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口上的鲜花 也谈房产”调控”
强劲的需要增长，一面来自人们对改善住宅条件的需要，另一面则是我国从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庞大的农业人口在城市化运动中新产生的住宅需要。住宅供给不足的瓶颈是土地供给，背景是农业与城市发展的不平衡，形成了大量的人群涌向大城市和发达区域的现实。这种需要持续旺盛而供给滞后的局面造成了近十年来的楼价持续激涨。
二月份显示数据，我国一百个城市楼价环比涨0.48%，成交量却在下降。
楼价确实管住了——房产”调控”的胜利了还是国家机器管理的房产数据好看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咱们，社会的主要冲突是大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有限的生产力之间的冲突。反应到住宅问题上，主要表现为强劲的住宅需要与有限的住房供给之间的冲突。
解决供需冲突出路在于增加供给。当然在供需冲突特别突出的时期，压抑需要可以在短时间内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不过，促使问题最终得以解决还是取决于供给量的增加。
这在我国六十年的实践中是有深刻体会的。前三十年，我国政府通过粮食配额的方式抑制需要，虽然人们饥肠辘辘，但粮食问题始终无法根本解决。而八十年代初的土地承包轻易就解决了国人的吃饭问题。仓廪实而知礼节，解决了吃饭问题，人民基本上就不会骚动了，这也是几千年的历史印证。
在国人常挂在嘴边的衣食住行中，目前我国解决了衣食行（暂且不顾及食品安全和春运的话），住宅问题成为人们聚焦的热点也就顺理成章。住宅、医疗和教育问题被网络民意称为“新三座大山”，住宅问题首当其冲，高楼价也就成了如今社会最主要的冲突。
既然高楼价是当前社会的主要冲突，就不难找到冲突的两方：KFS与买房者。买房者是大多数，算上更多的希望买房而无力买房者，数量可以大到用“人民”这个词汇来表述，站在“人民”对面是什么？用奸商来形容KFS已经是很克制的了，这要是在八十年代之前的称呼那就是“阶级敌人”，专政对象。对敌人当然是消灭。不过，咱们已经进入法制社会。得改一下称呼，叫”调控”。于是就有了2004-2008年的首轮”调控”。
回顾首轮的”调控”。可以看到，为什么”调控”？主要是限制发展商，其次是限制消费行为。措施包括：限制拍地贷款、严查囤地、严格土地拍卖、限制开发贷款和提高首付比例、提高按揭贷款利率和提高交易的税费。
这一时期，KFS被推到浪尖风口，加上任大炮乱说只为富人盖房，KFS成为众矢之的。易宪容以预言家的身段频频出现各类媒体，预言楼价将大幅下跌，一时之间，易粉成千上万，人人脸上挂着幸灾乐祸的笑容。
伴随着KFS在这五年期间名声和公众形象下降到谷底，楼价也在零七年成功攀上了历史新高。买房者开始醒过味来，明白戏称“丫环”的任大炮所说的“政府才是最大的KFS”的话确有奥妙。
在两轮大的”调控”期间，有一轮扶持最值得回味。2008年底到2009年底是大家熟知的救市，措施是降息、利息优惠、税务减免，鼓励自住买房需要。
如果”调控”的目标是让高楼价下降的话，为什么政府要在楼价刚刚掉头向下时就急于救市呢？
2009年12月，楼价”调控”再次登场，背景是人民币泛滥后的通胀。指责KFS谋取暴利导致楼价上涨可以，但绝难把KFS与通货膨胀扯上关系了。于是，炒房者就成了本次”调控”的矛头所指。具体措施包括加息、提高首付比例、试点房产税和限制购买。在杜绝炒房的同一时间，大限度地抑制市场需要，是本轮”调控”的中心。
政府在将炒房者设定为”调控”和限制的目标主体后，但是从未公布某地域究竟有多少人在炒房？每一年有多少数量的房在被暴炒？或者说新房在交付后五年之中被再次转卖的比例是多少？由此可以看出，政府非常擅长的是判断型的定性，很不擅长是科学数字管理。在更多人质疑用户口所在地来限制买房的合法性时，也有人做了这样一个统计。结论是在如此严格的限制下，就北京为例，仍有四类合格买房人群可以购买六百五十万套住宅，这个数量是什么概念？相当于首都住宅最火爆期间年成交量的二十倍。
细心者还发现了漏掉一个重要的节点，那就是当局将大力开发保障性住宅，这是历次”调控”中少有的增加供给量的措施。不过，许多人都知道保障房只是水中月、雾中花。因为国家在做出建设数量巨大的保障房的承诺时，京津沪杭穗等我国经济发达的前沿城市就已经公开表态没有银子支付这项支出。丢开程序和腐败门槛不谈，如果通过过时的计划经济的手段就可以解决住宅需求冲突这一难题，那是否应该反思一下，完全市场经济的道路是否走叉啦？
还是要追问一下：为何会有2008年到2009年这一年之久的系列支持房地产的政策呢？能够想象的回答是对应全球经济危机。政府顾虑房地产拖了国民经济的后腿。经过一年的支持后，楼价超越零七年再攀新高。这就可以看出，楼价太高形成资产泡沫政府就要急，楼价下跌连累经济发展，政府就会扶。这本也无可厚非，放眼世界各国政府皆如此这般。但不同的是，各国政府反思的无非是自己的经济策略或者过于宽驰，或许过于紧缩。而我们的当局则或批KFS唯利是图，或指责炒房者投机倒把激化冲突，反正是跟自己毫无联系。这种将社会和国家责任归咎于第三方，甚至是幻想面的做法，很有利于将大众的愤慨引向少数可以横尸街头的群体，却根本无助于难题的化解，而且种种用“户口所在地”对民众进行甄别的政策方向，不仅粗暴、简单、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而且是在向大众进行一些暗示：是外来人口抢了你的住房（甚至可以延伸想象为工作、教育机会甚至配偶），咱们根本看不出这样鼓动当地人与外来人口族群对立的策略对经济、法制和社会的和谐有什么积极意义。
咱们回到供需冲突引起价格激涨的基本事实来观察，不难发现楼价上涨的根本原委是住房建设量的增长连续低于都市化进程，瓶颈仍然是每年挂拍的用于住宅建设的土地面积没能有效增加。此般可以预见的缺少又导致买房人数的增加，连续推动了楼价的涨幅。当然，千万别忽视了人民币的巨大市场保有量。同时，楼价上涨的资本增值概率，又激发了买房者的再购买欲望，从而多次加剧了住房供给的失衡。
因此，咱们可以得出结论：楼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是供给不足，需求性增长太快；供应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市场量缺失；KFS不断抬高住房售卖价格是供不应求的完全市场下的利益驱使；投资性买房是货币贬值大状态下资产保值的必然选择。
所以，避而不谈供给缺失的主要冲突，取而代之不惜选择限购的法规手段来封杀需求，就算是在短期内能购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最终从长时期战略角度来看，对房产行业甚至大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都有危害的。成语如是说：饮鸩止渴。
最后说一下政府收紧甚至暂停房产开发贷款的事。暂停房产开发贷款或许可让急于回笼资金的KFS降价售房，肯定也会让本来已供不应求的住房数量进一步减少，这个结果是楼价上涨还是下跌呢？你来告诉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