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二)
刘少奇挨批 林彪外逃
王先金 编著
第七章 “文革”中的周恩来 (4)
周恩来反对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
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抱着篡党夺权的目的，利用毛泽东的错误，推波助浪，否定一切，胡说解放后十七年我国各方面的工作实行的都是修正主义路线。
他们把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干部，都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他们的煽动下，大批学生冲向党政机关，冲向文化领域，冲向教育科研单位。周恩来对这种践踏法制、违反政策的行为，坚决反对，极力阻止。
他在北京多次接见红卫兵代表时，批评他们的错误行为，对他们进行教育。他说：“不是所有的文教机关、党政机关的领导者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那样看，把党中央放到哪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不是落空了吗？”周恩来在多次讲话中强调：民主需要集中，自由需要纪律。反对极端民主，反对无政府主义。
1967年2月1日，周恩来接见国务院工交口造反派时说：“不能认为各部委、各省市的负责人都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或代理人，各省市统统都是‘黑线’。如果那样看，十几年来毛主席的‘红线’又体现在哪里呢？”
1967年7月初，乔冠华就康生在6月的一次会议上给外交部扣上“三降一灭”的帽子（即投降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扑灭人民革命运动），请示周总理：康生的提法到底指什么？几天后，周恩来当面质问康生：“外交部总的政策，都是经过我的手，我都送毛主席看，对外政策基本上都是主席定的，我们办具体事情，怎么能说‘三降一灭’呢？”康生理屈词穷。
1967年8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讲话，号召“砸烂公、检、法”之后，全国各地造反派冲击公、检、法机关，大批公、检、法干部遭受残酷迫害。1971年1月29日深夜，周恩来召集汪东兴等人开会，谈第15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问题。在谈到对“文化大革命”前公安工作的评价时说：“不能因为有修正主义路线干扰破坏，就说毛主席的路线不占统治地位。对这一时期的工作，要看主流，要看红线。这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条红线领导全国，不然怎么会有今天？不能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是黑线统治着，这种说法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等于否认毛主席的领导，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毛泽东对党和国家政治形势估计错误，是导致十年内乱的一个根本原因。周恩来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为建国后十七年全国各项工作实行的是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不是修正主义路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发动“文化大革命”论点的否定。
周恩来一次没有讲完的发言
1967年1月8日，天气很冷，应全国劳动模范大庆油田铁人王进喜的请求，总理答应接见全国石油系统在京全体人员。会议在工人体育馆举行。
北京工人体育馆1月8日晚聚集了全国石油系统的数千名工人、干部、学生，其中有造反派，也有保守派。主席台上方挂着“批判石油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横幅。主席台对面贴着“打倒余秋里”、“打倒康世恩”的大字标语。
晚上7时30分，开会的时间到了，主持会议的造反派代表（北京石油学院学生）出来向大家解释：“周总理问会场内贴的什么标语，我们汇报了，周总理不同意，要求把打倒余、康的标语撕掉，大家同意不同意？”接着就有不少人起哄：“不同意。”主持人又回去商量，大约几分钟后，主持人又向群众解释：“周总理说不撕掉标语，他就不讲话，大家同意不同意？”经过两次折腾，主持会议的那些人终于同意撕下了会场内的大标语。至此开会时间已被拖延了半个多小时。
