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监察厅副厅长孙继业日前建议全国收费公路彻底整顿，孙继业指出，全世界已建成14万公里收费公路，10万公里在我国。我国高速公路的95%、一级公路的65%都是收费公路。收费站的设置不合理，有些间距只有几公里。另据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披露，中国的高速公路通行费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高速公路成为“高价公路”。（《北京晨报》3月9日）

      另据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重庆市副主委、重庆市监察局副局长杜黎明3月9日披露，目前，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已达200多万辆(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配车)，每年消费支出已达1500亿—2000亿元，每年车辆购置费增长率为20%以上。

      这些年来，公众关于收费公路的指责不绝如缕，几乎每一次都能掀起一番波澜。然而，舆论归舆论，收费公路变成“高价公路”的情形并无太大的改变。这里边，既有既得利益的坚挺，也不排除地方政府对于此类收费的财政依赖。这些都是公众早已经知悉的理由，由来已久，改变起来也相当艰难。不过，在我看来，收费公路转身艰难，似乎也与公车消费难以遏制的情形颇多关联。

      即以杜黎明委员披露的党政机关和行政事业单位200多万辆公车数据来说，每年的消费支出已经达到千亿元以上，在这个数据里边，路桥费可能只是不起眼的一小部分，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公车往往是对各种收费最不敏感的消费群体。老百姓不堪其苦的公路收费，在有权力使用公车的人看来，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公车在辽阔土地形形色色公路上的穿行，要么不用缴纳任何费用，要么就是公费支出。对这个庞大的消费群体而言，公路收不收费、收费高低并无任何实际意义。

      也因此，尽管公众隔一阵儿就呼吁取消普通公路收费、降低高速公路收费，而有关部门不是推诿就是搪塞，一会儿国际惯例，一会儿贷款修路，并没有太把公众的诉求当一回事。或许在这些官员眼里，公路收费本来就算不上什么大事。正所谓事不关己，个体没有切身体会、切肤之痛，当然，不会认为这是关系民生的急务。

      可见，若想切实整顿收费公路的乱象，不妨先从公车改革做起。建立刚性财政预算约束的公车管理体系，把公车管理纳入公共财政体制，严格控制公车数量。让官员对收费公路的价格敏感起来，或可多一些收费公路改革的推动力。

      推延开来，我们可能会得到某种启发，党政机关和行政事业单位的一般性支出必须接受严格的审核，以刚性的预算约束不使其失去制约。财政部新闻发言人戴柏华8日在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在线访谈时说，2011年，财政部将公开2011年中央预算部门出国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的经费预算总体情况，中央预算部门相应公开本部门出国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的经费预算。果如此，“民生账单”才能真正体现对民生的关切。

      也就是说，只有真正让决定公共政策的官员对价格敏感，方才有可能促使其真正有遏制物价的动力。不然，公务消费的能力越强大，类似公路收费的痼疾就越难以根除；公务人员对价格越无所谓，则民生就会越来越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