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是日本外交的多事之秋，除美日关系仍因「普天间基地迁移问题」存在变量外，日本更因领土主权争议问题与中国、俄罗斯两大邻国出现龃龉。日本外交出现前所未见的与美、「中」、俄三大国同时关系不睦的窘境，此亦使对经济问题束手无策之菅内阁的支持率雪上加霜。根据日本「共同社」最新民调，甫改组月余的菅内阁声望跌破二成，仅19.9%受访者表态支持，创下该内阁去年6月成立以来的新低。菅直人首相已步入下台的危险水域，菅内阁出现「政权末期」现象。
尤有进者，因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而遭强制起诉的民主党前代表（党魁）小泽一郎遭「停止党权」的处分后，引起「小泽集团」的反弹，16位众议员以退出众议院党团运作展现不满情绪。民主党高层希望预算相关法案遭在野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否决后，能利用众议院的复议通过，正积极寻求民社党的支持，力争确保复议所需的众院三分之二席位，但亲小泽的众议员出走令失去参议院多数的民主党政权执政益发艰困，使「市民主义」色彩浓厚的菅首相更难以掌握民意的支持，挽回颓势。弱势执政下的菅首相虽有改善日「中」关系之意图，但缺乏国内民意支持的内阁团队如何有效解决日、「中」「东海问题」，让双边关系重回轨道是本文讨论重点。
（一）菅首相图藉日「中」关系挽回民心
2010年9月，日、「中」发生「钓鱼台列屿水域撞船事件」，让两国关系急转直下，其后内阁官房长官仙谷由人的「柳腰外交」无法奏效，令日本在问题的解决上进退失据，亦使当时在民主党党魁选举中大败小泽一郎的菅直人无法挟民意的支持，扩大执政的基础，解决「扭曲的国会」困局。菅内阁弱势执政似乎肇于日「中」关系的处理失当，突显民主党新政权缺乏治国经验的弱点，菅首相有意从日「中」关系的改善扳回一城。
事件后，中国中止与日本的党、政高层交流，为缓解日「中」关系紧张，2010年9月底民主党即派遣细野豪志前干事长代理密访中国，会晤副总理级的戴秉国国务委员。2011年1月20日，日、「中」双方于北京恢复因「钓鱼台列屿水域撞船事件」而延期的第十二次「日中安全对话」，「外交部」部长助理胡正跃和日本外务省审议官别所浩郎，分别率领两国外交与防卫官员与会，双方围绕解放军在东海等海域活动趋于活跃、日本新版的《防卫计划大纲》写入强化西南群岛的防卫力、中国研发「歼－20」隐形战机等两国共同关心之安全领域问题交换意见。会谈中，日方向「中」方表示，日本视中国为合作伙伴，不采取以中国为对手、损害中国利益的安全政策。此外，日、「中」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在安全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应探讨在此领域加强沟通与合作，推动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稳健发展。1月24日，前原诚司外相力陈今后将与中国强化相互依存关系，在广泛的领域中推动合作，深化双边的「战略的互惠关系」。2月3日，菅首相于众议院答询时指出，新《防卫计划大纲》不会导致日「中」关系恶化。此外，菅首相更就「中国问题」成立专家座谈会，主导日「中」关系的恢复，并于2月6日召开首次会议。菅内阁的一连串外交发言与行动十足展现改善日「中」关系的企图心，并设法使两国在安全上的歧见不影响日、「中」的共同经贸利益。
菅首相打开日「中」关系困局的意图溢于言表，日本政府正积极交涉前原外相于今年4月访问中国，重开因钓鱼台事件而中断的日、「中」东海油气田合作开发的缔约谈判，并探寻菅首相今年上半年实现访「中」的可能性，以求利用外交上的斩获拉抬低迷的内阁声望。此外，主张对「中」「柳腰外交」的民主党代表代行仙谷由人亦将亲赴火线，赴中国出席「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活动。然而，已出现「政权末期」现象的菅内阁或许难以获得北京的青睐，除非菅内阁的支持率能回复「安全水位」，否则此「出口转内销」之策难以奏效。
因此，执政的民主党在现实的经济利益考虑下，势将寻求以协商方式解决「东海问题」，持续推动日「中」关系的改善，深化福田康夫）内阁以来建构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睦邻政策。东京大学副教授松田康博为文指出，日本对北京应采期待中国改善的「参与战略」及预防最坏情况发生的「防范战略」，此异于视中国为威胁而增强军力，并藉强化同盟关系以对抗中国的传统抗衡政策。松田认为，持单纯的「中国威胁论」及陷入单纯的失败主义，皆会削弱中国内部的稳健派，助长强硬派势力，日本无法切断与中国交往，亦不应主张「应搁置钓鱼台主权问题」。关西学院大学法学系教授丰下楢彦亦主张，若美国不接受日本对钓鱼台列屿的主权主张，日本只好承认该处存在领土主权争端，并和中国谈判缔结以钓鱼台列屿周边海域为对象的《日中渔业协议》。