8点10分左右，周总理来了，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周总理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王铁人首先讲了几句开场白，接着周总理就向与会的石油工人发表即席讲话。他准备讲三个问题，全场数千人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讲话。大约讲了30多分钟，台下有一个造反派突然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有部分群众也随之呼应，惟独周恩来总理不举手，不随声附和，而是背对着群众，面向毛主席画像。等大家喊完之后，他随即转身过来对大家讲道：“你们当着我的面喊这样的口号，使我很不好办，刘少奇同志还是中央常委，有意见可以提，呼喊这样的口号不合适。”
由于会场气氛不太好，周总理看起来真有点生气，同时也很疲惫。经过一个小时的风波后，总理继续讲道：“老同志我就是要保，保不了我就不保了，不光是刘少奇，还有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我都要保，有不少老同志还在第一线工作，他们很辛苦，又要工作，又要接受批判。”随后他又讲了余、康开发大庆油田的功劳，他们对国家是有贡献的。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都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今天凌晨红卫兵冲击中南海，我第一个冲上去，劝大家回去，到大会堂座谈，我一天只吃几片面包，睡觉不到两小时，我为了谁啊！我还不是为了毛主席嘛！”讲得大家非常感动，台下的群众不约而同地喊道：“总理坐下讲。”周恩来说：“我坐下就打瞌睡了。”总理又继续讲着……
大约过了几分钟，一位工作人员对周总理耳语了几句，接着主持人向大家解释，中央让总理回去开会，会议就此结束了。周总理要讲的三个问题只讲了两个。
陈毅作检查
1966年8月下旬，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人气势汹汹地逼迫已经靠边站了的刘少奇去清华大学向学生们“交代问题”。主持会议的毛泽东一言不发，倾向性不言自明。全场一时鸦雀无声。猛然，陈毅挺身而出，站起来反驳道：“你们让少奇同志到清华去检查，要是下不了台怎么办？回不来怎么办？后果你们想了没有？有错误可以批评，就在这里批评，为什么非让他去清华作检查？”当刘少奇被迫表示同意去清华时，陈毅再次站起来表示不同意这么做。
在1966年七、八、九3个月间，为了维护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陈毅毅然决然站出来，在各种大会小会上发言30多次，直言不讳地抨击运动中出现的各种不健康现象。虽然陈毅一再公开“放炮”，毛泽东出于对他性情爽直、快人快语的多年了解，态度仍是宽容而信赖的。
1966年8月31日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陈毅也到场。在休息室，毛泽东关切地询问陈毅近况，陈毅沉重地说：“主席，我有错误，历史上我反对您两次。”
“哎!”毛泽东没等陈毅说完，摆摆手说：“你就是第三次反对我，我也同你合作!我保你!”
被毛泽东的信赖深深感动的陈毅说：“请主席放心，我能过关，我是共产党员，我靠我的工作，能取得群众信任!”
1966年12月3日晚7时，国务院会议厅。周恩来接见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组织代表。红卫兵代表对陈毅提出了种种责难，面对红卫兵的一味纠缠，周恩来严正地告诫说：“陈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你们不能把他一时失言‘走火’，都弄成‘黑话’。对陈毅同志的认识，你们不能强加于我。你们讲他说过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我也说过不理解嘛！你们不能以任何理由冲外交部，不能揪陈毅。你们要去，我势必出面劝阻。”
然而，有恃无恐的造反派不顾周恩来的警告，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武工队”竟冲进了外交部，要揪陈毅。
12月13日晚8时，周恩来把外国语学院的几个红卫兵组织代表召集到中南海小礼堂，责令冲入外交部揪陈毅的“武工队”立即撤出外交部，否则，就要派卫戍部队去把他们拉出来。
1967年元旦刚过，周恩来又连续三次同军队院校和文艺部队的造反派谈话，说服他们取消将在5日召开的、指名要陈毅到场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虽然周恩来挡住了呼啸而来的“揪陈”恶浪，但局势将会更加严酷，陈毅不作一个检查表态，这个关不好过。因此，周恩来找来陈毅，直截了当地动员他带头作个应景式的检查，以便过关，这也有周恩来和陈毅长期以来建立的深厚的情感私交因素在内。
陈毅开始一听要他在造反派面前作检查，内心想不通。
