算暂时过了一关。
王秉璋1955年授中将军衔，文革前任七机部部长兼空军副司令。文革初遭到揪斗、关押，他的妻子通过吴法宪、叶群找林彪求情。林彪让叶群报告毛泽东，七机部是重要的机要部们，把王秉璋搞掉了，就无法维持七机部的工作。毛泽东要搞文化大革命，也要搞两弹一星，于是同意解放王秉璋，还派他到老帅们身边卧底。到底是老帅们真的“接受教训”，转变了态度？还是他们意识到王秉璋为何而来，有意表现给他看？或是王秉璋同情老帅，专揀毛泽东爱听的写？只有天知道了。
1971年9·13事件后，王秉璋被视为“上了林彪贼船”撤职，审查关押长达10年，1981年免于起诉获释。2005年去世。 王秉璋
周恩来保护陈毅
深知陈毅秉性的周恩来劝他少说话，言多必失，陈老总也认真地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但是，面对种种错误行径，他有时还是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加之在2月初，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对陈伯达、江青等人的一些做法有所批评，陈毅更是喉咙痒痒，想对倒行逆施的阴谋家们痛快地放上几“炮”。
2月9日，陈毅接见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的造反派，给他们讲政策，劝阻他们的一些行为。谈着谈着，陈老总就压不住火了：
“去年七八月份，我讲了许多话，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今天讲话可能被说成成心反扑，我不怕，还是要讲。我知道，只要我讲话，就会有人说陈毅又跳出来了。对！全国大乱，快要亡党亡国了，此时不跳出来讲话，更待何时？批判和斗争，要分清敌我。搞路线斗争我愿意参加，但动不动就下跪，搞喷气式，发泄私愤，发泄感情，这样的斗争方式我不同意。……我在这里大胆地对你们说，这样的斗争方法要犯方向、路线错误的。”
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碰头会，陈毅与谭震林、李先念等老同志一起，当着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张春桥的面，再次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打击迫害老干部的阴谋。
陈毅脱口而出：“这些家伙上台，就要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的时候，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周总理不是也挨整吗？现在又有人这么整老干部，我怀疑他们上台后搞修正主义！”他又说：“斯大林提拨了赫鲁晓夫，以后又怎么样？他（指林彪）不叛党，我不信陈！”
陈毅这一排“重炮”所招惹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林彪、“四人帮”一伙对陈毅恨之入骨，多次欲置他于死地。中央文革小组那帮人恶人先告状，连夜跑到毛泽东面前进搀言。张春桥有意挑拨说：“陈毅不仅否定延安整风运动，而且大讲斯大林晚年重用赫鲁晓夫。他还说，斯大林在世时，赫鲁晓夫吹捧斯大林最起劲，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焚尸扬灰。陈毅是在影射主席！”
毛泽东听了张春桥、王力添油加醋的汇报后，大为震怒。
在毛泽东提议下，中央政治局从2月25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先后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对陈毅、谭震林等几位老同志进行批斗和围攻。陈毅的言行以及谭震林等其他几位老同志的抗争，被林彪、江青一伙诬为“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自上而下地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二月逆流”。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给“怀仁堂事件”定性为“二月逆流”。从此，陈毅被彻底打倒了。
3月18日政治生活批评会结束后，陈毅回到中南海庆云堂的家，感叹地说：“三·一八真是个黑暗的日子。40年前的3月18日，我参加游行反对北洋军阀，差点被打死，没想到参加革命40年后的今天又挨批斗。”
在政治生活批评会上，细心的周恩来宣布会议的内容要保密，并要求与会者作为一条纪律来遵守。然而，中央文革一伙却通过他们的爪牙，将政治生活批评会的内容捅给造反派，借机在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恶浪中再次掀起揪斗陈毅的狂潮。
在当时的情况下，使周恩来对陈毅的保护陷入了更加艰难的境地。文革以来，由于周恩来对一大批老干部的保护举措，在许多方面遏止了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阴谋。为此，他们对周恩来极为不满。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曾肆无忌惮地指责周恩来：“保这个，保那个，这个不让批，那个不让斗，你的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不相信群众。”
二月抗争失利后，街上已经出现了“周恩来绝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炮打周恩来绝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一些大字报和标语，周恩来自己也处于随时可能被打倒的危险境地。
更关键的是，毛泽东对陈毅的有些话产生了误会，有明显的怒意，这就更给了要打倒陈毅的阴谋家们以可乘之机。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五一节晚上，陈毅和所有因“二月逆流”受批判的老同志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同毛泽东一起观看了焰火晚会。毛泽东还与陈毅一起合影留念，并说：“我是保你的。”
虽然毛泽东没有公开对中央文革和群众组织说这句话，对周恩来来说，有毛泽东这句话就够了。它至少表明毛泽东对陈毅一时说话“走火”表示了谅解。
但中央文革一伙岂肯罢休！他们继续煽动造反派揪斗陈毅，并向周恩来施加压力，要求交出陈毅。造反派们的口号也由原来的“批判”、“火烧”上升到了“打倒陈毅”、“誓与陈毅血战到底”、“陈毅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
5月11日，外事口的一些造反派和北京高校的红卫兵组织冲击外交部，并在天安门及北京主要街道搞游行，公然打出“打倒陈毅”的大标语。
当天晚上至次日凌晨，周恩来把外交部及外事口的造反派组织代表召集到国务院会议室，与他们连续进行了五个多小时的谈话，严厉批评他们的极端行为。
造反派问：“总理你为什么还称‘陈毅同志’？”
周恩来说：“主席批判刘少奇也称‘同志’呢，还是中央常委嘛！你怎么提这样的问题，这是我们党内的事，保密，你不能这样问。难道中央必须跟你走吗？”
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费了很大的力气跟造反派达成了批判陈毅问题的协议。然而，造反派不守信用。两天之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些造反派强行冲入外交部，要揪斗陈毅。15日凌晨，周恩来紧急召见冲入外交部的造反派。
周恩来严厉批评他们：“你们这件事犯了一个很大错误，冲到楼上，打伤了人，抢夺机密。不管你们有多少条理由，仅这一条就违反了中央的规定。”
造反派申辩说：“我们去外交部是为了揪陈毅，是为了见总理反映情况。”
周恩来责问：“揪陈毅到外交部去揪？那中南海你们也去冲吗？我在整个外事系统都讲过，外交部不能冲嘛！”
造反派说：“‘六·一六’、‘造反团’的人就冲过。他们一冲，总理就接见。”
周恩来说：“不是因为冲就接见，而是他们九个单位游行，在街上喊‘打倒陈毅！’我反对这种做法才接见的。你们不要拿‘六·一六’的错误来抵消你们的错误。”
造反派说：“反正我们是下定了决心，要揪出陈毅。”
周恩来警告说：“下定决心，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嘛！反正我也都把政策交代了，你们不听，将来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以为你们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有这么简单？滑稽！如果你们执意要召开外事系统的批陈大会，我就要下命令让部队去外交部加强保卫，不管哪一派，谁冲就扣留谁。你们首先承认错误，不然被动。从机要室抄走的机密材料、笔记本要追回。”
7月20日，武汉爆发了广大军民反对中央文革的错误做法的“七·二０”事件，被林彪、江青一伙诬为“反革命兵变”、“反革命暴乱”。
造反派公然在中南海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