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特 稿
紧紧围绕主题主线新要求 努力开创环保工作新局面
——周生贤部长在2011年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专题Ⅰ 转型发展与顶层设计
策 划：蒋鲲
执 行：本刊编辑部
策划人语
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为整体的大船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行进在波诡云谲的世界海洋里，流动性泛滥，市场化反弹，深水有危险，四目皆礁石。
探险、寻宝、新大陆富饶的诱惑，或者流浪了十年的奥德赛扬帆归来，怀着各种目的船员齐聚，动力强、大且持久。路途艰险，风波不息，左顾右盼，或者索马里海盗正虎视眈眈，或者暴雨巨浪台风悄无声息地袭来。
是进是退？
破浪行舟，顺风顺水已久，要转变航向，至少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1、有足够的驱动力来促使掌舵者调整航向
2、大船调头的加速度大于航行环境的阻力
改革如斯。
遵循“帕累托改进”原则，从小处入手，握紧一个拳头打出去，一路畅通，阻力小自然成就大，然而逆流调头，兹事体大，不禁要问，我们要回到哪里？谁来主导？朝怎样的目标进发？
本期专题中的“顶层设计”，就是要为这些难题排序，一一作答。
要“建立各类社会主体积极参与与接受的社会治理体制和社会认同机制”（丁元竹）；
要以“建立公平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与有效率的土地资源配置机制”（刘海波）；
要“把过去以经济建设为抓手的改革，变为民生为抓手的改革”（曹建海）；
要“加强能力建设”，避免改革陷入“慎重有余、干劲不足”的停滞（时殷弘）；
要坚持“民主集中制”以充分发挥现有模式潜能、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辛向阳）；
要塑造深具“天下视野与人类关怀”的“软实力和文化模式感召力”（韩毓海）；
要结合具体实践，“探索与创造制度与政策创新的实现机制”（崔之元）；
要避免重蹈先进国家的覆辙，“向最坏处准备，向最好处争取”（初晓波）。
从顶层设计，既非推倒重来，又非另起炉灶，而是要反抗日趋强势的权力遗忘惯性，还原不见阳光的体制内惰性元素，诊治渐成痼疾的权贵资本主义，清理堵塞的社会上升通道，实现发展转型。在业已习惯迅猛前进的今天，转型与设计，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强大的决心来调整执政理念与施政方针，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完善的政策来应对国内外复杂变化与风险挑战，言虽善，事非易。
远大的前途——国家转型与文化的“自觉”
韩毓海 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文化“自觉”与国家能力的增强，若资源配置不合理，则更会加剧文化上的被动。只有适时地将经济能力提升为外交、政治、文化等领域的“自觉意识”，调整和改变中国总体处于主动但部分处于被动的局面，这样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同时也是我国当前转型发展最远大的前途。
中央与地方关系如何“顶层设计”？
——从理论、历史与制度三个方面的依据来考察
辛向阳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很多相关问题做出了系统的梳理，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中国的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良性互动，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正是“中国模式”的一个内在奥秘。民主集中制是中国现今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它创造了一种既有集中，又有民主协商，既有效率，又有纠错机制的制度局面。
重新审视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与方向
丁元竹 仅把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锁定在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上面是不够的，社会体制有自己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当前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核心层面设计，要放在着力理顺各种利益关系，建立各类社会主体积极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和大部分社会成员能够接受的社会认同机制上。社会认同是社会体制的价值基础，也是重要的社会资本，其中心态是最深层次的因素，其次是规范，再次才是法规。
加强能力建设，为可持续发展扫清障碍
时殷弘 未来中国的道路难以预测，高速增长背后矛盾丛生。与19世纪的美国相比，除开种种不同，中国目前的改革节奏劲头不足，未能完全适应实践需要。当下社会里可持续发展的障碍性因素不少，尤其是单维的发展观，业已成为导致社会经济和生态问题的一大主要来源。未来中国施政重点在于发展模式转型。政府要加大落实政策的决心、力度和勇气。
以史为鉴，未来中国非“日”非“美”
初晓波 中国未来的道路是日本式还是美国式，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热点问题。以史为鉴，我们可以看到，中日、中美之间，同与异并存，但是一个国家也很难完全去重复另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未来中国要从美、日发展历史中吸取教训，更加重视自身经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向最坏处准备，向最好处争取”，未雨绸缪、早作防范，而出现了波动之后则应该冷静应对、有所作为。
“顶层设计”和基层实验的有机结合
——重庆经验进行时
崔之元 “重庆模式”的基本内容就是以改革创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手段，来实现民生导向的社会主义价值观。重庆的改革发展体现了“顶层设计”和基层实验的有机结合。重庆通过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齐头并进、土地交易所地票交易这两大制度创新，较早提出并落实“十大民生工程”，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首要位置。重庆经验突破了以往的国企与民企、左翼与右翼等对立，丰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内涵。
