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自3月22日起施行。为保障赔偿请求人的权利，司法解释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于职权行为的合法性负有举证责任，并规定赔偿请求人可以提供证明职权行为违法的证据，但是不因此免除赔偿义务机关对其职权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3月22日《新京报》）

    “国家赔偿义务机关需自证清白”，这是媒体从这个规定中提炼出的信息。要知道，在国家赔偿案件中，认定赔偿义务机关职权行为是否违法，一直是在整个赔偿程序中最令人头疼的难题。相较于强大的国家机关，普通公民无疑处于相对孤单弱势的地位，如果只是指望公民去收集那些职权违法行为，就很容易陷于举证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赋予国家赔偿义力机关自我举证的责任，无疑具有一定的法治理性。

　　对此，最高法院相关负责任人也说，“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职权行为时应有充足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并形成规范的卷宗材料，在提供证据上具有便利条件。而赔偿请求人收集证明职权行为违法的证据时受到较多限制，处于明显弱势。”那么，现在最需要审视的，就是赔偿义务机关能否真正担负起对其职权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同时，赔偿委员会能否通过质证与监管，来确保赔偿义务机关公正客观的进行举证。

　　这其实才是问题关键。诚然，一种理想的状态是，那些赔偿义务机关都能够客观公正审视自身的职权行为。问题是，常识又告诉我们，简单地赋予公权力过多的道德期待，是不理性的。对于公众来说，监督赔偿义务机关，本身就是他们的权利。这一切也都意味着，对于赔偿义务机关能否做到“自证清白”，公众应该抱有天然的怀疑。更何况，界定赔偿义务机关的职权行为是否违法，本身也关联着相关权力应该承担着怎样的责任。在这样的语境下，要真正让国家赔偿义务机关做到“自证清白”，恐怕还需要更多的约束与激励机制。

　　国家赔偿是还原公平与正义的一种重要途径。但是，国家赔偿又绝不是简单地拿公共财政来为那些失范的公权力埋单，否则的话，就会造成更多的权力不受约束，更加肆无忌惮地践踏公民权利，同时也使公共利益遭受更大的损害。也就是说，国家赔偿本身牵扯的利益博弈，绝不仅仅限于赔偿请求人与赔偿义务机关之间，同是还涉及到公共利益与相关部门以及个体权力之间的博弈。为此，对赔偿义务机关的举证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管，就必须有良好的制度与执行来保证。

　　仅靠国家赔偿义务机关的道德自觉来自证清白是不够的。尽管此次司法解释也强调了赔偿委员会可组织进行质证。但是，赔偿义务机关如果涉嫌虚假举证，又应该受到怎样的问责与处罚，目前尚不得而知。特别是，对“国家赔偿义务机关自证清白”的行为公众如何进行有效监督，现在仍然还比较模糊。不论如何，对公权力的监督与约束，都不可能转嫁到权力自身的道德层面。所以，在实现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公平与正义上，现在仍然还有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