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民伤财的全运会“停办”莫如先“拆分”   刘效仁

近几届全运会每届总投入多在千亿元以上，开、闭幕式场面越来越宏大，耗资惊人；高投入的体育设施在赛后大多无法为普通百姓所享用；比赛内容的社会公信力不足。一方面全运会成绩是考核各省市体育官员政绩的重要标准；另一方面高额奖金背后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链条。据了解，部分省区对运动员、教练员、科研、体育官员等的奖励总额高达上亿元。来自江苏的全国政协委员赵龙在大会发言时呼吁暂停全运会申办，由已具备相应设施条件的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山东、辽宁六省市轮流主办。浙江省前体育局局长陈培德则建议，用单项锦标赛取代全运会。（ 2011-3-10 新京报）

对于全运会的劳民伤财，人民群众诟病久也。或称之为“钱运会”，“权运会”。自2001年主办城市均采用申办形式产生以来，争办全运会已成为地方的政绩和面子工程。从申办开始，就步入了劳民伤财的“快车道”。不惜巨额投入打造场馆及其配套设施“硬环境”，且形成攀比之风，总是求大求洋求全，乃至于一些主场馆成了地标工程。然一旦赛事结束，这些场馆常被大量闲置，很难为普通百姓所享用，反倒每年要耗费巨额进行维护打理。而每一次办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总是求新求奇求大求奢，结果是大而无当，奢华之后便是虚空。

由于全运会的金牌数量成了考核省市体育官员的政绩榜，地方体育事业的政绩榜，为刺激运动员的积极性，重奖则成了显规则。一些省份奖励的大蛋糕高达上亿元。压力和诱惑之下难免剑走偏锋，一些运动员弄虚作假，乃至兴奋剂事件也时有所闻。一些代表团或不惜赎买裁判，大搞黑金交易，都严重亵渎了公平公正公开的体育精神。不断见诸媒体的赛场丑闻，使全运会的公信力严重下降。

尤其是，一些地方为体现“集中力量办大事”，对全运会的投入缺乏基本的监督审议程序。“香港亚运会预算20亿没通过，广州1200亿随便花。这说明香港法制更健全，而咱们的纳税人没权利。” 而不受监督的权力就可能被滥用，财政投入极可能造成巨大的浪费。即使如此，却由于系“政治”形象问题，加上缺乏事后的审计监督等，也往往受不到应有的正视和处罚，大事化小，小事化事，不了了之。

 “劳民伤财，好大喜功”，在北京社科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汕看来，全运会是中国被国际体坛隔离期间的特殊产物。“现在已经不需要用体育展示国力了。”体育事业当从举国体制中走出来，当从竞技体制中走出来，就不妨与国际社会接轨，逐步取消全动会的体育选拔模式，代之以单项锦标赛。这样，既可大大简化赛事程序和规模，取消开、闭幕式仪式；现有的场馆足以支撑单项赛事，无须再建大型体育场馆，节约下来的资金用来社区基础体育设施的配套建设。

当然，在现有的干部评价体系不变的情况下，金牌论政绩的局面也不会发生改变。要改变这样一种病态政绩观，“需要上层领导改变对体育精神内涵的理解。”从决策层开始，就当树立奥运战略与民生体育战略并重的新思路，并以民生健康指标取代体育竞争指标，从而回归更高更快更强更文明的体育精神。

http://news.sohu.com/20110310/n27974376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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