“我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检讨？，大不了撤职罢官……”陈毅在周恩来面前总是直来直去，有一不说二。
“现在不是有没有错误的问题，而是国务院的副总理、部长们大多被缠住不能过关，难以出来开展工作，工交生产都快要瘫痪了。这样下去如何得了？”
看到周恩来日理万机，心力憔悴的样子，陈毅不忍眼看周恩来一人在苦撑危局，深感自己应该早点解脱出来，协助周恩来分担部分工作，特别是外事工作。
再说，陈毅也理解周恩来这样做是为了给他一把保护伞，保护他过关。虽然这种“过关”需要个人受点委屈，但从整个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着眼，个人受的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因此，陈毅最后答应了周恩来的要求，准备在国务院带头作检查。
周恩来对陈毅说：“检查不必写得太长，写好后先送给我看一看。”
违心的检查真难写，对于陈毅来说，为此死掉的脑细胞绝不亚于过去指挥淮海战役。检查稿总共三千来字，经周恩来再三修改后定稿。
1月24日，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和精心安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外事口各群众组织参加的万人大会。参加会议的还有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陈伯达，江青也不情愿地来了。
陈毅作完检查后，周恩来又特意讲了一段很长的话，肯定了陈毅的检查。
群众鼓掌表示欢迎。但江青却拉长着脸，很不高兴。
尽管江青不高兴，周恩来讲完后还是请她和陈伯达给大家讲几句，实际上是要他们中央文革表个态。陈伯达草草地应付了几句，他那本来就难听懂的福建腔此时更加含混难听，谁也听不清他说了些什么。
江青是避而不讲，顾左右而言他，说：“我来指挥，大家唱《国际歌》吧！”
尽管有江青、陈伯达的刁难，但在周恩来的保护下，陈毅毕竟还是顺利地通过万人大会检查，过了关，成为国务院系统第一位被“解放”的副总理。
陈毅“过关”后，除主管外交工作，抓外事口运动外，还分管西北几省的运动。
徐、叶两帅拍案保肖华
徐 向 前 元 帅 肖 华 上 将
1966年到1967年间，军委遇到的头一个重大问题是军队要不要展开“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徐向前元帅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商量，建议军委专门开会研究。
1967年1月19日下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碰头会议，军委常委到会，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和叶群也参加，会议由徐向前主持。
几位老帅认为，军队担负着繁重的战备任务，要保持稳定，不能搞“四大”，为此同陈伯达、江青一伙进行了激烈斗争。
会议中间，叶群拿出一份发言稿要求发言。她在发言中大肆攻击总政主任肖华封锁林彪、反对林彪，同刘志坚一起破坏“文化大革命”。她举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并让林办秘书作证。陈伯达、江青马上帮腔，一再攻击“肖华不是战士，是个绅士”。显然，这是一次有预谋的突然袭击。几位老帅事先没有准备，且会议时间拖得很长，不得不中途休会。
徐向前感到事关重大，在散会时特别宣布：“明天继续开会，今天的会议内容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一条纪律。”
可是，当夜还是发生了造反派组织到肖华住处揪人、抄家的事。肖华机警地跑了出来，在黑暗中跑到叶剑英住处，叶帅热情地接待了他。
第二天上午继续开会时，江青阴阳怪气地质问：“总政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跑到哪里去了！”
徐向前在会前已查明肖华被造反派抄家问题，没有理她，马上查问是不是记录人员泄漏了会议情况，他说：“如是你们传的就处分你们！”当他得知是一位军区领导干部传达了会议精神时，立即严厉批评了那位领导目无组织纪律。这时，肖华走了进来，徐帅对陈伯达、江青一伙的行为早就胸怀怒火，顿时发了出来。他拍着桌子，指着肖华说：“你这胆小鬼，怎么跑了，你呆在家里看谁敢吃了你！”哐当一声，一个茶杯盖子滚落到地下，会场顿时紧张起来。
叶帅也拍案而起，厉声说：“肖华半夜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留下了，如有什么‘窝藏’之罪，我来承担！”叶帅盛怒之下，右手掌骨震开了一条裂纹，造成第五指远端骨折。
两位老帅大义凛然，言词锋利，含而不露地将矛头指向陈伯达、江青一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