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发展方式转变正在超越城市

这个题目看起来有些“雷人”，不看全文就下结论，肯定板砖横飞，因为眼下绝大多数观点认为中国农村贫困，农业落后。从城乡居民现有收入的差别看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农村、农业的发展那并不像城市化“大跃进”大张旗鼓，红旗招展。不过，我们这里谈论的是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央政策始终没有动摇过，正是由于这个力量的策动，农村发展方式转变正在超越城市，这种加速开始于十七大之后。

这种比较不是比较城乡经济之间的直接差距，也不是比较城乡收入差距。而是把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方式的变化作对照，一切比较都是相对的，要从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做比较，也要从发展潜力做比较。

促进农村，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除了中央政策的推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推动，目前又遇到国际粮食价格高于国内，改变了过去国际粮价对国内农业的冲击，适度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时机已经逐步成熟。许多变化都是在默默进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已经比较广泛的被农民接受，在粮食主产区基本已经见不到“彩条布”的农田，规模生产基本已成气候。

美国、巴西规模农业模式在中国有，黑龙江，新疆的这种规模生产方式的土地产出能力远远高于美国和巴西；欧洲以及以色列为代表的精细农业中国也有，并也在以很快的速度扩大；中国虽然只有18亿耕地，高产农田仅占三分之一，所形成的多元模式几乎囊括世界上所有先进农业生产方式形成自己的特色，中国的农业没有固定模式，而是因地制宜。更引人注意的是中低产田的改造正在迅速扩大，都属于生产方式的转变。

如果没有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粮食不可能连续七年增产；没有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粮食自给率不能达到95%，这是基本的结论。

如果中国农业生产方式不转变，13.4亿人吃饭一定是一个大问题，而今市场农副产品供应的琳琅满目、丰富多彩证明了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速度。

最近，我看到有几个大学生到贫困山区去发展芦花鸡，从亏损步入产业化的道路，一只放养芦花鸡的价格能卖到一百好几十元，大学生们富了，也带动当地农民养起芦花鸡，农民拿着订单，订金乐呵呵。

我如是说，板砖又会飞过来了，必然会质问：农民为什么往往是利益的旁观者，“蒜你狠”又是怎么一回事？“农民不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连我都在质疑，原因是农民不掌握销售的全过程，还不能把握市场需求的度，而中间环节成了最大利益的受益者，一旦气候影响，市场略有短缺，热钱涌入，农产品价格飞涨，农民不是获利者，城里人也叫苦不迭。这也属于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一个课题，农民应当把握整个市场的主动权，农民应当有自己的产业协会，市场由中间环节说了算，农民靠边站是不正常的，这样投机者就会猖獗。

现在国际粮价比国内高，逐步提高粮食价格是一种必然，这对中国农业发展是有利的。全世界出口的粮食每年一共两亿多吨，我国一年要消耗粮食5亿多吨。现在我国在世界上进口只有2500万公斤，不足以影响世界粮价，也是中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巨大贡献。

今年夏粮有可能减产，这是中东部长时间干旱自然灾害引起的，但是有许多农田能抗拒这种灾害，这也是发展方式转变的成就。中央一号文件锁定“水利”也是这个道理。从另一个角度看，夏粮减产，热钱投机就有可能出现，因此必须引起警惕。

城市，工业发展方式也在转变，和农村很不一样，我国GDP世界排名第二是一个最显著的特征，GDP平均两位数的增速，城市与工业发展功不可没。

中国有许多工业产品已经居世界老大，钢铁，煤炭，汽车，水泥等等；城市发展越来越快，日新月异，城市每年竣工的建筑面积也是世界第一。但诸多的世界第一的后面隐藏着一些不能回避的问题：钢铁，汽车，水泥都出现产能过剩，钢铁产能过剩和品种不全的矛盾并存；汽车过剩来得非常快，主要是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速度太慢；城市住房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形成中低端住房严重不足和高端住房严重过剩并存的局面。

我国工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主要是瞄准新兴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这些产业也有成就，例如，高铁，风能发电在国际上就属于领先地位，而且也有自主知识产权，但所占比例很低。二高污染、高能耗，低成本重复建设，乃至于城市建设出现许多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等都说明生产方式的转变明显不足。

今年出现五年来最严重的“民工荒”。看看媒体的图片也耐人寻味，沿海的企业业主在风雪中截留农民工，这些产业都是传统的加工为主的出口业；另一面富士康这种现代企业招工火爆。这就比较清楚说明，城市的经济立足点还是在传统出口加工，新兴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明显不足，

裤子、衬衫、打火机等要卖，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产量过高，国际市场价格就会降低，中国不做，能做的国家还不多，中国竞争力还是有的。总让别人调查反倾销，不如少干一些，要集约化生产，也要控制产量。卖得贵一些，附加值高一些更划算。这也属于生产方式的转变。

就业问题始终是政府重视的大问题，现在大学生就业的收入预期却比不过有技能的民工，这样人们普遍质疑“读书无用论”，也质疑大学的“大跃进”，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有一个命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出去”，还是“城市化”大跃进中需要解决就业的农民工太多一直争论不休。

任何“大跃进”都是违背客观规律，历史上的“大跃进”也好，今天城市“大跃进”也好，都会有一些不良的后果，并要付出代价，这样城市发展还需要不断进行调控。什么是调控？调控属于政府用行政手段调整经济发展中的盲目性，这种调控在农村，农业也有，但并不是这样频繁和困难重重，而在城市就不断要花大力气去做，这也是发展方式的转变的差距。

“刘易斯拐点”不断被专家学者所引用，这是说从农村转移的劳动力的增量（δα），当增量从不断增大转变为逐步变小的时候说明“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后转移人数还会增加，增速明显放缓。我国的经济学者一直争论中国“刘易斯拐点”是不是到来？有许多人对“拐点”的定义根本就没有搞懂，我不知道经济学大学生的数学是怎么学的？因为房价的“拐点”已经让人贻笑大方了。

从更深的角度研究这个问题，如果“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那么硬从农村继续大量转移劳动力，这时候对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极其有害的，这是必须引起警惕的事情。

陈锡文最近说：“当前，有一种倾向值得高度重视，由于一些地方片面以城市发展为中心考虑问题，因此出现了在统筹城乡发展名义下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甚至危及农村基本经济社会制度稳定的现象。”

这种现象是城市的发展侵害农村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也是十分有害的。

农民转移出来了，却不是真正的转移，这也是城市发展方式中的大问题。城市“大跃进”忽视了转移出来农民如何融入城市。其中包括这些转出来农民的居住，孩子上学，就医等一系列问题，这些人是游离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二等公民。

还有一些民生问题，诸如教育，医疗等问题，由于篇幅所限，就不赘述了。

如是看发展，你就不难发现我这个题目“农村发展方式转变正在超越城市”不是瞎说一通，而是有理有据，我说这些微不足道，地方长官们是不是懂？经济学家是不是懂？他们懂就更重要了，因为我是一介草民。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四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