改革设计必须重视地租的公平分配
刘海波 地租分配涉及社会的基础性公平问题，在改革的顶层设计中应得到优先考虑。以公平为导向，我国改革中的地租分配应从三个方面着力：一是重建全国性财政体制，化解以“中部困局”为典型的地区间级差地租，消解地方“土地财政”带来的社会不平等与政治紧张；二是设计“均沾地价、增值归公”的房产税，建立公平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与有效率的土地资源配置机制，并实现土地租金上的代际公平，该政策应优先于公租房政策；三是建立“村社、农户和农协三主体”的农业发展模式，抑制城市资本和行政权力“下乡掠夺”的冲动，走劳动而非资本密集的农业生产道路，将农业产业链的利润包容在农民的自主性产业扩展范围之中。
住房改革：增长为先还是民生为本？
曹建海 住房改革是从1998年开始的，但刚开始的住房政策基本上还是以保障机制为主，市场调节为辅。2003年以后推进的市场化改革，标志着一个以市场调节为主、保障机制为辅的新的机制的确立。中国当前房地产业畸形发展的原因，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与过度市场化的结合。过于单一的房地产业，迫切需要在政府提供的保障房之外，有一个真正的来自民间的力量来跟他们抗衡，这个民间的力量就应该是自建房。现阶段改革的顶层设计需要把过去以经济建设为抓手的改革，变为以民生为抓手的改革。
专题Ⅱ 目标与行动——环保中的官民共识
策 划：本刊编辑部
执 行：本刊编辑部
策划人语
年初向一位资深环保记者约稿，他回复了如下文字：
“还是展望一下对中国环境保护的未来的忧虑吧——
每一寸土地的森林生态系统都在濒临崩溃。
有一些物种已经灭绝了，有一些正在灭绝。
湿地也存在灭绝干涸的危险。
一些地方正计划疯狂地上马水电站。
垃圾污染正在刺激公众挑战政府的垃圾管理政策。
……”
这位悲天悯人的记者道出了中国环境问题的现实，恰如本期作者任剑涛教授所言——
改革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与环境破坏相互伴随。生态环境的危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官民共识，一定程度上的权力自觉和民间参与已经启动。然而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都是权力运用的行为，在权力主导的格局下，环境保护始终处于一种从属性地位，是一种“软任务”，这导致了环保的绩效困局。既有的政策或技术思路下的环保方案“治标不治本”。
如何跳出政策和技术思维下的环保，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环保新道路？
我们有目标，更需要共识和行动。
杨富强博士在文中大声呼吁，根据国内外历史的发展轨迹和中国面临的挑战，十二五的节能减碳的高目标的制定是有依据的、可行的，是可以完成的。
甘绍平研究员在文中强调，已有的环境人权原则足以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价值观支撑，我们要做的是将其转化为制度和行动的有效性。
做事在人，成事在天。
让我们再努力一把。
中国“十二五”节能减碳应坚持高目标
侯艳丽 李晶晶 杨富强 “十二五”发展规划的着力点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调整经济结构作为攻坚战。能源强度目标和二氧化碳强度目标（节能减碳目标）是有法律约束力的、是十分有效的抓手。要坚持制定节能减碳高目标并强化实施，才能产生实效，实现“十二五”规划的中心任务。具体地说，“十二五”应继续贯彻实施20%左右的能源强度下降目标和18%的碳强度下降目标。如果不坚持高目标，“十二五”规划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转变经济结构的重头戏就会落空。
环保的绩效困局与政治保障
任剑涛 生态环境的危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官民共识，一定程度上的权力自觉和民间参与已经启动。然而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都是权力运用的行为，在权力主导的格局下，环境保护始终处于一种从属性地位，是一种“软任务”，这导致了环保的绩效困局。破解这一困局的根本出路在于引入以规范权力为核心的“法治环保”，从责任性上倒逼有关主体理性思考和安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在更加宏大的建设框架中的正确定位及其关系，以及发展一种官民合作型的环保社会行动框架。
解决环境问题，重在落实环境人权
甘绍平 生态环境问题从根本上说不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问题，而是生活在自然中的人的代内关系和代际关系问题。已有的环境人权原则足以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价值支撑，我们要做的是将其转化为制度和行动的有效性。生态伦理学最终要转变为生态政治学、生态经济学，落实到制度建设，才能发挥其应有效力。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镇化
贾林州 城镇化不过是经济形态的外显。我国的城镇化形态与国内的工业化路径和产业结构密切相关。积极的城镇化将进一步恶化产能过剩、加剧分配失衡和城乡关系恶性循环。目前，应对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紧缩周期，应以平均地权来重建小农村社制度，以变革激励地方政府追求资本积累的压力型考核机制和分税体制来节制资本，并让国家承担组织成本来对农民进行组织化，而非采取积极的城镇化等救市措施。
绿叶观察
中国农业发展的结构性困境
桂华 非均衡的现代化策略导致中国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城市建设与乡村发展之间的失衡。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结构为中国快速发展提供稳定基础，这是中国道路的关键所在，而巨大的发展成本则被转嫁到农村，并最终产生了“三农问题”。中国农业发展是与整个中国发展模式高度相关的，由此而决定了中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也是要超越农业本身的。
绿叶随笔
新时代精神与生态主义
叶舒宪
新时代运动试图在传统基督教信仰之外恢复人类与万物相沟通交感的灵性状态，也就是恢复人与自然、宇宙的原初和谐，重新安顿被资本主义现代生活割裂的心灵。面对工业文明的资源困境与生态危机，体现在电影《阿凡达》中的新时代主义认为，我们必须回复到那种原生态的生存状态中去。
绿叶书架
卢梭，真正的自然之子
熊姣
马克思与生态学
王行坤
绿叶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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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