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竞技体育的改制不会一帆风顺。这首先缘自高层管理者的认识。他们很可能仍然觉得金牌可以凝聚人心，可以为现体制增添合法性。实际上民智越是提升，民众就越不可能相信二者的关联。其次因为获取金牌是难度很大的事情，改制几乎一定会减少金牌数，遂导致他们不敢迈这一步。他们不肯改制的鲜明态度反映在北京奥运后刘鹏对人民日报记者的谈话中。但是即使如此，在某些层面，竞技体育之体制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变化之一，就是现役的专业运动员在向大学转移。全运会各省市代表队中的很多运动员的日常身份是大学生，有些只是被津贴引诱而注册于某省，除了全运会与该省毫无关联。这也是全运会应该取消的原因之一，省籍早就大面积假冒了，但这不是本文的主题。笔者强调这一事实，意在说明专业运动员中的大学生激增。总体而言，这是趋势，也是好事。
好是对谁而言？运动员，因而也就是对中国竞技体育。专业队的环境对运动员太糟糕了。那是一个同质、单调、狭隘、畸形、反常的空间。一个人的精神、性格在那里得不到良性的激励，难以良好的发育。普教系统才是常态，才是青少年发育的场所。增加知识对运动员来说其实只是第二、三位的事情，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未必能学进多少专业。至关重要的在于这里包围着他们的不是和他们同质的运动员，而是寻常少年，乃至比较优秀的青少年。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他们会不知不觉地学到很多东西，通晓很多常识，在精神上能获取“杂食”，这在专业队的小圈子中是绝不可能的。专业队是个极其残酷的场地，堪称“一将功成万骨枯”，因为竞技体育出成绩从来都难，更因为除了运动的专项技能，运动员在此什么也没学到，甚至在其他方面严重退化，退役后几乎是废物。在大学里，练不出来就转轨到普通人的行列中，因为自己基本上没有脱离普通人。由此推理，一方面，作为托举中国竞技体育的载体，大学要比专业队人道。另一方面，在塑造优秀运动员的健康人格上，大学也要好过专业队。
如上所述，此一联姻对竞技体育好处莫大，那么对大学呢？大学的管理者肯定高兴，不然就不会产生时下已颇成规模的“体特生”群体。但吊诡的是，大学的管理者在高校运动会上靠“体特生”追逐虚名的时候，积极功能却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帮助运动员和中国竞技体育，他们其实志不在此，而对大学本身来说，直接的功能却是消极的。首先，入校时降格200分之先天不足，注定多数体特生很难完成学业，如此这般的学生都能拿到学历，必给大学的名誉抹黑。该如何解决呢？笔者以为，不难。并且对待体特生的政策刚好符合中国大学改革的出路，即宽进严出。中国高校以前的门槛太高，严进宽出有其道理。现在招生规模激增，是转向宽进严出的时候了。靠着“宽进”接纳体特生没什么不好，帮了中国竞技体育大忙。靠着严出又保证了毕业生的质量和学校的声誉，功德圆满。是不是委屈了拿不到学历的体特生？未必，只要建立了一视同仁的制度，并养成了一种新的观念，即社会形成了对“肄业”的新的看法。北大、清华的“肄业生”虽逊色于毕业生，但其实仍然应该是一种荣誉，无论他是正常生——他当初能考进来证明了他的能力，即使他未毕业，还是体特生——他既有体育的超强实力，又在名校受到熏陶。也就是说，如果宽进严出成为惯例，“肄业生”就不仅会脱去污名，还会拥有一定的荣誉。那其实才是常态。进了门就能拿到文凭才是反常和荒诞。当荒诞不被看作荒诞，正常就很难被视为正常了。
体特生对高校的直接伤害不仅在于降低了毕业生的水准，还在于它对校内体育的干扰。他们不是体育尖子吗？怎么不但没有带动，反倒破坏了校内体育。中国的竞技体育原本就是如此。我们拿了奥运金牌第一，我们都市中的多数中学没有合格的操场。这是因为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先天就有对峙的因子。原先这种伤害发生在社会上，将它搬进大学，伤害就凸现在校内了。
大学的校运会既是这种伤害的直接内容，又是其晴雨表。现在中国多数大学的校运会冷清之极。原因是多元的。被科举牵引的中等教育忽视体育，为大学输送了不热爱体育的生源，无疑是成因之一。但是大学校运会自身的逻辑也罪责难逃。时下校运会上摘金夺银已经不是普通生能梦想的了。体育是世俗的，参加校运会的一大动力是吸引同学们眼球。这一点在西方从来就比我们有过之，美国的调查显示，中学校中声誉最高的学生从来就不是学习尖子，而是体育高手。普通生们根本就不能染指名次了，谁还有兴趣参加竞赛。前面说了大学的管理者招进体特生是为了在全国或全市高校运动会上为本校争光。院系领导近水楼台，便也要借助本院系的体特生在校运会上为院系争光。于是体特生们冒名顶替、身兼多项，成为时下各高校运动会上的流行勾当。监督的眼睛本来应该是对手院系中热爱体育的同学，因为一流爱好者自己失去了动力已从校运会上告退，也就没有了监督的眼睛。同学们都不在乎，于是运动会与教室中的作弊的并驾齐飞。以哺育公平竞争为己任的体育，成了污染精神的把戏。面对如此光景普通生们还真是退避三舍为好。此病可医吗？容易得很。就是体特生的赛场是市级以上的大运会，不是校运会，在校运会上他们仅以裁判员或管理者的身份出现。他们日后很可能从事体育工作，参与裁判对他们是必要的锻炼。我对振兴大学校运会的另一个建议是，每个田径项目改8名优胜者为20名优胜者，第一名获20分，第二十名获1分。以此给更多的人荣誉，促更多的人参赛。院系报名额度为每10名学生（或更少，如8名）可参赛一个项目。团体总分的计算是各院系的学生总数作分母，总得分作分子。说白了，就是团体间比人均得分，让大小院系有夺取团体冠军的相等潜力。
体特生对大学体育的第三个伤害是场地冲突。当年人大同事周孝正兄曾和我说，人大至少应该有50块篮球场，当年我俩的母校四中和八中都不足2000个学生，各有6、7块篮球场尚不够用。如此推算，北大27000学生，该有80块篮球场。现在我们不但没有这么多场地，还要从不多的场地中让出相当的比例给体特生们。如果某大学有一支高水准的足球队，恐怕后者至少要垄断一块足球场吧。有几所高校拥有两块以上的足球场呢？人大附中的足球队被很多人视为中国足球未来的道路。我是最早为他们宣传的人。但是我们必须正视事实，他们的足球队已经搬到郊区去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场地上足球队和普通生的冲突。中国的竞技体育选手进入高校是明智的选择。但这是双刃剑。必须有配套措施克服负面。因为场地的限制，体特生们在数量和项目上不可以集中在少数名校，必须分散到众多的高校中，包括一些名气不大的高校。并且不要都集中到都市中的高校，因为那里场地没有增加的余地。这种制约其实也应该促使中国高校不要扎堆都市，可以进入小城，那里在空间拓展上有更大的潜力。都市不要通吃全部名校，名校不要通吃体育尖子。如此才是好生态。你一定知道耶鲁大学，那你知道其所在的小城纽黑文吗？你当然知道乔丹，但你知道其母校北卡罗来纳大学吗？这不耐人寻味吗。
如果解决了这三个问题，体特生和大学将获得真正的双赢，体特生将推动大学体育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