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主制度有两个思想来源，第一是古希腊时代的直接民主制度，另外一个是北欧、西欧的代表制或议会制。现代西方民主制度，更多来自后者，而前者，仅仅是作为一种理想被政治学者提起，但实际上，除非小型国家，在现代，我们很难发现这样的实践标本。

    迄今为止，很多人都认为，世界最早的民主制度出现在2500年的古希腊。那个时代，希腊世界分为200余个城市国家，大的不过20万人，小的只有2000人左右。当时，有些城市国家如雅典，就采用抽签方法决定公职就职人选。当然也有选举，那只限于决定战时军事领袖。所以，古希腊的民主制的技术手段，主要是靠抽签方式。而且，那个时代的民主制，并非我们现在所说的普选制。真正拥有公民权的人，全体居民中不足半数，即妇女没有选举权，奴隶、外国人也没有这种权利。

    古希腊后，在意大利南部罗马，也曾经出现共和国。罗马曾有一段时间实行共和制。有些人认为，民主制与共和制不同，其实，两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多数民众统治。但假如比较古希腊与古罗马，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两个时代，民主的形式有所不同。希腊人特别重视城邦的政治生活与共同参与，而罗马时代，则因国家规模扩大，政治要求限制自我利益，并引导、利用个人的自我利益追求为国家服务。共和国时代，罗马民意机构主要有“百人民团会（Comitia centuriata）”和“特里布斯民会（comitia tributa）”。但是，上述民会没有法律创制权，只能对召集人提出的法案投票。

   在8世纪，北欧维金人内部存在一种议会，这是一种民主制。这种制度在维金人控制了冰岛之后将这种制度传至这个地区。此外，挪威、丹麦、瑞典也出现一种议会制度。大约在10世纪的北欧，人们再次发现，那里存在一种新型代表制。这就是，第一，各个地区居民选举自己的地区代表组成地方议会，第二，各地居民选举全国代表组成全国议会。在这样一个双层或多层的代表结构中，人们可以实现不能层次的愿望。

    民主可以有很多形式，至于民主制的创造，则需要一定条件。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在国外压迫下条件下，一个国家很难适合建立民主制。即使在古希腊世界，也并非所有国家都建立了民主制。当时，各国根据自己的内外状况，创建了自己的政治体制。对于古希腊的民主制，我们无法过于美化。不论把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他们都没有赞美过民主制。他们对民主制的看法，受到古希腊民众支配方式的影响。因为，当时大众集会，往往朝令夕改，政治不稳，有产阶级的财产也常常受到威胁。此外，按今日标准，古希腊缺乏保证人人均可畅所欲言的言论自由制度，也不是“依法治国”。

    但另一方面，民主制是普遍适用的，甚至可以土生土长。美国政治学者达尔（Robert A.Dahl）认为，只要条件具备，民主制在这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都可以出现。其实，他的这个看法具有很大意义。即民主不是西方的专利，而是如同文字、绘画这种人类文明的表现形式一样，可以具有各个地区、民族、文化的特点。

    应该说，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制，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大规模的国家，因此，现代民主国家均采用代表制。大规模国家的实行民主，只能采取代表制，人们只能在数年一度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议员）或地方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才能表达一下自己的意愿。显然，这种代表制存在缺陷，国民监督远在中央的民意代表十分不便，更无法随时表达自己对民意代表的不满。但到了18世纪，美国首创现代联邦制度，为大国民主化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应该说，200余年美国联邦制的实践说明，这种制度行之有效。有鉴于此，在20世纪初，中国不少政治理论家都曾考虑过在中国建立联邦制。

    其实，实现大国民主化，中国可以走自己的路。联邦制的真髓在于地方主权，我们中国不一定要照搬西方的制度框架，但求能取得多数民众统治这种真果。因此，我们应在中国建立一种尊重地方自主权利的制度。

    现在，中国的地方大员来自上面任命，所以对地方民众疾苦，无动于衷。假如我们逐级建立民选的地方政府，这个政府既受宪法约束，同时也对地方民众负责，那么，地方首脑就会真的认真起来。

    走中国特色的民主道路，应从地方做起，首先要实现基层地方首脑直选，同时，为保证监督效果，应建立“地方行政官员舆论监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