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纪事之四

一九八九年

“学运、少年，孔家店”这篇文章发表在《读书》1989年第5期。对学生运动保留自己的看法，在当时亦不乏其人。可是刚巧在大事件前将悲观的看法和盘托出，应该说是凤毛麟角。我自己有冷静、不随潮流的优点。自88年起就被中统部统战。陶斯亮和我说：不要入党，这样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更大的发言机会。她不知道她的劝说其实是多余的。但毕竟我被统战，且六四前刚巧就在统战部开座谈会。乃至阎明复和绝食团、对话团的第一次对话，就是我帮助搭线。因这期间精力全投入到这里，而阎部长负起了全部责任，我过后检查不曾做过，公安局要我谈谈，我的答复是：我的活动和发言在中统部都有记录，我说的不准确反倒不好，他们只好认可。6月5日我收到上海那家出版社寄来的《知识分子研究》校样，他们13个月才出样（当初答应半年出版）。自然重新审查后不能出版。这书稿尘封十五年，2004年才出版。我同期组织的“知识分子译丛”，完成了10多种，交给上海两家出版社，都下马，最终化整为零，各谋出路。

一九九零年

六四以后，不知做什么好。校对了一部译稿；写了一阵小说，其实不是虚构，是追忆八年知青生活中难以忘怀的事情。其实是为了排遣情绪，以作品的质量是拿不出手的。最终因北京晚报上刊登的一篇小文刺激而投稿，发表了下面的《人与熊》。同年写出的文章“围棋、文化，边际人”，被当年《读书》的四朵金花称为该年度《读书》最佳文章。这年夏天和家保、孝正回了一趟北大荒。

                                          摘自《沙葬》，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