（二）因应中国崛起，强化日、韩安保关系
因应中国的崛起，日本无法强化日「中」关系以平衡美日关系，但面临诡谲多变的东亚局势，「美日同盟」虽仍是日本外交、安保的基轴，惟「亚洲外交」却是日本确保自身在东亚域内之核心地位的重要途径，以避免日本在同盟关系中出现遭「抛弃」的窘境。依「攻势现实主义」的命题假设所导出之论点思考，当世界某区域国家争夺霸主地位的时候，美国作为利益遍及全球的「覇权国」，无法置身事外；倘放任他国坐大，下一个受害者即是美国自身；此时，最佳的因应策略是支持区域霸主争夺战中势力较弱的一方。据此可解释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选择再续「美日同盟」之理由，但身陷结构性经济衰退泥淖中的日本，对美国希望扩大「美日同盟」，共同因应区域安全问题并承担责任的期待，恐将「心有余、力不足」。因此，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相较于日本，中国对美国而言更为重要。但相对的，日本在「美日同盟」中，亦摆荡在「抛弃」和「牵连」两个概念间。无可讳言，新版《防卫计划大纲》的提出，清楚地表达出日本对中国崛起的「悬念」，但此非意味经济与中国产生互赖的日本能与中国为敌，但如何解决美、日间的「同盟困境」实为今后日本落实新《防卫计划大纲》中之战略想定的重要课题。
因此，日本须意识到世上不存在与美国对等的盟国，当务之急非调整「小伙伴」的身分，与美国寻求对等同盟关系的建构，而是思考如何定位自身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角色，并将此转化成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目前虽仍是美国在东亚区域安全上的最重要伙伴，但《防卫计划大纲》的修订并未立即解决美、日间的「同盟困境」，日本须以行动与实力证明自己能扮演美国在东亚区域安全中的「责任承担者」角色，以防美国在东亚域内另觅伙伴。
沿此方向思考，寻求与韩国建立更紧密的安全关系，为日本加大安保战略纵深的有效途径之一。专研朝鲜半岛问题的庆应大学教授小此木政夫直指日、韩两国为「孪生国家」（双子国家），应建立良好的竞争伙伴关系。而美、日正思考如何突破日本殖民韩国历史的障碍，在新的「共同战略目标」将韩国纳入区域防卫合作架构内，加强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以因应中国、北韩所构成的东亚安全新挑战。1月10日，日本防卫相北泽俊美访问首尔，与韩国国防部长金宽镇就日本自卫队与韩军签订《军事情报保护协议》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议》达成共识。因日、韩已各自与美国签署GSOMIA与ACSA，未来日、韩签订此两项协议后，不仅可形成美、日、韩三边的军事情报合作，亦可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等海外派兵时，相互提供军需物资和劳务。日、韩跨出安保合作的步伐对催生「美日韩同盟」饶富意义。
（三）结语
战后，美国虽与日、韩建构坚强的同盟关系，日、韩间却因日本「宪法第九条」有关「集体自卫权」行使的限制、日本殖民朝鲜半岛的历史问题及独岛（日称「竹岛」）主权争议等问题限制两国安全合作关系的发展。日本外相前原诚司亦在1月14日首度访韩，力促日、韩合作关系应由经济与文化扩及安全领域，前原外相接受韩国《每日经济新闻》访问时，向韩国呼吁，希望两国在安全领域亦能建立同盟关系。惟日本表达的露骨，韩国却接的含蓄，担心日、韩若「高调」强化军事安保合作，将「刺激中国」，从而加剧紧张局势。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东亚研究室主任刘江永认为，日、韩建立类似美、日同盟关系的可能性不高，但有可能朝松散的联盟形式发展。在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中，美、日、韩三方同盟一体化，各方皆能获利，但日、韩存在地缘政治上的竞争关系，双方在联盟形成的过程中，将不时出现同床异梦的窘境。
然而，因驻日美军基地中，有七处肩负美、韩联军司令部基地任务，朝鲜半岛一旦出现紧急情况，美军须使用日本境内基地。若日、韩未签订GSOMIA与ACSA，美军作战将受阻。因此，2010年12月，美国参谋总长穆伦访韩时强调日本参与美、韩联合演习及扩大日本角色的必要性。整体而言，日、韩为美国因应中国与北韩对东北亚区域之安全挑战的重要伙伴，若能将拥有市场经济和民主主义价值观的韩国和日本纳入美国主导的区域安全框架内，进而形成强有力的安保「铁三角」，可使美国继续在东北亚域内维持「离岸平衡者」的地位。其间，避免东亚出现冲突为美国的最高利益，而日、韩亦将在历史情结与现实利益的矛盾中，逐步建立「多边安全合作联盟」。